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其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争论较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罗贯中的籍贯
    明代以来，关于罗贯中的籍贯有东原、太原、钱塘诸说。多种明代《三国》刊本均题署“东原罗贯中”，加上嘉靖元年本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文字记载，是为“东原”说的主要依据。1931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天一阁收藏的《录鬼簿续编》，其中有“罗贯中，太原人”一语，许多人便以此为“铁证”，认为罗贯中是今山西太原人。从此，罗贯中的籍贯便集中为“东原”、“太原”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部比较权威的文学史、小说史均主“太原”说。近十几年来，有关专家围绕两说进行学术争鸣，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
    关于“东原”说。刘知渐在《重新评价〈三国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中认为：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的庸愚子（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这个刻本很精整，致误的可能性较小，因此，罗贯中是东原人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录鬼簿续编》出于俗手所抄，“太”字有可能是“东”字草书之误。王利器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2期）中认为：东原乃是罗贯中原籍。《录鬼簿续编》作“太原人”，系因其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东原即汉东平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这不仅可以从大多数明刻本“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找到根据，而且可以从罗贯中在《水浒全传》中把东平太守陈文昭处理为全书唯一精心描写的好官这一点看出端倪，因为元代慈溪县令陈文昭与罗贯中同为理学家赵偕（赵宝峰）门人，且有政声，故罗贯中借其名为自己故乡东平的太守。刁云展在《罗贯中的原籍在哪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中认为：《三国演义》最早的几种版本大都署名“东原罗贯中”，罗贯中创作的其他小说《隋唐两朝志传》、《三遂平妖传》和一百十五回本《水浒传》，也都署名 “东原罗贯中”，“这是作者本人题署，应当相信。”反之，其他记载则可能弄错。
    关于“太原”说。李修生在《论罗贯中》（载《山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中认为：罗贯中原籍太原，他的祖先可能是随宋王朝南迁至杭州的，故又称杭州人。孟繁仁在《〈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中认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既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他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就应该是最权威、最可信的。罗贯中创作的小说、戏曲，在选材上都与山西、太原有一些瓜葛：《三国演义》塑造最为出色，最为成功的人物关羽，是山西解州人；《隋唐两朝志传》中的重要人物李渊父子，是从太原起兵而夺取天下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的重要人物李存孝，是山西雁北人；《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中的赵匡胤，未发迹时曾流落太原；《平妖传》中的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这种“瓜葛”，正与作家的“故土性”有密切关系。元代在晋阳（太原）有一个罗氏家族，罗贯中很可能属于这个家族。刘世德在《罗贯中籍贯考辨》（载《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中认为：“‘太原’不可能是‘东原’的讹误”。并提出：《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三处属于古东平范围内的地理错误，由此可见，罗贯中非东平人。
    面对两说之争，沈伯俊在《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载《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中，对“太原”说作了比较细致的商榷。首先，从三个方面对《录鬼簿续编》抄本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其一，在罗贯中作品的署名和《续编》的记载之间，前者应当更为权威。其二，庸愚子写于弘治甲寅（1494）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比之嘉靖元年以后的《续编》抄本，显然也更可信。其三，《续编》抄本确实颇有一些错字、脱字、衍文和颠倒之处，因此，由于传抄者“少见东原，习知太原，故尔致误”的可能性也就不能完全排除。其次，文章指出，用“故土性”来解释罗贯中的籍贯是靠不住的。事实上，一般认为是罗贯中所作的几部作品，其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山西人。再次，指出民间传说一般不应成为考证历史人物生平的依据。文章还提出：尽管个人倾向于“东原”说，但终究只是认为“东原”说比“太原”说可靠一些，还不能遽尔否定“太原”说。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可以着重从三个方面努力：（1）注意《录鬼簿续编》有无别的抄本。如果幸尔发现新的抄本，就可以判定其中的“太原”二字究竟是否误抄。（2）注意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新发现。（3）确认《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的祖本，并判定其成书年代，那么，其题署“东原罗贯中”与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所说的“东原罗贯中”互相印证，就可以成为确定罗贯中籍贯的有力证据。
    1988年起，孟繁仁接连发表《〈题晋阳罗氏族谱图〉与罗贯中》（载《城市改革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太原〈罗氏家谱〉与罗贯中》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等文，以山西清徐发现的《罗氏家谱》为主要依据，将“太原”说进一步坐实为“清徐”说，认为《罗氏家谱》中第六代罗锦的次子即罗贯中。陈辽在细读《罗氏家谱》之后，写了《太原清徐罗某某绝非〈三国〉作者罗贯中》一文（载《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1期），指出：清徐罗氏从康熙年间的罗鳌（《罗氏家谱》中的第十四代）起，便将“先祖”、“远代祖宗”与《家谱》中的“始祖”、“第一代”混为一谈，即将五代后唐时期从成都来到梗阳（即今清徐）的“先祖”等同于生活在元代的《罗氏家谱》第一代罗仲祥，从而造成巨大的时间差错。如果罗仲祥真的是五代后唐时人，则第六代罗锦之子应当生于1086年左右（北宋中期），他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毫不相干。由此可见，“清徐”说难以成立。
    1994年，刘颖独辟蹊径，在《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载《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中指出：历史上有过三个太原郡，分别在今天的山西、宁夏、山东。《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是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东太原这一建制早已废置，但因《录鬼簿续编》的作者有用古地名、地方别名等生僻地名的习好，故对罗贯中的籍贯也用了生僻地名。此处的“太原”，与《水浒传》、《三国志传》上题署“东原”都是对的，只是分别用了两个生僻的古地名。这是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随后，杨海中的《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载《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进一步论述了“太原”应指“东太原”，亦即“东原”。这样，就为“东原”说与“太原”说打通了联系，朝着问题的解决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
    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载《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1）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2）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3）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
    2．“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1）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2）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不久以前，杜贵晨发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载《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论据。他发现，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则在引述南宋陈刚中的《白门诗》和元末明初张思廉的《缚虎行》时，有“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一语，而张思廉的《南飞鸟》诗中则有“白门东楼追赤兔”一句，二者既非来自《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又非来自《三国志平话》，而是出自《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参酌章培恒、袁世硕二先生的意见，他认为《三国志通?籽菀濉烦墒橛谠⒆谥林稳辏?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
    3．“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１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１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堵脊聿拘唷返募窃兀堆菀濉返背墒橛谠笃凇?br> 4．“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
    5．“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8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九十年代以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
    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模衔尉冈瓯镜男∽肿⒉⒎亲髡弑救耸直剩白髯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张志合在《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
    (三)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
    《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1）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2）《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3）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正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的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论述《三国演义》时，一般都主要针对毛本，附带提及嘉靖元年本，而对其他版本几乎不屑一提。
    1968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中国小说史研究》，岩波书店出版）。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著名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英国学者魏安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对《三国》的版本源流的认识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中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嘉靖本也有接近原来面貌的地方。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５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1版）。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③《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②《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
    1996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先后查考了二十六种不同的非毛评本版本，包括绝大多数学者以前无法看到或未予注意的两种：一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其刊行年代很可能早于其他任何现存版本；二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修道院图书馆所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本，其版心书名作《三国志传》，卷端书名有《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史传》、《重刊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数种，全书10卷（每卷24则），每半叶正文上面有图像1幅。怎样确定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魏安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通过“串句脱文”来比较。他指出：“在一本书流传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种很特殊的抄写错误，那就是如果在几行之内再次出现相同的（或略同的）词（或词组），抄写者在抄写的时候很容易抄到第一次出现的词（或词组），然后在原文里看错地方，而从相同的词（或词组）第二次出现的地方继续抄下去，结果是新抄的本子里脱漏一段文字。因为抄写者是读串了句子，这种抄写错误可以名为“串句脱文”（英文叫做homoeoteleuton）。”“因为串句脱文既容易辩认且多出现，所以是很适合作为确定版本关系的证据。”“原则上可以判断，假如甲本在一个地方有串句脱文，而乙本不脱文，那么乙本不可能出于甲本，但甲本有可能出于乙本或者乙本的一个祖本；也可以判断，假如几种版本都有同一处串句脱文，它们必定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本。”他在各本《三国演义》里总共找出了154个串句脱文例子。在此基础上，他将现存的《三国》版本分为ａｂ、ｃｄ两大系统，认为《三国演义》版本的基本演化关系是这样：元末明初，罗贯中写成原本《三国演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传，罗氏原本演化为现存各种版本的共同祖本——“元祖本”，其特色是正文分为10卷，每卷首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有总歌，有许多夹注，但是没有任何关于（花）关索的情节，也没有周静轩的咏史诗；元祖本分化为ａｂ系统的祖本和ｃｄ系统的祖本，分别在明中叶刊行，ａｂ系统均为官本或江南本，其读者多来自士大夫阶层，ｃｄ系统均为闽本，其读者多来自小市民阶层；ａｂ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改分为12卷，每卷后记录该卷的年代起讫，卷一首的总歌被去掉，正文中增入引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的注释及论赞，等等；ｃｄ系统祖本的主要变化是正文中增入周静轩诗72首；由ｃｄ系统分出的ｃ１分支，正文改分为20卷，增入花关索故事；ｄ支，正文改分为20卷，正文中增入关索故事；ａｂ系统中的ｂ支，逐步演化出夏振宇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毛本，等等。魏安对版本的掌握相当全面，其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意义，比较科学，因而其论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魏安的研究也有可议之处，尽管他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其结论是否完全正确，尚需作进一步的考察。
    （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作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由于其内涵极其丰富，人们对主题的概括又往往呈现出多义性。
    “文革”以前，学术界对《三国》的主题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1）“正统”说；（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3）“忠义”说；（4）“反映三国兴亡”说（详见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文革”结束以后，《三国》研究逐渐开始复苏。1979年，杨毓龙发表《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提出“歌颂理想英雄”说（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页，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１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主题问题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关主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
    自1980年起，学者们对《三国》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先后提出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赞美智慧”说。（朱世滋：《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694页）
    （2）“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１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
    （3）“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4）“悲剧”说。（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5）“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57页）
    （6）“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7）“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8）“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９）“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0）“总结历史经验”说。（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11）“乱世英雄颂歌”说。（齐裕焜 ：《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8页）
    2．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１版）
    3．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２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拍睢薄ｋ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５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
    １．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
    （１）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２）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
    （３）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４）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1期）等。
    （５）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１版）。
    ２．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收入其所著《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3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３．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１）《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
    ）《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２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１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
    （３）《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辽的《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冒炘 、叶胥的《〈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亦见其所著《三国演义创作论》第二章第八节）、郑云波的《论〈三国演义〉中的战争个性及其美学意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常林炎的《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六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三节等。
    （４）《三国演义》的性格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剑锋（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１辑）、宋常立的《〈三国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原因》（载《三国演义学刊》第２辑）、艾斐的《论〈三国演义〉在典型塑造上的开拓与局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黄钧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1期）、关四平的《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载《求是学刊》1991年第4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五章等。
    （５）《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载《柳泉》1982年第3期）、吴小林的《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夏炜的《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１版）、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四章等。
    （六）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
    二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
    1．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１版），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
    2．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八十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1）认为改得成功。如剑锋（霍雨佳）的《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2）认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国演义〉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比较研究》（载《华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3）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如刘敬圻的《〈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2期）、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九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论文是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载《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亦见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１版）。霍雨佳在其专著《〈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则进一步对毛评作了全面的肯定。
    3．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
    （1）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可参见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2）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如署名罗贯中的另外几部作品（《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真伪、《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视的争论。限于篇幅，姑且从略。
    总的说来，新时期有关《三国演义》的论争，涉及到《三国》研究的各个方面，并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不过，各个问题论争的深度不一，取得共识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开创研究的新局面，可参看拙作《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
    
    关羽和荆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梁满仓文章来源: [url=http://bbs.cqzg.cn/viewthread.php?tid=373365]关羽和荆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梁满仓[/url]
    关羽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把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列为一卷，并评论说：“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1]1后世所说的刘备集团中的“五虎上将”即由此而来。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三国志》的本意，关羽是刘备集团中重要的核心成员之一是无可置疑的。关羽的一生与荆州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主要的政治军事活动都在荆州进行，他在荆州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反映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重要地位，反映了他在蜀汉政权政略方针实施中的重要作用，反映了他忠于职守、忠于蜀汉政权的人格品质。
    一、 关羽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
    关羽是东汉末河东解县人（治今山西运城西），后流亡到涿郡（今河北涿州市），在此结识了刘备、张飞二人。史载刘备与关张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关、张二人对刘备也是“稠人广坐，侍立终日”，跟随刘备“周旋不避艰险”。[2]但是，刘备直至到荆州认识诸葛亮以前，始终在失败与挫折中颠沛流离，没有成就自己的事业。上述记载，只是表明了关羽与刘备的亲密关系，而他在刘备集团中的重要地位，是在刘备在荆州建立起自己的事业后才显现出来的。
    刘备来到荆州以后，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成为当时刘表军事政治集团中与曹操抗衡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曹操大举进攻荆州的军事压力下，刘表病死，其集团内部迅速分化。由于刘表的继承人刘琮投降了曹操，刘备众寡不敌，只得向江陵方向退却。当时是兵分两路，陆路由刘备亲自率领，关羽则率水军乘战船数百艘，担当起水军统帅的重任。关羽当时所统帅的力量，是刘备集团中最具战斗力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刘备在荆州立足开拓的本钱。刘备把它交给关羽，反映了关羽在刘备集团中的重要地位。
    诸葛亮在他的“隆中对”中，为刘备集团制定了建立霸业、恢复汉室、实现统一、拯救民生的政略和战略方针。在这个政略和战略方针中，荆州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要实现这个远大的政治目标，首先就要实现跨有荆州、益州的战略计划，只有实现了这个计划，才能实行两路出击夹攻中原的战略。而跨有荆、益，首要的前提是据有荆州。只有占领了荆州，才能溯江西上进入益州。所以，赤壁之战以后，刘备集团在与孙吴联手打败曹操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荆州的部分占有。为了确保在荆州地位的巩固，刘备集团又作了这样的人事安排：以江陵这个战略重镇为荆州的政治中心，刘备作为荆州刺史把州治设立在这里。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扎在江北。张飞为宜都（治今湖北枝城市）太守、征虏将军，后又转在南郡。这样，刘备在江陵，关羽在江陵北面，张飞在江陵南面，刘关张三人紧紧地聚在了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东吴的周瑜对刘关张三人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三个人如果聚在一起，就如同“蛟龙得云雨”一样。[3]这种安排，毫无疑问是保证江陵也即保住荆州安全的最佳阵容。关羽在任襄阳太守的时候，襄阳仍在曹操手中。刘备集团让关羽担任此职，把他放在长江以北、襄阳以南的地方，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显示了刘备集团必得襄阳的决心。第二，诸葛亮的《隆中对》曾说，占领荆州和益州以后，一旦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则“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4]这样安排，似乎是选定了关羽作为从荆州一路夹攻中原的上将军。可见关羽在刘备集团中地位的重要。
    二、关羽在执行蜀汉政略中的作用
    蜀汉政权的政略集中反映在《隆中对》中所说的一段话里：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5]
    这段话的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了要达到恢复汉室、实现统一的最终目的，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夺取荆、益二州为根据地，改革内政，外结孙吴，积蓄经济和军事实力；第二步待时机到来，一路从荆州向洛阳，一路从汉中出潼关，以钳形攻势争夺中原。可以说，这是刘备集团进行政治军事斗争的指导思想，是刘备集团根本的战略方针。
    建安十六年（211年）三月，曹操进攻割据汉中的张鲁，在益州的刘璋深感到曹军的威胁，邀请刘备进入益州帮助他抵御曹操。刘备乘此机会率军进入益州，不久就对邀请他的刘璋动起武来。为了彻底摧毁刘璋的势力，占领益州，刘备又命在荆州的诸葛亮紧急率军增援。诸葛亮必须率军进入益州增援，镇守荆州的任务就落到了关羽的肩上。
    根据《隆中对》的战略，荆州一路的主要任务是北征襄、邓，也就是说，主要敌人是北边的曹操。诸葛亮治理荆州期间，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巩固与东吴的结盟，由于诸葛亮的努力，这项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这样，荆州北拒曹操的任务就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关羽无疑是镇守荆州最合适的人选。
    关羽武勇善战，并且具有忠肝义胆。早在建安五年（200年），刘备被曹操打败，关羽被曹操生擒。曹操为争取关羽，拜他为偏将军，礼之甚厚。当时，曹操正与袁绍对峙于官渡。袁绍派遣大将颜良进攻白马县（治今河南浚县东南），曹操派张辽和关羽为先锋进击颜良。关羽望见颜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6]曹军将士亲眼目睹了关羽的武勇和威风。后来，关羽知道了刘备在袁绍军中，准备离开曹操回到刘备身边。曹操察觉后，对他重加赏赐，企图留住他。而关羽把所有的赏赐物尽数封存留下，又写了一封告辞的书信，然后去投奔在袁绍军中的刘备。曹操的左右还想追击，曹操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7]关羽重情义，给曹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与曹操打交道多，关羽与曹军中许多大将的关系都很好。曹操手下的大将张辽就曾经说过：“公，君父也；羽，兄弟耳。”[8]张辽所说的“公”即指曹操，“羽”即是关羽。再比如，关羽与曹操的大将徐晃在樊城战场相遇时，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情节：
    羽与晃宿相爱，遥共语，但说平生，不及军事。须臾，晃下马宣令：“得关云长头，赏金千金。”羽惊怖，谓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国之事耳！[9]”
    关羽与张辽、徐晃各为其主，没有因彼此情好而背叛自己的主人。但张辽视关羽为兄弟，关羽称徐晃为大兄，说明他们的关系确不一般。关羽讲忠义，这保证了他不会背叛刘备；关羽对曹军将领很熟悉，在曹军中有影响，这又有利于他与曹操的军事斗争。这说明关羽是镇守荆州、执行贯彻《隆中对》战略方针的最佳人选。
    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在执行和贯彻《隆中对》政略方针中的贡献是相当突出的。
    刘备集团占领益州后，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派人向刘备索要荆州，遭到拒绝。孙权立即派兵向驻守在荆州的蜀军发动了进攻。孙吴大将吕蒙督率鲜于丹、徐忠、孙规等两万人进攻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鲁肃率军万人屯兵巴丘抵御关羽。关羽立即带领三万兵众进驻益阳，并持单刀与鲁肃相会。他驳斥了“蜀汉向东吴借荆州”的论调，说：“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10]关羽这一番话，被清代学者赵翼誉为不易之论。[11]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关羽受命向襄樊进军。襄樊是曹魏南境的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有失，国都许昌就会直接暴露在关羽的兵锋之下。所以，曹军为守卫襄樊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大将满宠进入樊城，与守将曹仁合力共守；于禁率七军驻扎在樊城之北，与城内相互呼应；徐晃屯兵宛城，如箭在弦上，随时待发。面对曹军的严阵以待，关羽为确保攻取襄樊的成功，又从江陵抽调了部分守军，开赴襄阳前线增援。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关羽便发起了攻打襄樊的战役。他在包围襄樊的同时，首先对樊城外的于禁部发动了进攻。“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12]关羽与于禁交锋，一时难以分出胜负。时至八月，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汉水暴涨。大水漫过河床，一股脑地向樊城北低洼之处倾泻。于禁驻军之处，平地水深数丈，顿时变成一片汪洋，七军皆被淹没。曹兵纷纷登至高处避水，关羽利用水军优势，率众登上大船，对被洪水包围的曹军发动了猛攻。结果于禁被擒，其手下大将庞德被杀。
    樊城外围之战，关羽大获全胜，紧接着对樊城展开了进攻。樊城之外，大水茫茫，关羽乘船临城，对曹军进行数重包围。樊城与外界联系全被割断，城内粮食也快用完，情况十分危急。在关羽的凌厉攻势下，曹军守将曹仁曾一度打算放弃樊城，只是由于满宠的劝说，曹仁才没有放弃。关羽在紧围樊城的同时，又派将领围困曹军襄阳守将吕常。曹操所设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都投降了关羽。在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县民孙狼等起兵杀死县主簿，依附关羽。关羽给孙狼官印，给他增加兵众，让他回到陆浑南长乐亭，与南部的关羽军遥相呼应。[13]一时关羽名声“威震华夏”，[14]曹操惊慌失措，甚至打算迁都。关羽征伐襄樊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关羽的北征襄樊，历来被人们看作是一个孤立的军事行动。甚至有人说，正是关羽的擅自行动，造成了江陵的空虚，使孙吴乘虚而入，夺取了荆州。事实并非如此。关羽的攻打襄樊，不是他自己擅自决定的军事行动，而是蜀汉进一步完善“跨有荆益”，待机夹攻中原战略行动的一部分。我们这样评价关羽的进攻襄樊，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
    第一，刘备汉中称王后，以汉中王的名义，“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15]“假节钺”是当时帝王给臣下的一种权位极重的待遇。假节钺者拥有代行帝王旨意、掌握生杀的特权。当时关羽正积极准备北上攻打襄阳，此时给他这种待遇，显然是为了让他在此战役中更大限度地发挥指挥和统帅作用。
    第二，刘备在夺取汉中以后，接连采取了三个重大的行动：第一个是夺取西城、上庸、房陵东三郡，打通从汉中到襄阳这一段的汉水流域；第二个是在汉中称王；第三个是关羽北伐襄樊。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刘备占有汉中，大约六月底打通汉水的战役胜利结束，七月刘备在汉中称王，七月初关羽便率荆州军北伐襄樊。这三个行动如此紧密相连，一环扣一环，显然决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实行完整地跨有荆益的整体战略的统一安排。这三个行动互相联系，所针对的目标都是一个，即曹操。汉中称王是在对曹斗争中的政治攻势，打通汉水和挺进襄樊是对曹操的军事攻势。这三个措施所要达到的直接目的，不是要收复中原，而仍然是《隆中对》提出的阶段性的目标，即完整地跨有荆益，以便进一步待机夹攻中原，最后恢复汉室。
    汉中称王使刘备集团在益州的地位坚如磐石。打通汉水使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势力向北推进到房陵、上庸一线，并给关羽的进攻襄樊造成西部呼应的声势。
    汉中称王使刘备集团在益州的地位坚如磐石。打通汉水使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势力向北推进到房陵、上庸一线，并给关羽的进攻襄樊造成西部呼应的声势。攻打襄樊则是跨有荆益州的最后一次战役行动，并且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胜利。如果能攻下襄樊，刘备集团在荆州、益州的地位不但会进一步巩固，而且会真正形成出击曹操的两个拳头，给《隆中对》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创造良好的条件。由此也可以看出关羽在贯彻执行蜀汉政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关羽与荆州的丢失
    正当关羽北征襄樊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孙吴却乘关羽北征，后方空虚之机在背后偷袭江陵，占领了荆州。人们通常把丢失荆州的责任归到关羽头上，指责他对孙吴态度蛮横、粗暴，致使孙刘联盟破裂，这并不是无端的指责，而是有历史根据的。比如关羽与鲁肃为邻时，不能与之搞好关系，反而“数生狐疑”，[16]制造摩擦。再如吴主孙权曾派人到关羽处说媒，想让关羽的女儿为自己的儿媳，不料关羽却“骂辱其使，不许婚”。[17]又如关羽北征襄樊，俘获于禁人马数万，“托以粮乏”，擅取孙吴湘关之米。[18]
    毫无疑问，关羽如此处理上述问题显然是缺乏谋略思想。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导致荆州必然丢失的根本原因。我们换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如果关羽对孙吴没有采取粗暴态度，孙吴会不会放弃谋取荆州的打算呢？答案显然应当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夺取荆州是孙吴的立国之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武侯春秋》中有详尽的论述。[19]这里我们只列举几个简单的事实。东吴大将吕蒙建议袭取荆州，是在关羽擅取湘关米之前；甘宁建议夺取荆州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远在关羽拒绝孙权求婚之前；鲁肃建议孙权夺取荆州的时间更早，那时候根本没有关羽与之为邻之事。所以说，东吴谋取荆州与关羽对东吴态度粗暴不讲策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荆州的丢失，从根本上说，是刘备集团对孙吴必夺荆州的方针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知道，孙刘两家在赤壁之战以后为了解决荆州的归属问题，曾进行过三次领地的再分配。特别是最后一次，双方同意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这次分配，刘备集团对孙吴作了较大的让步，他们认为荆州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从此以后，刘备集团对孙吴的防范一天比一天松懈，而把绝大部分力量用以对付北方的曹操。如果刘备取得汉中以后，重新部署一下防务，让张飞或赵云带一部分兵力回师江陵，充实关羽的力量，再让法正或黄权这样的智囊人物为关羽谋主，则荆州或可暂保无虞。然而，刘备不但没有给关羽增加一兵一卒，反而却从荆州调走孟达去北攻房陵、上庸。在没给关羽增加兵力的情况下，又让他分兵北上攻打襄樊。这种行为只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一个是刘备集团不打算要荆州了，一个是他们认为孙吴对荆州已无任何威胁，轻视荆州对孙吴的防务。第一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据有荆州是刘备集团政略中的重要内容。理由只有后一个。事实上，自从孙刘双方以湘水为界划分荆州以后，刘备集团的一系列行动部署都是针对北方曹操的：夺取汉中是为了北进关陇，汉中称王是为了与曹操政治对抗，打通汉水是为了从西侧呼应关羽攻打襄樊，北征襄樊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跨有荆益，以便两路夹攻中原。对孙吴争夺荆州的可能性，刘备集团几乎没有做任何考虑和应付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孙吴又采取了极其秘密的偷袭手段。因此，从孙刘双方当时整体战略部署看，从关羽、吕蒙两军攻守谋略看，蜀国失去荆州就是必然的了。
    荆州虽然丢失了，但关羽在失去荆州后所表现出的忠于职守、忠于蜀汉事业的精神和品质是值得肯定的。荆州丢失之后，关羽本来还有其它路可走。如果他在知道公安、江陵失守后，不是向南试图收复失地，而是沿汉水向西会合刘封、孟达等人退入汉中，起码还会保存一部分实力和自己的性命。但是，关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走这条路的。作为刘备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作为一方军事统帅，他深知荆州对于蜀汉政权多么重要，深知诸葛亮在荆州花费了多么大的心血，深知刘备、诸葛亮对自己寄予了多么厚重的希望。荆州若在，即使打不下襄阳，但跨有荆益的格局还在，再攻襄阳的阵地还在。荆州若失，就使蜀汉夹击中原的两臂断掉一只，使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计划受到极大的挫折。关羽是绝不肯这样去见刘备和诸葛亮的。他是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他从建安六年（201年）随刘备进入荆州时起，到此时已经有十九年了。为了刘备集团的事业，为了不辜负刘备的信任，十九年来，他在荆州投入了全部精力和心血，他不会看着荆州就这样丢失了。因此，关羽没有西入汉中，反而要求刘封、孟达出兵与他一起收复荆州。在遭到刘封、孟达的拒绝以后，关羽便孤军南下，试图凭自己的力量把荆州夺回来。
    关羽没有能够夺回荆州。他把一腔热血抛洒在了荆州的土地上，同时也把忠于职守、忠于自己的事业的精神和品质留给了后人。
    [1] 《三国志·蜀书》卷6《关张马黄赵传》
    [2] 同注一
    [3] 《三国志·吴书》卷9《周瑜传》
    [4] 《三国志·蜀书》卷5《诸葛亮传》
    [5] 《三国志·蜀书》卷5《诸葛亮传》
    [6] 《三国志·蜀书》卷6《关张马黄赵传》
    [7] 《三国志·蜀书》卷6《关张马黄赵传》
    [8]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裴注引《傅子》[9]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裴注引《蜀记》[10] 《三国志·吴书》卷9《鲁肃传》
    [11] 《廿二史札记》卷7《借荆州之非》
    [12] 《三国志·魏书》卷17《于禁传》
    [13] 《资治通鉴》卷68《汉纪·建安二十四年》[14]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15]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16] 《三国志·吴书》卷9《鲁肃传》
    [17] 《三国志·蜀书》卷6《关羽传》
    [18] 《三国志·吴书》卷9《吕蒙传》
    [19] 见朱大渭、梁满仓合著《武侯春秋》，团结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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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5 08: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