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以名学的缘由（4）-正文-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现当代名著网

    考据学在清代达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通过设博学鸿词、开四库馆牢笼知识分子的文化政策有关，学者们沉潜古义，以处为出，既有益于学术，又可以自保。如章太炎所说：“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媮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卷四：《学隐》，《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另一方面，以考据为其特征的清代汉学，又是直承宋明理学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学末流而来，虽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却是中国学术发展之必然。早在明朝的嘉、万年间，陈第撰《毛诗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风，提出“本证”、“旁证”的原则。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之前，杨慎著《丹铅总录》及《升庵内外集》，也以考证事物见长，随后又有陈耀文的《正杨》、《翼杨》等书，继续加以辨证，开了考证学的先河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顾炎武则进一步发挥之，所谓“亭林之学，成于责实”(包世臣语)，终于为专门汉学的兴起准备下坚实的地基。只是到了后来，繁琐日甚，始于考据，止于考据，完全丢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把考据和义理对立起来，这已是汉学的末流了。同时代人章学诚已发为抗议，批评当时的风气“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第8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显然单纯的汉学已不能满足我国学术发展的需要。回过头来看，还是戴震和章学诚的态度和方法比较允当，既纠正了宋明儒末流的凿空之弊，又避免走向考证就是一切的极端，将义理、考据、词章结合起来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披露，戴震开始认为：“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来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这一转变，说明戴氏学术思想是义理、考核、文章三者并重，而尤突出义理的地位。见《戴震集》附录三，第48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兼顾并用，实为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今天仍值得弘扬。
    章炳麟把清儒治学原则归纳为六点：一、审名实；二、重佐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情感；六、汰华辞。《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这六点既是考据的原则，又是考据的方法，对学术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广义地说，文史各学科均离不开考证，并不是只有研究《红楼梦》才需要。那末，为什么还要说红学之为红学与考证有关呢?问题在于，《红楼梦》不是一般的作品，我们前面指出的诸种特殊性，特别是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使得红学考证显得格外必要。研究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弄清楚对象的性质，如果《红楼梦》是谁写的，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些是后人妄改，何者为脂批，何者为正文，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哪些异同，这些基本问题不分辨清楚，红学就失去了稳定的对象，一门学科的形成便无可能。另外几部古典文学名著虽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迄无定论，《水浒》的成书过程也相当复杂，但情形都不像《红楼梦》这样严重。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须借助于考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的：“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89页至190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现在看来，胡适这些话并没有错，至于他的具体结论是否正确，方法上存在哪些毛病，是另外的问题，下面几章我要具体谈到。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写于1921年，依时间而论，比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晚了四五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6期，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但索隐派红学没有考证派红学的攻伐则影响不彰，所以真正的红学——成为一门学问的红学——应从胡、蔡论战算起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一文说：“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按潘说极是。详见潘著《红学六十年》第1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从那以后，红学长时间都是考证派的天下。一些学者为红学所吸引，许多治文史的人关心红学，大都是红学考证的影响所致，因为考证容易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研究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固然也需要考证，但没有像《红楼梦》运用得这样集中，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考证的语言跟一般的论述不同。我们读俞平伯考证《红楼梦》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那是另一番笔墨，另一番特色，另一番心思。考证文章如写得好，很有味道，本身就有欣赏价值。我认为考证对于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有功不可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