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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各个击破——孔明安居平五路


    这个智谋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刘先主遗诏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刘备新亡,称帝不久的曹丕乘机联络五路大军伐蜀,想成就统一大业。这五路兵是:一、辽西(今辽宁义县西)羌兵十万,先从旱路取西平关;二、南蛮王孟获起兵10万,攻打益州(今云南晋宁东)、永昌(今云南保山)等郡;三、孙权起兵10万,攻两川峡口,径取涪城(今四川三台西北);四、降将孟达起上庸兵10万,西攻汉中;五、曹军以大将军曹真率兵10万,攻打阳平关。50万兵马五路来犯,蜀国闻此消息,上下惶惶不安,倾国之危,迫在眉睫。这时诸葛亮却推病不上朝,数日闭门不出。这可急坏了众君臣。后主刘禅亲自去亟相府探望,却见诸葛亮正在池边悠闲地观鱼。原来诸葛亮这几日正闭门考虑退兵之策,他告诉焦急万分的后主:“陛下不必忧心,四路大兵我已退了。惟东吴一路,我正考虑派谁作使者前去,退之容易!”刘禅一听大喜,这才放下心来。
    真是神了!诸葛亮安居不动就能退数十万大军?原来诸葛亮不愿泄密,故瞒住了朝中百官,而他实际上已在运筹帷幄、暗里调动兵马,以不同方法去震慑各路兵马。诸葛亮究竟是怎样安然击退五路敌军的呢?
    蜀大将马超世居西川,在羌人中威信极高,被称为“神威天将军”。诸葛亮星夜传檄,令马超伏四路奇兵,镇守西平关。西番兵出西平关,见到马超,不战自退,吓回去了。这是第一路兵马。
    南蛮孟获兵马强悍,但他们生性多疑。诸葛亮派人飞报大将魏延,令他率领一军左出右入、右入左出,以疑兵之计阻击孟获。孟获见到蜀兵四出调动,以为主力兵马在此,撤退回洞了。这是第二路兵马。
    叛将孟达,诸葛亮了解到他与李严曾结生死之交,故他派人送了一封李严的亲笔劝诫信给孟达。孟达接到信后,兵马走到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这是第四路兵马。
    阳平关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诸葛亮谴调赵云引一军把守,守而不战。曹真率大军无法攻破,只好折道而回。这是第五路兵马。
    关于第三路东吴之兵,诸葛亮后派邓芝为使者前去说项。邓芝从容不迫,向孙权陈述了联蜀对魏的利害,孙权为之所动,又见其它几路兵马都不战而败,他干脆没再发兵。
    一场气势汹汹的五路兵马来犯,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军师诸葛亮兵不血刃地消解于无形之中了。
    [评析]
    看起来十分强大的敌人被诸葛亮化于无形之中,这里他使用了“各个击破”的计谋。但各个击破的前提是了解每一个对手。诸葛亮对五路兵马有全面的了解,比如蛮兵的多疑、羌人的敬马超如神、东吴的首鼠两端、孟达的叛将心理、曹真进兵的天然障碍等,进而对症下药,所以能“药到病除”。这里应该说还有一个知己知彼的战略素养的问题。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各个击破之例说——康熙平定三藩之乱
    按左携右并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有主次、缓急之分,有重点打击对象的。清康熙帝平定三藩,就是抓住主要敌手,各个击破的。“三藩”是指顺治年间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开始,他们奉命南征,击败南朝政权及农民起义军余部,其权势也随之恶性膨胀,成了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地方割据势力,危害着国家的统一。当时有“天下之财赋,半耗于三藩”的说法。三藩之中,吴三桂的势力最大,他割据云南,圈占民地,抢掠人口,苛捐杂税,鱼肉百姓;并招降纳叛,广植党羽;其选官、练兵,都不让朝廷过问,用财开支,不受户部限制。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拒绝朝廷撤藩的旨意,发动了叛乱,接着,耿精忠、尚可喜也树起了反清的旗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藩之乱”。三藩之乱爆发时,康熙帝仅20岁,他虽年轻,但机智过人。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出色地指挥了这场大规模的平叛斗争。康熙亲自制定了重点打击吴三桂,争取其他叛乱者中立、投降的作战方针,并利用耿精忠与台湾郑经的矛盾,招降了耿精忠。1677年尚可喜忧愤而死,其子尚子信也因与吴三桂矛盾尖锐,在清军的进逼下,向朝廷投降。1678年,吴三桂在内外交困中死去。一场席卷10省、长达8年的三藩叛乱终于被平息。
    各个击破之例说——石达开巧破敌水师
    1854年冬,曾国藩率湘军水师顺长江而下,直奔湖口。石达开奉命督领太平军在湖口江面布防,迎击湘军。湖口,位于长江入鄱阳湖之口,上通楚北,下达皖南,素有“七省通衢,三江门户”之称,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军在湖口江面设置了一座巨大的浮筏,筏上环造木城,设立望楼,有数百名官兵把守,浮筏两侧还有许多炮船守护。太平军凭借这个水上堡垒粉碎了湘军多次进攻,曾国藩恼羞成怒,倾其全部水师与太平军决战。经8小时激战,太平军击毙了近千名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浮筏被突破。这使得从长江进入鄱阳湖的通道出现了缺口,敌一经由此长驱直入,将会对太平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石达开并没因作战失利张皇失措,经过冷静思考,一个扭转败局的良策在他头脑中迅速形成。
    原来湘军水师是由大小不同的两类战船组成,大船叫“快蟹”、“长龙”,比较笨重,船上配有重炮,可屯放辎重,用于远程轰击和保障后勤供应;小船叫“三板”、“四板”,没有篷盖,每船有20多把桨,三五尊小炮,运行灵便,是主要的攻击力量。这两类战船只能互相配合作战而不能分离。石达开还敏锐地意识到,曾国藩骄横轻敌,求胜心切,战局发展有可能使其轻便船只脱离大船编队,首先闯入都阳湖。因此,只要相机封锁江面就能将敌大船与小船相分割,实施各个击破。于是石达开下令,浮筏缺口暂不修复,原地监视敌人动向。
    果不出所料,曾国藩把石达开的诱敌策略看作是太平军无力抵抗的表现’,他命令120多艘小船运载3000多名水兵从浮筏缺口全部冲入都阳湖中。石达开见敌中计,便立刻下令封锁江‘面。一夜之间,湖口江面神奇地出现两道浮筏,将敌水师船队拦腰斩为两段。同时,几十只太平军小船满载柴草、硝药冲进湘军外江船队放火。刹时间,湖口江面烈焰滚滚,火光冲天,恰似当年的吴魏赤壁鏖战。湘军大船由于失去小船配合,运转不灵,混乱不堪,被烧毁大半,余者仓惶遁逃。冲入鄱阳湖的湘军轻便小船得知外江船队被烧,急忙掉头回援,这时退路早已被堵,在太平军猛烈攻击下,遭到了与大船同样的下场。湖口一战,太平军大获全胜,进而扭转了西征战局。
    各个击破之例说——蒋介石各个击破战军阀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在北京开会,到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报告祭”。8月9日,蒋又派特使到奉天,劝张学良把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至此,蒋宣布中国“统一告成”。
    其实,蒋介石统一中国,只是各军阀问表面的暂时的“联合”。实际上,当时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能控制的地区只有东南五省。全国数十个国民党新军阀都拥兵自重,各霸一方,根本不听蒋介石的号令。这其中四个势力最大的新军阀是:占据着鲁、豫、陕、甘一线广大地区的冯玉祥;控制着山西省和平津地区的阎锡山;拥有广西、湖南、湖北三省和华北一些地区的李宗仁;统治着东北四省的张学良。
    1929年1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决定将现有的84个军,计272个师,裁减为65个师60万人。这次会议,蒋大谈“裁军”、“统一”、“集中”、“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实际上是想用和平手段夺取各个军阀的军权,企图一举收拾蒋系以外的军阀实力派。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靠兵起家的“统帅”们,都懂得“有兵才有一切”的道理,因此对蒋介石的所谓“裁军”、“统编”都冷眼相看,不予支持。
    蒋介石看到用和平的手段收服各路“诸侯”不可能,便决心利用各军阀之间的矛盾,用武力各个击破,实现“统一”。
    他首先把矛头对准桂系军阀李宗仁,因为李宗仁当时占据武汉,对蒋氏政权南京政府的生存威胁最直接。
    1929年2月下旬,蒋军开始压迫武汉桂军。李宗仁慌忙化装逃出南京,潜往上海。3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开除李宗仁的党籍,下令讨伐挂系,蒋桂战争爆发。由于交通断绝,李宗仁不能及时赶到武汉。面对蒋系刘峙十万大军,桂系军心动摇。蒋介石不失时机,派人前往武汉策反。不久,武汉桂系黄陂前线指挥官李明瑞宣布“服从中央”,回师讨伐武汉。前军李明瑞倒戈,使武汉守将夏威等人十分惊慌,匆忙中作出决定:放弃武汉,向西退却。蒋介石眼看形势有利,亲赴武汉坐镇,命令军队追击。夏威等人看大势已去,不得已通电下野,余部却被蒋军缴械收编。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派人带着巨款赴河北策反桂系将领,果然也找到了反叛者。桂系河北守将白崇禧只好逃回广西。蒋介石乘胜追击,派大军进剿广西。5月中旬桂系兵败,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蒋桂战争以蒋介石大获全胜而告终。
    当蒋介石把枪口对准李宗仁的时候,为了稳住冯玉祥和阎锡山,使他们不插手,蒋拉拢冯、阎对武汉起兵。冯、阎虽未出兵,却通电“服从中央”,其实是想坐山观虎斗。可是,李宗仁惨败后,蒋介石就立即把枪口调转过来,第二个指向便是冯玉祥。
    为了制服冯玉祥,蒋介石还是使用老办法,先拉拢阎锡山,使之保持“中立”;又用离间收买桂系将领的同样手法,策反冯玉祥的部将。5月22日冯军部将韩复榘、石友三通电“服从中央”。蒋介石立即下令讨伐冯军,像对付李宗仁一样,开除冯玉祥党籍,还发出“通缉令”,缉拿冯玉祥。冯玉祥勉强挣扎,率军自卫,然而终因四面受敌,加之军心涣散,无法继续抵抗,只好通电“下野”。
    冯玉祥兵败,去投靠阎锡山。阎锡山见冯玉祥来投靠自己,以为冯军也归附于自己了,感到自己的力量增大了,不由得洋洋自得。此时,在阎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用冯军打头阵去对付蒋介石,然后不失时机,夺取国民政府第一把交椅。于是,9月17日,阎锡山夜会冯玉祥,约定西北军先进攻蒋军,晋军随后接应。冯欣然应诺,遂命令西北军孙良诚、宋哲元立即率军出潼关讨蒋。
    从上海滩交易所熏陶出来的政客蒋介石,对阎、冯的上述活动了如指掌。为了战胜阎、冯,蒋依然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他突然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司令。阎吃了块肥肉,便违背与冯玉祥的“合约”,在西北军反蒋时,阎命令晋军坐山观虎斗,结果在力量单薄又无援兵的情况下,西北军全部溃败。冯玉祥十分生气而又无可奈何。
    蒋介石连胜李、冯二军之后,实现独裁统治的决心愈加坚定。因此在收拾了西北军之后,他气焰万丈,枪口一转,又对准了阎锡山的晋军。
    此时的阎锡山才彻底明白过来,蒋介石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对他们各路“统帅”,是一个也不会放过的。阎感到非常恼火,。大叫:“居然逼到我的头上来了!”1930年2月28日,阎锡山到五台建安村亲自接冯玉祥到太原,联合召开军事会议,决心全力倒蒋。阎锡山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封冯玉祥、李宗仁为副司令。4月1日他们三人同时宣布就职,通电讨蒋。蒋介石似早有准备。蒋又宣布永远开除阎锡山党籍,并立即下令讨阎。一场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在中原大地上展开了。
    中原大战,东起山东,西到襄樊,南及长沙,北至河北,双方动员了100多万军队互相斯杀,数千里的战线上,炮声隆隆,刀光闪闪。战争初期,阎、冯、李联合作战,占有明显优势。晋军、西北军连克济南、商丘,逼近徐州、蚌埠;桂军也攻克长沙、岳州。然而,蒋介石充分发挥了他的优势: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中央名义封官许愿,策反阎、冯、李的部属;有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经济支持,可以用金钱收买阎、冯、李的叛将。很快,在阎、冯军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叛将。由于这些叛将的倒戈,战争便进入僵持状态。双方都在寻找击败对方的突破口。
    这个时候,东北的张学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前,张一直拥兵不动。在蒋与阎、冯、李军事对峙处于僵持状态下,可以说,张的向背决定着交战双方的胜败。因此双方都在极力拉拢张学良。阎锡山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蒋介石则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不仅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并许他以河北、山西、山东部分地盘,贿以3000万元巨款。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张学良突然于1930年9月18日通电“拥护中央”,进兵关内,进而占领平津。
    由于张学良从背后威胁冯、阎,冯、阎军内开始分化瓦解。冯部将石友三通电拥蒋,杨虎城哗变宣布占领西安。前线的冯军全线溃败,部队为蒋军收编。阎锡山见势不妙,慌忙退缩山西。阎、冯只好通电下野。南边的李宗仁也在衡阳吃了败仗,退回广西。
    10月中旬,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全胜而结束。
    各个击破之例说——张云逸集中兵力各个击破1940年3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居然兵分三路向新四军驻津浦路西定远县大桥镇的江北指挥部发动突然进攻。敌人的具体部署是:由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纠集驻安徽的桂系第一三八师一部和第十二游击纵队及保安部队共3000余人组成北路,从定远高塘铺由北向南发起进攻;由国民党皖东专员李本一率领第十游击纵队约2000人组成的南路,从古河由南向北推进;另一路,由国民党地方保安团和土顽谢黑头的部队组成,向新四军驻青龙厂的江北游击纵队新八团进攻。敌人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三面合击,一举消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第四支队司令部及其后方机关。
    由于敌人的行动诡秘,沿途严密封锁消息,因此,新四军侦察到确切情况时,敌人的一部先头部队已经迫近池河南岸,直奔大桥镇而来,距新四军的江北指挥部仅有一水之隔了。情况十分紧急。
    这个时候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各团部分散在各地,有的离江北指挥部很远,难以收拢,而江北指挥部的作战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与此同时,苏北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也积极调动兵力,准备向津浦路东的新四军第五支队发动进攻。这就是说,在第四支队指挥机关处境困难的时候,惟一可以调动的第五支队也无法前来支援。这一切对新四军驻皖东部队的生存和发展是个严重的威胁。
    张云逸临危不惧,镇定自若。面对敌人大兵压境,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不利处境,他主动与中原局领导刘少奇等连夜研究作战方案,最后决定:找准敌人薄弱部分,集中兵力,歼其一路,再及其余。具体方案是指挥部所属特务营,迅速强占池河东岸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坚守待援;指挥机关后勤的勤杂人员和民兵,立即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支援特务营的战斗行动;第四支队第十四团迅速从红心铺出发,以最快的速度前来支援大桥镇,第四、五支队主力六个团的步兵,集中于津浦路西,利用驻安徽桂系部队与驻江苏的国民党军的派系矛盾及其行动难以趋于一致的弱点,反击对我威胁最大而战斗力较弱的地方顽军,以巩固路西阵地,然后挥戈向东,各个击敌,粉碎敌三面合击;与此同时,派干部连夜动员群众过河,对到来的国民党部队表示欢迎,欢迎他们前来与我们一道共同抗日,重申大局,并向其晓以利害,希望他们枪口对外,避免摩擦。其余主力部队则做好一切准备,待敌人向我进攻时,予以坚决的反击,决不手软。
    后来战役的进程完全按照张云逸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当国民党不顾抗日大局,悍然发动内战,向新四军进攻时,在张云逸的统一指挥下,南路新四军部队一举击溃了进攻江北指挥部的李本一顽军1000余人,将其赶回古河,使该敌企图与颜仁毅部会合围攻江北指挥部的计划成为泡影;北路新四军部队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法,先攻占定远县城,待颜仁毅主力从张桥据点倾巢北上增援定远时,将其歼灭于运动之中,生俘包括其支队副司令在内之敌数百人。
    历时九天的自卫还击战,新四军大获全胜。但是,张云逸以统一战线的大局为重,没有命令部队继续追击颜仁毅部队,而是及时提出和谈,从而以淮河南铁路为界与桂系东西分据的有利局面终于出现了。
    各个击破之例说——西山军智胜强敌
    1771年,越南平定省发生阮文岳兄弟领导的农民起义。当时越南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是阮氏王朝,北方是郑氏政权。经过一年多的战斗,西山军消灭了阮军的大部分主力。这时,北方郑氏统治者郑森想趁机捞一把,派黄五福带兵南下,攻占了阮朝首都富顺(今顺化)。阮氏朝廷逃跑后,西山军和郑军直接发生接触。两军开始交战,互有胜负。后来黄五福打了一次胜仗,西山军遭到很大损失,退回归仁。
    北方郑军乘胜南下,这时阮军力量有所恢复,再次派兵北上,西山军腹背受敌、形势极为不利。起义军要想摆脱这种困难的处境,最好是利用郑阮之间的矛盾。因此,阮文岳决定和郑军讲和,专门对付已经削弱的阮军。黄五福占领富春后,郑军中瘟疫流行,失去了战斗力,不能再打下去。为了让西山军和阮氏作战,使他们互相消耗力量,也愿意讲和。起义军领袖表面上接受了郑森的封号,阮文岳作了郑氏的“壮节将军”,阮文惠也接受了“前锋将军”的头衔,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投降和交出自己军队的领导权。西山军和郑军讲和以后,得到了休整恢复的机会,着手巩固归仁根据地,一边积蓄粮草,一边修筑城池。由于北方暂时停战,消除了后顾之忧,起义军的主力调向南方,专门去打击阮氏的残余力量。
    1776年和1778年,西山军两次南讨阮军,都取得了很大胜利。阮文岳自称西山王,表示完全独立,取消郑氏所加的各种封号;后阮文岳又自称为皇帝。1786年,西山军北上,消灭了郑氏政权。
    各个击破之例说——英军堵住泄密途径
    托布鲁克失守后,英国在北非的形势发发可危。丘吉尔亲临北非战场,彻底改组了英国军队,并与新任的北非战场指挥官亚历山大将军及蒙哥马利将军讨论了英军失利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兵力上,隆美尔从来没有占据过优势,只是坦克比英国的稍好一些。他的部队至多不超过10万人,其中一半还是战斗力不强的意大利人,而英国军队有75万人。显然,隆美尔成功的秘诀另有他因。英国人经过分析,意识到很可能是隆美尔掌握了英军的作战计划和行动方案,英国人的情报安全工作肯定出了漏洞。
    经过侦破和袭击德军无线电站所缴获资料的分析,英国人得知隆美尔拥有三条获得英军作战计划的渠道。一是德国人早已破译了美国人使用的“黑色密码”,从而截获了美国武官从开罗发往华盛顿的所有电报,这些电报中详细报告了英军在北非的兵力、装备、增援以及英军在埃及和整个中东的计划;二是隆美尔专门成立了一支无线电情报部队,利用沙漠作战流动性大,无线电话被广泛使用的特点,窃听英军前线的谈话内容,从而得到最有用的无线电情报;三是德国人在开罗有一个十分顽强而严密的间谍组织——“康多尔小组”,它由两个德国间谍和一伙奇怪的小特务组成,利用埃及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分子和圣战者组织,了解了许多关于英国兵力、部署、意图的情况。
    英国人掌握了这些情况后,立即采取有力的行动,袭击了隆美尔的无线电情报基地,通知美国更换了密码,破获了开罗的间谍组织,通过这些行动堵住了英国情报泄露的漏洞,从而也封锁了隆美尔的耳目,实际上是断了他的情报来源,使他无法再借助于精确、具体的情报来击败英军。然后,英国人在北非战场作了新的部署,蒙哥马利将军设下一条诱敌深入之计,诱使隆美尔进入沙漠很深,流动性大和地形复杂的拉吉尔地区,在这里埋伏了3个装甲师的重兵。由于隆美尔已不能再从情报来源中获得英军的意图,很容易地中了计。1942年9月1日,隆美尔发动了进攻,一开始便遇上英军预设的地雷区,猛烈的轰炸阻遏了他的快速推进,使他丧失了惯用的依靠突然袭击取得成功的机会。隆美尔不得不改变进攻路线,恰好钻进了蒙哥利的圈套。由于进入了流沙大的拉吉尔地区,德军的坦克、卡车很快东倒西歪,英国皇家空军趁机轰炸和扫射,隆美尔终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宣布撤退。战斗的结果,隆美尔损失了4800人、50辆坦克和70门大炮。这样,夺取开罗的最后一次机会一去不复返了。
    摘自《三国智谋应用5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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