引子-正文-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现当代名著网

    我所说的百年中国，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至今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红楼梦》里叙述贾家的来历，说自国朝定鼎以来，赫赫扬扬，已历百载。国朝定鼎当然指的是清兵入关，是为1644年，至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甲戌本的底本是1754年的再评本，已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上推十年，是1744年(约为雪芹撰写是书的时间)，距1644年恰好一百年。而《红楼梦》研究，如果从 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开始，也有快一百年的历史了。
    这一百年的中国，闹闹嚷嚷，不可终日；这一百年的红学，也是闹闹嚷嚷，无有竟时。《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注——“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是百年中国的写照，也是百年红学的写照。杜甫诗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陈寅恪亦有诗云：“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此日欣能献一尊，百年世局不须论”参见《陈寅恪诗集》第126、127、10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百年中国的事情许多都说不大清楚，百年红学的事情又何尝说得清楚?潘重规先生写过《红学五十年》、《红学六十年》，我本人写过《红学三十年》。现在该有人来写《百年红学》了。
    上篇“遥望长安花雾隔，百年谁覆烂柯棋”
    百年红学，都有些什么值得记忆的事情呢?这里用得上《红楼梦》第六回作者自叙结构之难的一句话：“按荣府中一宅人口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百年红学的事情，比荣府的家政要复杂得多。只好举其突出之点，略志梗概。
    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故实值得注意。
    第一，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中国是学术大国，传统学术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新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至清代朴学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一些萌芽。因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中国传统学术是不重知识论的，也可以说有道德传统，少知性传统。但到了清中叶，传统学术的道德传统有了向知性传统转变的迹象。章太炎称清儒的治学方法有六；一曰审名实，二曰重佐证，三曰戒妄牵，四曰守凡例，五曰断情感，六曰汰华辞参见《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下》，《章太炎全集》第四册，第1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把断情感作为治经的六法之一，说明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已经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作用。而按照梁启超的说法，盛清学者的独异之处，是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尝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参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因此我们说中国学术至清中叶已经开始有了现代学术的萌芽，可以得到理据的支持，但也只是萌芽而已。真正现代学术之开端还是在晚清，欧风美雨袭来，学人产生追求学术独立的自觉性，并试图用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反思固有学术，寻求新解。
    这一转变的时间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1898年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参阅拙稿《文化托命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载《中国文化》第六期，北京三联书店、香港中华书局、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联合出版。。其中尤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最具有学科的代表性，是学术史上文学评论一门第一次引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时间上，《红楼梦评论》比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早十三年，比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早十七年。如果说王、蔡、胡分别为红学的小说批评、红学索隐、红学考证建立了学派的典范，那末王静安先生的《红楼梦评论》不仅为红学的小说批评建立了典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具有奠基的意义。
    第二，回顾百年以来的红学，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异的现象，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卷入红学。有的是自觉卷入，有的是被迫卷入，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误入。王国维之外，蔡元培、胡适之、陈独秀、顾颉刚、俞平伯、吴宓等，都写过研究《红楼梦》的专著或单篇论文。“五四”前夕，吴宓、陈寅恪、汤用彤、俞大维在哈佛留学，当时中国学生会曾举行过学术聚会，请吴宓讲《红楼梦》，后来这篇演讲以《红楼梦新谈》为题，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演讲时间为1919年3月2日。3月26日陈寅恪为这次演讲题词，写了一首七律：
    等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霄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呛神。原载《雨僧日记》，《陈寅恪诗集》收入，载于第7页，写作时间署“1919年3月”。原诗第四句后面有注：“虞初号黄车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