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我有何“不能”！-正文-刘心武现象面面观-现当代名著网

    电话中，刘心武声音略显疲惫，面对外界的赞扬与批评，表现得非常平静，他说，对自己的研究有着基本自信，并立志要将“秦学”进行到底。
    撰稿／罗栀子
    究竟如何看待刘心武的红学研究？如何看待如今的红学热？近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在北京家中的刘心武。
    “秦学”或秘史
    记者：为什么您的讲座和书能吸引这么多观众、读者？
    刘心武：没想到我花甲之后，还能被诸多人士赐以如此的关注，我整个的心情，确实必须以欣慰两个字来概括。我认为不能强迫年轻人去读中国古典名著。最好是先让他们觉得有趣。我在《百家讲坛》上采取“悬疑式”的话语方式来讲《红楼梦》，目的之一就是唤起人们阅读的兴趣。现在的确有一批年轻人因为听了这个讲座，看了这本书，产生出了阅读和探究的兴趣，这让我很高兴。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研究是在以政治解读文学，看您的书好像在看秘史，因此大受欢迎。您是怎么看的？
    刘心武：对于我的研究，有的人误解了，以为我只研究《红楼梦》里的秦可卿这一个人物，或者我只把《红楼梦》当成一部清代康、雍、乾三朝政治权力的隐蔽史料来解读。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因为我还没有讲完，所以许多人误以为我把《红楼梦》完全解释成一部政治小说。我的看法是：曹雪芹有政治倾向，有必要分析解读他的政治情绪；但曹雪芹又终于超越了政治，使《红楼梦》成为一部高于表达政见的，充溢着更高层次的人文情怀的书，我将在讲座下半部里汇报自己这方面的研究心得。这个月底，《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第二部也将由东方出版社推出，相信支持我、鼓励我的红迷朋友是乐于见到的。
    记者：现在，您的“秦学”也被人们广泛关注，您能为大家解释一下“秦学”吗？
    刘心武：我的“秦学”研究绝对不是对秦可卿一人的研究，通过她，会涉及到许多人。这属于探佚学范畴。我主要从金陵十二钗的最后一钗秦可卿出发，来进行探佚。我的探佚主要是集中在秦可卿的真实出身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我要探究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我探佚的结果就指出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被废掉的太子的女儿。这个探佚的意义是什么呢？有4个层次的意义，第一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写《红楼梦》所处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背景。第二个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他的家族命运的起伏跌宕。第三个层次可以从中了解曹雪芹本身的命运。第四个层次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层次，就是要了解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他的艺术思维他的创作心理。
    从十多年前开始，我就把自己的研“红”心得发表出来，现在已经出了5本内容不断更新发展的书。我的研究得到前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悉心指导，也得到像陈诏先生那样的通家的善意批评，当然更有许多读者的支持，以及传媒的关注。当然，我还只是一个“红学”的票友，不过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红”轨迹，“秦学”的提法应该说是水到渠成。
    掌声或“臭鸡蛋”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您的研究确实以全新的思路开拓出“红学”的另一维空间又借助大众媒体和演讲的形式促进了红学研究的民间化发展间接帮助了传统文化瑰宝的普及和传承以及学术自由风气的培养。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研究的？您认为自己是红学家吗？
    刘心武：不敢称“家”，算是一个平民红学研究者吧。之所以说算是平民，是因为我不是红学研究所等专门机构的成员，跟红楼梦学会没关系，没有红学方面的职称，也不是大学里讲授这方面课程的教授，在某些（当然不是全部）那方面的人士，尤其是个别红学权威看来，我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我的全部论说都是“外行话”。当然，我和另外许多平民红学研究者有不一样的地方，我毕竟算是一个有知名度的作家，跟他们比，我有一定的优势。
    我在讲座中引用了袁枚的两句诗：“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常用这两句诗鼓励自己。我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能够进入名牌大学，没有能受到正规的学术训练，先天不足，弱点自知，但是我从青春挫折期就勉励自己，要自学成才，要自强不息。我为自己高兴，因为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成为了一个作家，除了能发表小说、随笔，我还能写建筑评论，能涉足足球文化，并且，经过十多年努力，还在《红楼梦》研究中创建了秦学分支。我只是一朵苔花，但是，我也努力地像牡丹那样开放。我们的生命都是花朵，我鼓励自己，也把这样的信念告诉年轻人，特别是有这样那样明显弱点和缺点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要清醒地知道，相对于永恒的宇宙，我们确实非常渺小，应该有谦卑之心；但是跟别的任何生命相比，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我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评、平等的争鸣与热情的鼓励中，努力把自己的这朵花开成浑圆。
    记者：您的讲座和书在得到不少掌声的同时，也有不少批评。您是怎么看待这些批评的？
    刘心武：因为家里有病人，最近比较忙，因此也没仔细看最近的这些批评。等有了比较空闲的时间，我会集中起来一一细看。
    但是，我注意到胡文彬先生在《新京报》上对我的批评里，有一句话实在读不懂，现在引出来请教大家：“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承蒙胡先生还允许我在家“猜谜”和写出著作，但他宣判我“不能”，即“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我自己怎么能想到中央电视台去“宣传”就“宣传”了呢？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邀我去录制节目，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怎么“不能”接受邀请呢？而且节目录制后也不是我想播出就播出的，是不是？2000年我还曾应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邀请，赴伦敦进行了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呢，我除了在家里研究和写书，怎么就“不能”到公众中去讲我的观点呢？再说，把我的研究简单地概括为“猜谜”，也是不准确的。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有位戏剧家叫梅耶荷德，他对一位文学艺术家的成功标准是什么，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认为，你一个作品出来，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那么你是彻底失败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坏，那么你当然也是失败，不过这说明你总算还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如果反响强烈，形成的局面是一部分人喜欢得要命，而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那么，你就获得真正的成功了。后来有人夸张地将他的这一观点称之为“梅耶荷德定律”。我忽然想起“梅耶荷德定律”，是我觉得按他那说法衡量，自己这回像是获得成功了，但我真的获得成功了吗？说真的，我还没自信到那个份上。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的滋味，我确实是尝到了一些，这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应该是一种锻炼。
    红学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要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允许“行外”的人说话。我在讲座里引用了蔡元培先贤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当然，面对聚讼纷纭的学术争议，又要坚持独立思考，不必苟同别人的见解，在争议中从别人的批评里汲取合理的成分，不断调整自己的思路，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
    对于我在“红学”方面的研究，我有着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当然，我也一直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能以为真理就只在自己手中了；千万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广采博取，从善如流，欢迎批评，不断改进。
    “红学热”实或虚
    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红楼书”一下子出了50多种，在网上更是热闹。打开百度，输入“红楼网站”，出来627000个页面，输入“红楼梦网站”，出来970000个页面。其中大部分网站都是普通“红楼迷”建的。你是怎么看待这股红学热的？
    刘心武：我的书能热卖，和主流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但《红楼梦》能“热”，归根到底是由其本身魅力决定的，它从来都是中国文学的集大成者，以丰富的文化底蕴成为文学顶峰的象征性标杆，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奇书，无论是从爱情、人生、政治等方面，都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
    在我眼里，“红学”能热当然是好，这比日本漫画热、韩国影视热、哈利·波特热、美国大片热更舒服一些。一个民族，它那历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在无尽的时空里体现，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形式，就是体现在其以母语写出的经典文本中，正如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之于英国人。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魂魄的一部分。阅读《红楼梦》、讨论《红楼梦》，具有传承民族魂，提升民族魂的无可估量的意义。
    记者：但也有不少评论认为，这股红学热是虚热，是红学的“大跃进”，大众的文学狂欢。“红学”作为一个学术的东西，它并没有“热”，表面上是出了一大堆书，但很多书根本就是把旧书改头换面之后重新出版，一点新的东西都没有，眼下的现象很可能就是一种“红学泡沫”。红学是不可能大众化的，它是少数人的东西。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您曾说，红学的生机在民间，事实根据何在？
    刘心武：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这说明，红学研究不仅应该，而且已经逐步成为了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现在的态势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民间红学的水流旺起来，畅起来了——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努力的结果，是若干民间红学研究者与专业人士共同奋进的成绩。
    关于红学究竟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或者说是在“升虚火”，对红学做出宏观判断，不是我这样的一个“红学票友”所能承担的。我就是自己喜欢《红楼梦》，作了点研究，研究的成果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就给他们出版，电视台邀请我去录制讲座，开始我一再推辞，但是他们一再诚恳地邀请，也就去录制了节目，如此而已。如果说现在红学不是真繁荣，我不是相关责任人，问责问不到我这样的“票友”身上。好比一种戏曲现在不繁荣，或者出现了“假繁荣”，你不能去跟“票友”发火，向“票友”问责，如果出来指责的是专业人士，那就真让人发愣。希望指责“假繁荣”的人士，赶快营造出真繁荣来，让公众共享。
    记者：有不少人说您已经江郎才尽，写不出好的小说，因此在《红楼梦》中寻找新的生长点，是这样的吗？
    刘心武：我并不认为我进行“红学原型”研究是不务正业的行为。我对《红楼梦》作原型研究，就是为了学习曹雪芹把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曹雪芹教会我，要有政治倾向，但到头来要超越政治；要尊重真实，但要会进入艺术想象；要有宽广的人道情怀，但又不能回避人性的诡谲。
    至于说我写不出小说，那更是别人对我的误解，其实我一直在发表小说。我最新的小说集《站冰》去年夏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里面写的主要是外地到北京的民工的故事。今年我已经发表了两个短篇小说。从去年到现在我已经出了17种书。像《心灵体操》，是很贴近现实的随笔集，今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我仍在创作，只是目前我的小说远没有在央视讲《红楼梦》那么引人注意。我的红学研究当然凸显着我的个性。
    记者：《红楼梦》研究与您的写作是不是有冲突？
    刘心武：我努力去体会曹雪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路数，从中汲取营养。我对自己作品，最珍爱的是《四牌楼》，这部长篇小说就饱浸着《红楼梦》的汁液。
    此外，我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等，可称为“‘红学’探佚小说”。这种“学术小说”可以说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它与一般的虚构小说是有区别的，在这些小说中，我都严格地做到：人物、情节、细节或者有《红楼梦》前80回的正文依据，或有脂砚斋批语的依据，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论文的成果为依据，本来应该在小说后列注一一指明，考虑到对一般读者来说会觉得烦琐，影响顺畅阅读，才没附详注，但都在后面有概括的说明。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和研“红”不仅没有什么龃龉之处，倒有鱼游春水之乐。
    记者：有人认为您现在将精力放在研究《红楼梦》上是放弃了关注现实，是一种不务正业。您怎么看？
    刘心武：《红楼梦》包含着博大精深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普及宣讲《红楼梦》与当年写《班主任》同是一种现实关怀，并无矛盾，更无所谓“堕落”。
    来源：《新民周刊》（2005年1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