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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做天子:新规则带来的大混乱(1)
东汉中平六年夏四月丙辰,即公元189年5月13日,三十四岁的灵帝在他母亲——董皇后的寝宫——洛阳南宫嘉德殿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身旁只有一名宦官,时任小黄门之职的蹇硕从灵帝手中接过了遗诏。有关这份遗诏的内容,想必董后也已经了然于心了吧!
皇帝的母亲还是皇后,而不是太后,这未免有些不合常规,但却是事实。皇帝驾崩前,没有召集自己的大臣们,嘱托一下自己身后应注意的国家大政方针,这总是让人费解的事情吧!而灵帝生前又没有立太子,那份遗诏是否关涉新君继立,蹇硕没有及时公布,大家也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便是确定谁来登基。
按理说,这本该属于国家政治中的大事情。可是,从东汉和帝至灵帝的一百年间,却变公为私,成了纯粹的“家务事”,料理过这桩家务事的有三种人,他们是:
后宫的女主子——旧朝的皇后、新朝的太后。
女主子的父兄。作为外戚,他们通常在“家务事”中要扮演出谋划策的角色。因此,我们在史籍中就会看到,凡是记录有关新君继立的事情,就会出现一种固定的书法,即后与兄某某“定策禁中”,也就是说新皇帝的位子由谁来坐,这两种人就可以商量定了。
此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宦官。百年间他们在新君继立上也出过面,那还是在安帝延光四年(125)十一月二日(公历12月14日)的时候,由中黄门孙程为首,十九名小宦官“聚谋于西钟下”,发誓改变阎太后和其兄长车骑将军阎显迎立外藩继统的计划,要把废太子刘保重新扶上皇位。十一月四日(公历12月16日)夜,孙程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斩杀数名大宦官后,控制局势,拥戴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显虽试图反扑,但终无所成。孙程等十九人因此举,皆封侯。
可见,皇帝的继立已经脱离开了法定的程序,甚至还要出现暴力夺权的事件,显然是不正常了。而百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十位皇帝,这十位皇帝继位时年龄都不大,最大的是桓帝,十五岁;最小的是和帝之子殇帝,还在襁褓中就被抱上了朝堂,供百官朝拜。
之所以如此,范晔在《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序》中说得就很明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所谓“皇统屡绝”,是说皇帝没有子嗣,也就没有了接班人。这从和帝开始就有了先兆,和帝十岁登基,在位十六年,虽然有过很多皇子,但都早早地夭亡了,皇室自身无法找到病因所在,情急之下,索性把新生的皇子们寄养在民间,后来似乎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灵帝的皇子辩就是在一位有些法术的“史道人”家里长大的。而和帝直到驾崩前才勉强保住了一个百日大小的男婴,算是可以继统了。但婴儿还没到呀呀学语的时候,就告别了人世,和帝一脉自此断绝。
不过,这并不是多么要紧的事情,毕竟皇族还很壮大,新皇帝可以从皇族成员中产生。要紧的是,选定新皇帝的太后和外戚迷恋上了幼主登基、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模式,虽然他们会受到来自于制度层面的惯性干扰,尤其是东汉前期的当政者基于对前朝政治失误的自觉反思,明确规定了后族不得参与政治,使得他们在政治领域中一度还有所克制,像明帝时的马皇后尚能出面限制马氏兄弟的参政、封侯;和帝时外戚窦宪还需借尊崇太傅邓彪,变相地来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等。可是,太后、外戚一经控制了新君的继立,就完全可以确立天子对他们的依附,而天子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绝不能因为他年幼无知就可以被臣下否定的。手中有了天子这样的砝码,太后等人就没有必要去屈从于制度的摆布,而反过来就摇身一变成了皇权的代表,制度就可以为己所用了。
更需注意的是,太后临朝称制,却认为自己要和朝臣们在一起商议国家大计,是不成体统的事情,便让身边的宦官作了传声筒。宦官们一经有了这样的机会,摇身一变就成了现实皇权的代言人,正所谓“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宦官专权又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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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9 11: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