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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德明
    现在，书话这种形式已经非常习见了。
    特别是在读书界，所有爱书者几乎没有不喜欢读书话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们所用，并逐渐流传，终于为公众所认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
    书话的形式也许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
    现在，人们对书话范围的界定还比较宽泛，多数人把凡是关于谈书的散文、随笔，包括书的序跋，甚至较短的书评，一律目为书话。或者说，书话本来就内容宽广，可以无所不谈，不必强求统一。
    但，有些认识已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实。如，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我常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
    40 年代初，我开始对新文学书刊发生兴趣。在课堂里无法满足的知识，只好到旧书摊前去探秘，开头是盲无所从，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到了40 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门的老师。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循着他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搜访。
    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
    50 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调往文艺部，在袁鹰同志手下编副刊。他是一位放手用干部的好领导。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得到他的支持。当时，袁水拍同志已请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开辟了《书林漫步》专栏，那当然是书话。这个专栏得到了知识界的好评，可惜所谈的都是古籍，距离一般读者的兴趣稍远。为此，西谛先生后来有意避开冷僻的版本，分别写了买书、分书、整书、访书等接近生活的题目。本来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却因“反右派”、“大跃进”，以及他出访域外不幸遇难，这组文章遂成绝响。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刊载书话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60 年代初，唐弢先生举家北迁。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
    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
    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62 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如此谨慎，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大惑不解。
    在这以后，我又联系阿英先生写了近代文学丛谈，请陈原先生写中外读书小品，赵家璧先生写编辑忆旧，钱君匋先生写书籍装帧琐谈，李健吾先生写艺术短简，路工先生写访书见闻录，还有丁景唐、瞿光熙、胡从经等先生写的有关新文学的书话。以上有的虽然没有用书话的招牌，实际都没有离开书。我以为报纸副刊是发表书话的理想园地，不仅可以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也是普及文学史和培养读者艺术修养的极好方式。书话兴盛一时，到1964年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批判”的时候就匆匆收场了。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静候批判。因为报社已经抛开文艺部，背后整理铅印了十来种文艺部工作错误的专题材料，其中的两份，即关于唐弢的书话，以及读书随笔的。罪名之大、上纲之高已令人胆战心惊。到了“文革”
    开始，却又被“造反派”们当作“假批判、真包庇”，认为书话之类正是为30 年代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摇旗呐喊，是有计划的一个阴谋活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话的兴衰，莫不与时代的政治起伏有关，这时候我才想起当年唐弢先生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至今为止，人们都承认唐弢先生的书话影响最大，这不是偶然的。他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这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达到的境界。1979 年10 月，他在编完《晦庵书话》时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他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点的重要依据。说他在书话写作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不过分。
    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国群书题记》、周叔弢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先生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等，尽管偶然会间及掌故，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唐弢先生却强调文学因素，并把它理论化了，使枯燥的藏书题跋走出专门家的书斋，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书话必得抒情，一定谈掌故。
    这要因书而定，不能勉强。以知识为主没有错，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也是必要的。邓之诚先生是以文史学家的眼光写书话的。1955 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以“提要”和“劄记”合成。“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劄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经验所得，一家之言，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孙犁同志写的《书衣文录》，更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写在书衣上。但，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有人说最先用“书话”为题写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怎么重要。我也没有作过考证，只是在翻旧书刊的过程中，见到1937 年10 月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4 月，他还在《青年界》第11 卷第4 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最早用“书话”的是阿英。作家曹聚仁早在1931 年8 月15 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以《书话二节》为题了。同月22 日出版的《涛声》第2 期，他又发表了《书话·2》。如果我们有耐心去翻阅一下，1933 年和1934 年的《申报·自由谈》，那里还有另外几个作者，也在以“书话”名义写读书小品。书话在30 年代曹经一度繁荣，丝毫也没有影响唐弢先生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前人的实践我们都应当尊重。文学史上从来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会跳出一个伟大的天才来。
    为了适应当前读书界的需要，也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权威读物，北京出版社邀我来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我认为这是出版家注重基础工程的举措，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经过筹划，现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写书话的大家，有过历史的贡献。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与各卷选编者及出版家进行了反复的磋商。时间并不充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紧张、团结的合作。我们想尽力做得完美一点，怕亦有不周之处。如有不当，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1996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