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号
    由汉至三国，军号泛滥，然则始终以大骠车卫、四征前后左右为最高。“征西”、“车骑”之制，可见《宋书·百官志》：“魏世车骑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由“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可见这两个军号都高于“前后左右”将军，同时又位次三司，按汉魏惯例在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下。作为最高层次的军号，单处车骑、征西二者之一，已足见其重，在三国曹魏，却有一个“征西车骑将军”，遍观前后，担任此位的，只有一人，便是张郃张俊乂。
    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注1）：“魏征西将军一人，二千石，第二品。--------张郃：太和元年由左将军迁，是年转车骑将军。”“魏车骑将军一人，第二品。-------张郃：太和元年由征西将军迁，使持节行都督督军，三年战殁。”由此看来，洪饴孙是将《三国志·张郃传》里的“征西车骑将军”解释为张郃先后但任“征西”、“车骑”两个军号，然则还缺乏具体可信的记载证明此说。“车骑将军”一说，《晋书》有“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即使以之为信，然而最关键张郃任“征西将军”一说在任何正史里不见其事，所以张郃分任两号之说也就存在较大疑问。
    作为比较正统的史料，《三国志》对军号、官位之事备及其详，即然郃本传里有“征西车骑”一说，其可信应是相当高的，另外，查诸《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更有：“(八年)秋，魏大将军司马宣王由西城，征西车骑将军张郃由子午，大司马曹真由斜谷，三道将攻汉中。”这里明确提到的张郃，也是以“征西车骑将军”出现的，说明这个军号已被常璩所认同，由此更进一步说明了《三国志》里这个军号的可信度。
    另外，张郃在街亭之战的巨大作用，使得他一时间在曹魏军队中据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在特殊情况下产生这样的特殊军号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具体情况将在街亭之战的分析里提到。
    前事
    张郃为曹操“张乐于张徐”五员大将之一，五子各有所长，而郃尤以巧变著称。张郃起自袁绍属下历任校尉、宁国中郎将，于官渡之战降于曹操。
    官渡火烧乌巢的瞬间，《三国志·张郃传》对袁绍方的谋划有详细记载：“绍遣将淳于琼等督运屯乌巢，太祖自将急击之。郃说绍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琼等，琼等破，则将军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营固，攻之必不拔，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官渡之战的过程不用多说，由以上记载便可知张郃深知兵机，乌巢之事的带来的变化已在其所料之中。然而，这次争论，却为张郃降曹埋下伏笔。
    《张郃传》：“太祖果破琼等，绍军溃---郃惧，乃归太祖。”以袁绍军破而后张郃降，然则传后的裴松之注依《武帝纪》与《袁绍传》对此说存疑。《武帝纪》：“（袁绍）乃使张郃、高览攻曹洪。郃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袁绍传》：“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绍众大溃。”这两说都是张郃降而后袁绍军溃。
    关于张郃降曹的原因，本传记为郭图进谗言：“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三国志》所记，应有此事，不过《郃传》袁绍军先破而后张郃降这一说法就有很大疑点。《郃传》、《武帝纪》与《袁绍传》同出于《三国志》，在此事上就写作立场而言，后二者较为可信，而《郃传》将此顺序小有改变，所要掩示的，也正是《武帝纪》与《袁绍传》没有掩饰的------张郃降而后袁军溃，更进一步可以理解为张郃的投降是袁军崩溃的重要原因。
    乌巢被烧，袁绍败局虽成，然而也应该是余粮尽军心散之后的事，事实上却是在乌巢被烧瞬间，这样庞大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不难发现，张郃在此时起了几乎是关键的作用。曹操火烧乌巢之时，“绍但遣轻骑救琼，而以重兵攻太祖营，不能下”《郃传》。这里所领“重兵”的无疑是张郃、高览，二人的突然投降，使得袁绍的这支“重兵”或降或逃，一下子烟消云散，受乌巢之火与重兵覆没的双重打击，袁军才马上军心散乱以至崩溃。否则若是袁绍粮尽前全军死战，曹操方即使胜利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伤亡。所以由此可见张郃在这里作用的明显。
    另外要说的是张郃对投降时机的拿捏也是相当到位，不负“巧变”之名。《袁绍传》：“太祖还，未至营，绍将高览、张郃等率其众降。”张郃的投降，是在曹操烧乌巢后回营这一瞬间，此时曹军根本就未对袁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乌巢之火的影响也没有明显化，而以军力来看，张郃、高览所领的“重兵”未必处于劣势，这样情况下的投降，应该称得上是非常之举，而这也正是张郃拿捏准军机变化的表现。事实证明，这成为左右后来战局的关键，对曹操而言而是得到了相当大的一笔筹码。所以对于张郃来归，曹操惊喜之余，有“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之喻，以之为“偏将军、都亭侯”，可以说是相当厚待。
    曹操之下，星光灿烂，而张郃再次表现出巨大作用，是在汉中之役。“刘备屯阳平，郃屯广石。备以精卒万余 ，分为十部，夜急攻郃 。郃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陈寿后评称张郃用兵以巧变称，而此战则显示出他的严整坚重。刘备起自河北，又曾北从袁绍，对张郃向来应有所知，阳平广石之役可能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魏略》“渊虽为都督，刘备惮郃而易渊。及杀渊，备曰：“当得其魁，用此何为邪！”意以未得张郃而不满。 夏侯渊“虎步关右，所向无前”，又素号知兵，却为刘备所轻，张郃在关右汉中诸战皆为渊部下，反倒为刘备所重惮，从刘玄德顾诸葛亮于乡野、识马谡于病中的阅人之道来看，也略见张郃的不简单。
    夏侯渊败死（注2），“当是时，新失元帅，恐为备所乘，三军皆失色。渊司马郭淮乃令众曰：‘张将军，国家名将，刘备所惮；今日事急，非张将军不能安也。’遂推郃为军主 。郃出，勒兵安阵，诸将皆受郃节度，众心乃定。”遂不致为刘备所乘，亦可见张郃在军中的威望。
    江陵
    魏文帝继位，以张郃为左将军，“诏郃与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召郃与真并朝许宫，遣南与夏侯尚击江陵”《郃传》。魏初，诸曹夏侯从战统军是定俗，而真正在前线奋战的，却是张郃这样的外姓将领。
    江陵之战，《郃传》只记为：“郃别督诸军渡江、取洲上屯坞。”
    《吴主传》：“（黄武元年）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二年春正月，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
    由以上二传可见，带兵分据中州的便是张郃。《朱然传》：“魏遣曹真、夏侯尚、张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为其势援，连屯围城。权遣将军孙盛督万人备州上，立围坞，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时欲退，郃据州上围守，然中外断绝。权遣潘璋、杨粲等解而围不解。”这一段更是详写其过程。
    这个江中洲具有相当重要军事意义，对曹魏而言，可以阻断对江吴军的救援，对东吴而言，以之为基地可以随时进击江陵城下，换句话说，占据了江中洲，便把握了整个战局的主动，事实上，正是由于后来魏军占领了江中洲，使得东吴多支援军长期束手无策。
    对于江中洲的地位，东吴方事先也有相当的认识，故以“万人备州上，立围坞”。而张郃渡江击孙盛，从前后相关记载来看，实乃江陵之役中最大的硬仗。《潘璋传》：“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诸葛瑾、杨粲并会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绝。”单由浮桥延至陆上一点登陆，不可能抢滩成功，而必须以水军配合，或是协助排除守军对浮桥的干扰，或是从背后牵制吸引洲上的守军的兵力。水陆两方的配合本来就具有相当的难度，而由浮桥登陆，更是将己方一线暴露在敌方的一面中，因而最具艰险。
    《夏侯尚传》：“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军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馀人，於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先下流潜渡牵制水军，再由陆路登上江中渚，便达到“水陆夹攻，破之”的效果。这与上段分析的过程接近一致，只不过这里没有说明陆路方面用的是“浮桥”，难道是很偶然的巧合么？
    《三国志·诸葛瑾传》后注引《吴录》：“曹真、夏侯尚等围朱然于江陵，又分据中州，瑾以大兵为之救援。瑾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无应卒倚伏之术，兵久不解，权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于上流，瑾今攻浮桥，真等退走，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
    既然诸葛瑾身位大将之重，又：“性弘缓，推道理、任计划”那么很难将自己处于险地，贸然渡入江中渚，而“虽无大勋，亦以全师保境为功”表明他至少不曾遭遇大败，那么《夏侯尚传》所言便不一定是事实。同时，在魏书诸传有关击败诸葛瑾一事的记载，只见于《夏侯尚传》，其它诸传皆未提到。
    由此，便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夏侯尚传》中“入据江中渚”的，不是诸葛瑾而是吴将军孙盛。那么这样才与《三国志》中魏书、吴书诸传及《吴录》所载相吻合。再仔细看《尚传》中这段，“尚夜多持油船”这里的“尚”官方记功语气很重，然而也意多隐晦，可指“夏侯尚部”，也可指“夏侯尚军”，但夏侯尚作为诸军统帅，亲自渡江涉入险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张郃此时正是夏侯尚所督之部。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此战水陆两线，吴方从正面带来最大的压力当是孙盛屯坞里的万余人，而率主力渡江激战的，最终将孙盛部击破占领江中渚的，乃是张郃。《尚传》内容，当为陈寿得自魏国官方资料，故为最详，而此事《郃传》仅两句。这大概是曹丕欲将之战之功归于夏侯尚（注3），而授意在记录上做的手脚。
    街亭
    魏明帝继位前后，曹操以来的元老宿将已经星散将尽，所余着惟曹真、张郃、徐晃等人，另一方面，司马懿起自曹丕左右，于文帝时代在魏国迅速崛起（注4）。魏国的军事重心大致可归于江汉与关中两区，张郃前在关中随夏侯渊平定诸羌胡及枹罕宋建，渊死代之统领汉中诸军，文帝时“郃与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后又在江陵之战督诸军奋战，“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与司马宣王击孙权别将刘阿等，追至祁口，交战，破之。”江汉与关中诸军都曾受张郃统领，作为曹操以来军事上仅存的元老，加上长期以来的良好战绩，张郃在魏军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曹真于文帝时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后参与了江陵之战，明帝即位先后任大将军、大司马，俨然是诸曹、夏侯在军事上的代表人物，在诸葛亮出祁山后主导关中的军事。而司马懿于明帝即位后不久迁骠骑将军，太和元年六月，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
    此后，张郃、曹真、司马懿各自作为魏军在中央、荆州、关中的最高层领导，关系比较微妙，曹真为诸曹夏侯代表、司马懿为曹丕托孤重臣，通常张郃处于这两人的领导之下。明帝时代，曹真后督关中诸军，司马懿督荆豫诸军，分别应对蜀、吴方面的战事，这可以说是一种结构上的平衡。而这一平衡时期，张郃显然是魏军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一但关中、江汉的有军事行动，张郃部便要奉魏帝之命从一区赶往另一区。在来回奔移与大小作战中，已至黄昏之年的张郃军事上的成就越来越引人注目。
    蜀汉建兴六年，诸葛亮首出祁山。
    《三国志·诸葛亮传》“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
    《三国志·曹真传》：“诸葛亮围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应亮。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大破之。
    《三国志·张郃传》：“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拒亮将马谡於街亭。”
    由《亮传》与《曹真传》可以肯定的是此战为箕谷、祁山两线作战，作战的先后，《曹真传》：“帝遣真督诸军军郿，遣张郃击亮将马谡”，看似行文有势，然实际上较为含糊，既军郿又何以要击马谡？“遣真督诸军，遣张郃---”这样给人映象似乎对抗蜀军的主力是曹真，张郃所部也为曹真督下，《郃传》：“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这里却是张郃督诸军，二人职责似有所冲突（注5）。
    而《诸葛亮传》的逻辑则交待得较为清楚，因为扬声取郿，赵云据箕谷，曹真举众拒之，所以才会有《真传》中的“军郿”。雍凉为曹魏所并有年，天水三郡何以骤然响应诸葛亮？也可由《亮传》知其真正原因：曹真的所率的魏军主力已在箕谷被赵云邓芝牵制住，蜀军主力声东击西的转击祁山，顿时无援的天水三郡为情势所迫才不得不叛变魏国（注6）。由此，可以说是曹真军事上的判断失策造成了关中空前的危机。
    对于张郃的出战，《亮传》随后交待得更加清楚：“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关中的剧变，使得魏明帝不安之下移驾西镇长安，此前曹真的关中诸军已无法调动，面对诸葛亮从祁山方向而来的主力，魏明帝派出的领军将领，实际上是张郃。
    “加郃位特进”，〈宋书·百官志〉：“特进，前汉世所置，前后二汉及魏、晋以为加官，从本官车服，无吏卒。晋惠帝元康中定位令在诸公下，骠骑将军上。”东晋制：“特进，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诸持节都督。右第二品。”综上来看，“特进”在曹魏也应是与“骠车卫”近级的高位，然而，这是临时的加官。张郃行伍起家，根据《三国志》本传的记载来看，此时为左将军、鄚侯，这在曹魏政权下已是外姓将领的极至了，毕竟张郃既非诸曹夏侯嫡系，又非诸帝身边近臣，即使此后再有功，也被当权者想办法把功劳转移给了亲信嫡系。所以终文帝一世与明帝初年，虽张郃数战有功，却未得升进。然而此时明帝的大将，曹真被牵制、司马懿在荆州，能用的就只剩张郃。而一但战败，明帝自身所在的长安便将暴露在蜀军面前，此时明帝也是抱着搏一把的心态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张郃身上，“特进”就是在这关键时刻对张郃的破例提升。
    街亭之战，成为三国的经典战例之一，而马谡由此战成为后人的笑柄。《三国志·马谡》：“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后人多以此战笑马谡不知兵，然而却很少看到，马谡面对的，是知兵善变的张郃。
    史称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这样的智商，断不是随便犯低级错误的人，街亭之事，《诸葛亮传》：“谡魏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诸葛亮自贬三等疏对于街亭之败的陈述为“不能训明章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何以为“举动失宜”，？《张郃传》“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在《王平传》有：“谡舍水上山，举错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马谡的“舍水上山，举错烦扰”正违了军法，所以诸葛亮便有“不能训明章法之言”。在优势情况下，统领大军对敌却不敢踞城硬战，试图上山踞险，举错烦扰，无不表明，一向“好论军计”的马谡“临事而惧”了，一惧之下，便失去理智，罔顾军法，这正应了刘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之言，马谡之失，不在于才智，而在于器量，令他所恐惧失常的，是张郃的威名。
    而此战中的张郃，的确是与他一直的威名相符，轻松的利用马谡的破绽将其全军击败。在不利情势下冷静应变，最终抓住对方破绽将之击破，使得己方的不利得以全面扭转，这看似平凡实际上却又是难为之事吧。此役之后，诸葛亮费尽心思所造成的大好形势顿时全部丧失，不得不退回汉中。诸葛亮出祁山最成功的一次，却以张郃的完胜而收场。而张郃随后又拔军讨平了叛魏应蜀的南安、安定、天水三郡。
    街亭一战，实际上是张郃以孤军击败蜀军的主力，这样的结果令魏明帝也为之感动，《郃传》：“诏曰：‘贼亮以巴蜀之众，当虓虎之师。将军被坚执锐，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户，并前四千三百户。’”壮语之下，也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吧。
    街亭之战后，张郃应是协助曹真统领关中诸军。当年冬，张郃督关中诸军至荆州伐吴（注7）。诸葛亮利用关中空虚之机复出攻陈仓，“帝驿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南北军士三万及分遣武卫、虎贲使卫郃。”作为外姓将领，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这在曹魏建国以来绝对是未有之事。由此可以看到魏明帝对张郃的信重。而之后的事实，也验证了张郃熟知兵机：“因问郃‘迟将军到，亮得无已得陈仓乎！’郃知县军无谷，不能久攻，对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计亮粮不至十日。’"这就是传说中的料敌千里之外吧。尽管张郃已料到了陈仓之战的结果，为使明帝安心，他还是晨夜进军，“郃晨夜进至南郑，亮退。”
    陈仓围解，张郃被招还京都，“拜征西车骑将军”。仅次于大司马曹真与大将军司马懿。这个名号应该是夹杂了种种含义的，“车骑”是由左将军的提升，这本是一直以来行伍出身的外姓将领在曹魏政权下从不曾达到的高度，而“征西”既是一个军号，又隐含了对张郃长期以来在西线诸战特别是街亭之战中立下功绩的感念。这几种复杂的感情夹杂在一起，便产生了“征西车骑”这样一个前所未有又威武无比的军号。在曾经共同奋战的同辈人逝去后这么多年，张郃才达到他的最高点。
    木门道
    黄初五年，诸葛亮复出祁山，大司马曹真病死，明帝使司马懿西屯长安（注8）。此时张郃以征西车骑将军受司马懿节制。品级本是相差不远，又皆是知机善多谋，张郃不可避免的与司马懿发生了摩擦，而且还不止一次。
    最初的部署，《汉晋春秋》：“宣王使要（费）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余众悉出，西救祁山。”《晋书·帝纪第一》：“张郃欲分军往雍、郿为后镇，帝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遂进军隃麋”（注9）。
    这里的分岐，是司马懿欲以主力救祁山，而张郃建议多留兵后镇以防诸葛亮来袭。
    其结果是《汉晋春秋》：“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得还。”
    《晋书·帝纪第一》：“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邽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
    两种记载的结果大不相同，但也都提到的是，诸葛亮分兵袭了上邽。这正是张郃先前欲分兵防备的，而司马懿的恐前军不能当之虑则多余了。在这里，司马懿初次主持对蜀作战，所求的只是不丧师，而以张郃的丰富战斗经验，他的主张则是制敌之策，两者的处发点都是慎重，而明显在这样的战争中张郃更务实一点。
    另外，从细节上来看《晋书》的这一段记载有许多疑点，司马即然在上邽留兵，不击败守军又何以芟麦，显然，《晋书》缺失的是守军被击败的相关记载，在《汉晋春秋》却便提到了诸葛亮破费曜等之事，从当时的双方主力奔袭的方位形势来看，应是事实。所谓的：“必安营自固，然后芟麦。”也只是《晋书》的一面之辞，并不符合突袭作战的常理。而更现实的一点是：魏军刚奔救祁山，马上又赶返上邽，这样高强度的来回奔返，其疲劳可以想象，而作战力更是令人怀疑。诸葛亮“自逆宣王于上邽”，也是想在魏军疲惫的状态下占点便宜，更不可能“望尘而遁”。还是“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得还”更合理一点。这样的交手算下来，其结果是魏军既损守军又被割麦，还来回奔返，吃了不小的亏,另一方面要说的是，蜀军在这激烈攻防转换时间里，也不可能大规模收割上邽之麦。
    诸葛亮退走，司马懿又追至卤城，此时张郃与他发生第二次分岐。“张郃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故寻亮。”事在《汉晋春秋》。
    由此也可看出魏军先前奔返上邽之时，祁山附近尚在蜀军围攻之中，魏方之前的奔袭尽管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战果，但仍有一定的主动，另一方面，蜀军出兵以来，并未有重大损失，在祁山一线还保留着相当的实力，《晋书·帝纪第一》：“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由此可见蜀军还占据了一定地利，魏军与之正面冲突未必能占到便宜，在此情况下张郃之策有正有奇，不给蜀方以空隙，也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可谓万全，而司马懿对张郃的理智意见“不从，故寻亮”这样的态度看来有点歇斯底里。也有可能是司马懿不想蜀军粮尽退走，而急于进行主力决战，以在他的第一次对蜀作战中建功。
    《汉晋春秋》：“五月辛巳，（懿）乃使张郃攻无当监（注10）何平于南围，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驽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晋书·帝纪第一》：“帝攻拔其围，亮宵遁。”二书又是大相泾亭。
    《晋书》为司马懿表功的意图是很明显的，这就大大降了其真实性。真实情况,在《三国志·魏书》诸传不见其详，然则在《蜀书·王平传》里便提到了：“九年，亮围祁山，平别守南围。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此段与《汉晋春秋》相符，而无当监何平，便是这里的王平（注11）。所以《汉晋春秋》此事的真实性是很高的。
    这里“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故有其原因，《王平传》：“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那么此时王平所领便至少有原五将之兵，加以坚守重围，即使巧变如张郃，也无计可施，“郃不能克”，但也表明不是军败，所以“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所击破的应是司马懿部。
    “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驽三千一百张”应是一场相当大的败仗，《三国志》里各传原文，对此战的以上过程尽皆隐去不提：《张郃传》：“诸葛亮复出祁山，诏郃督诸将西至略阳，亮还保祁山。”《诸葛亮传》：“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陈寿掩盖了司马懿败战的事实，然而终究还是在《王平传》中描述了一点详情，既使在这里，司马懿之败也被略去，然而恰恰是《王平传》中的这部分事迹，证实了《汉晋春秋》相关部分的准确性，而让我们能一窥其真相。而《晋书·帝纪第一》相关此战的记载以此推断更有可能是后来编造，所以裴松之所注里未见到《晋书》原始资料的痕迹。
    此战的结果，《三国志》诸传皆为蜀军粮尽退兵，独《晋书》雄浑的一笔：“帝攻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着实搞笑。然而正相反，堂堂征西车骑将军、百战不摧的张郃，却丧身于木门道的追击作战中。
    《三国志·张郃传》：“郃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郃膝，薨，谥曰壮侯。”这是较正式的说法，然而却是为司马懿隐讳，关于实情，《魏略》所记甚是清楚：“亮军退，司马宣王使郃，郃曰：‘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宣王不听。郃不得已，遂进。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木门之战的过程，刘琳注《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转引《御览》卷291，引袁希之《汉表传》： “亮粮尽，军还至青封木门。 郃追之。亮驻军，削大树皮题日：‘张郃死此树下’，豫令夹道以数千强弩备之。郃果自见，千弩俱发，射郃而死。”
    在这里，张郃与司马懿发生了最后一次争执，其结果是张郃最终丧失了性命。“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曹操定出这样的军法，也是当年有所认识的：征张绣之战，曹操正是以死地之兵，击退追来的张绣刘表联军（注12），司马懿对此也定有所知。而此时的蜀军远胜于当年张绣刘表联军、木门道又是天下至险之地，在这样的地点追击这样的归师，实际上绝对是将张郃置于死地。张郃对此一定有所觉悟，然而主将有强令，他尽管“不得已”，还是得遵命，而这一次的情况，又被他自己料中了。
    与同一个人发生这么多次争执，在司马懿一生中是仅见的，而几乎每一次都是被张郃所料中，司马懿在道理上处于劣势，自郃一死，全魏就再未出现在智计上使司马懿这样出于劣势的人。陈寿对张郃的评价是：“郃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这样的智将，在朝野内外有着崇高声望，为敌人所惧怕的同时也难免为猜忌多权变的司马仲达所忌惮。
    更明显的是，此战中张郃所料皆如计，而司马懿先有上邽之失，后有祁山之败，这便势必会动摇他今后的统帅地位。于是，在魏国胜局已定的情况下，木门口追击战很有可能成了司马懿借刀杀人之法。
    由于最终的胜利，魏明帝也不便对大将之死再追究责任。《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晋书·帝纪第一》：“天子使使者劳军，增封邑。”司马懿在此战中出现这么多失误，最终还丧了大将张郃，却依旧得到厚赏，这只是因为，魏国最后，胜利了。
    而另一方面，为张郃之死悲惜的，大有人在，最悲痛的，还是魏明帝本人，由此引发了一段谈话。《三国志·辛毗传》末注引《魏略》：“诸葛亮围祁山，不克，引退。张郃追之，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临朝而叹曰：‘蜀未平而郃死，将之若何！’司空陈群曰：“郃诚良将，国所依也”（注13）。由这段对话可见，张郃一度被明帝和重臣们视为国之支柱，他的死，是当时朝野伤悼之事。
    后记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作者的立场与时代问题，即使是《三国志》、《晋书》这样的正史对真正的史实也存在许多人为的掩饰，或是盖功，或是遮丑，在这样的前提下，《三国志·张郃传》给读者的就是一个极为抽象化的张郃。然而，史实毕竟是史实，终难被完全掩盖，在这些正史的其它诸处，不可避免的流露出了许多相关更详的信息，将之与裴注、《华阳国志》等其它资料结合起来分析，就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感受到一个真正的张郃，这个人物远比他的三国志本传所写厚实得多，其影响在《三国志·辛毗》等诸传相关都有大笔特书，加上“征西车骑”这个绝无仅有的军号，都可以让人发觉张郃的不一般，这也是我写此文时考证的起点。事实上，早如《三国志》、《晋书》，后如《通鉴》，此类的事还有很多，但通过写此文，我也找到了对待这些正史的态度——结合所有史料进行考订，前后相证加以客观推断，这样也许会更接近历史的真相，而这点方法体会，又始自在彰考馆讨论《晋书》与《通鉴》的一个矛盾时，马师罗列资料对比给我的触动。
    注1：洪饴孙为清朝人，所撰《三国职官表》由历代史料辑成，“表合职官志与表为一，每官下列前后居此官者姓名，可以考见官职高下和迁转。”然则因是辑成，所据史料不超过前代，而“征西”、“车骑”两条后释义“鱼豢曰：魏世车骑将军为都督，仪与四征同，若不为都督，虽持节属四征者，与前后左右杂号将军同。其或散还从文官之例，则位次三司”和“魏征西将军----武帝置，黄初中位次三公。领兵屯长安，统雍、凉二州刺史，资深者为大将军”明显是引自《宋书·百官志》的原文，其下所叙官职迁转也应是由各家书辑成，一书误则一条误，故俺不否定此书，但尽量以详尽史料来论述迁转过程以保证可信度。
    注2：《三国志·夏侯渊传》：“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渊使张郃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挑郃战，郃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郃，为备所袭，渊遂战死。”由此定论，似乎夏侯渊之死张郃亦应有责，而曹操《军策令》有论：“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鹿角去本营十五里，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后，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可见始自夏侯之不识机变，故得为刘备所袭，受夏侯渊之命的张郃，在此事上并无责任。
    注3：夏侯尚自少为魏文帝侍从，相伴左右，向未有大功，曹操死前只为黄门侍郎，《尚传》“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鄴。并录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骑常侍，迁中领军。文帝践阼，更封平陵乡侯，迁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只是在曹操死后、曹丕称帝这样短时间内便连续剧升两次，以这样的资历而后又统率诸军与百战老将，主持江陵之战，可见曹丕对他的过分偏重，而〈尚传〉中江陵之战功劳的人为化痕迹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注4：《晋书·帝纪第一》：“天子（曹丕）自广陵还洛阳，诏帝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曹丕死前顾命三人，懿便列其中，其余二人为曹真、陈群，魏武时的元勋功臣散尽，司马懿于曹操末年入仕，至此亦可称是暴起了。
    注5：《宋书·百官志》：“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然而就祁山之战来看是“真督诸军军郿”、“加郃位特进，遣督诸军”二人当时所督的都是特指的军队。“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与魏明以后制度所差应不远，由此说曹真、张郃于首出祁山之战时分别“督诸军”而不上下管辖也是能成立的。
    注6：《魏略》曰：“始，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陇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时应亮。”以此为三郡叛魏的原因，恐太片面，而如文中所析曹真军首尾难顾所造成的军事上劣势，也应是三郡恐慌的原因之一，这两个原因并不相悖，二者同时考虑，才能让人进一步看清当时形势的真相。
    注7：《三国志·张郃传》：“司马宣王治水军於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至荆州，会冬水浅，大船不得行，乃还屯方城。”《诸葛亮传》：“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曹真传〉陈仓之役后曹真：“朝洛阳、迁大司马”。由以上所引可见，街亭之后张郃、曹真皆有督令关中诸军。
    注8：此皆为黄初五年三月事，《三国志·明帝纪》：“三月，大司马曹真薨。诸葛亮寇天水，诏大将军司马宣王拒之。”而《汉晋春秋》有：于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晋书·帝纪第一》则直接为:“明年，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于祁山。---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完全略去曹真之死。由《汉晋春秋》所言则司马乘曹真病重入朝夺关中兵权之迹很是明显，但缺实据和其它记载以证，《三国志》为尊者讳，将前后顺序有所颠倒也是可能，此事因果最终不得而知。
    注9：此段在《汉晋春秋》中也有类似文字，然不及其详，故权引《晋书》。
    注10：《汉晋春秋》引诸葛亮言有：“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等及曲长七十余人，突将、无前、---、散骑、武骑一千余人。”以此观之，“无当”当作“无前”解，为蜀军突骑里的一种。
    注11：《三国志·王平传》：“王平字子均，巴西渠人。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由此可见习凿齿《汉晋春秋》中的无当监何平便是王平本人。很有可能《汉晋春秋》参照的是较早的官方记载，与此原始记载同一时期的王平尚未改名。
    注12：《三国志·武帝纪》：“公乃解绣围。公将引还，绣兵来，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公与荀彧书曰：‘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军前后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秋七月，公还许。荀彧问公：‘前以策贼必破，何也？”公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是以知胜矣。’”
    注13：在场的辛毗心以为张郃之死虽可惜，但不能因此使君臣们沮丧，随后拉着陈群说道：“陈公，是何言欤！当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无武皇帝也，及委国祚，而文皇帝受命，黄初之世，亦谓不可无文皇帝也，及委弃天下，而陛下龙兴。今国内所少，岂张郃乎？”陈群曰：“亦诚如辛毗言。”帝笑曰：“陈公可谓善变矣。”裴松之注三国志时以此对话为诬，认为辛毗不该以一将之死而拿祖宗作比，若要比较也应拿张辽等人来比，这并不是辛毗的刚正风格。然则我觉得辛毗所言与理不合，但于情有道，毕竟张郃虽比之曹操、曹丕父子为小，但以郃一生之功绩，曹魏所逝诸人中却真的再无其它人可比，而自街亭以来，张郃在魏明帝心中的地位，也是仅有的。
    参考资料：
    《裴注三国志》
    《华阳国志》
    《三国职官表》
    《曹操集》
    《诸葛亮集》
    《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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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5 08: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