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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自传》①小序


    这是我的自传的一部分。在这五个片断里我故意地用了不同的笔调和不同的纪年。我希望读者甚至能够从这上面也看出我的生活的进展来。
    因了篇幅的限制,我只能够写出过去生活的一个这样简单的轮廓。
    巴金1934 年2 月底,在上海。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8 页。
    ① 《巴金自传》,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
    昭明版《巴金选集》①后记
    昭明出版社要我为我的“选集”写一篇序,当时我正准备出国,便说:序不想写了,等我回来再写一篇后记吧。现在是践诺的时候了。
    本来我是不想讲话的。我连编选、出版自己旧作的事情也感到厌倦。两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找我编辑两卷本的《巴金选集》,我勉强地照办了,但是我写了一篇类似“自我批评”的《后记》,即使不彻底吧,我总算解剖了自己。一个人应当严格要求自己,至于做得怎样,当然以他的言行为根据。
    我的《后记》是为读者写的。我向读者打开门,让他们看见我的房间里有什么陈设,给他们时间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以后有机会,我还要作这一类的自我批评,因为我认为自我批评比自我吹嘘好,对自己、对读者都是这样。
    但有时我觉得“彻底”解剖自己很难办到,与其反复地自我批评,不如让人完全忘记痛快,这就是“四人帮”搞的那种“自行消亡”的把戏吧。说实话,有时候我也真想“自行消亡”,为了安静,为了听不见那些吱吱喳喳。今年我为两家香港的出版社编了《选集》,都是违心之举,却不过朋友的情面。
    既然做了,就得等待后果。我常常说我这一生挨的骂可谓多矣,多少次的围攻、甚至“四人帮”时代无数次的批斗都不曾把我骂死,那么我还要活下去听没完没了的诅咒,编印两三本选集有何不可!
    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也重视谦虚。谁当面对我说读过我的小说,我总回答:自己乱写一通。但是我读到黄河先生的文章,我才发现世界上真有“乱写一通”的人。黄河先生说我“通过杜大心得出一条荒谬的逻辑:“凡是最先起来反抗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的一身。’”
    他的文章印在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第三卷《小说二集》的前面,是“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九日写于斗室”的。我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写的、后来收在《文集》第十四卷中的《谈》里就说过:“书名是从过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来的。……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而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这不是讲得清清楚楚了吗?古往今来为革命甘愿献出生命的先烈何止千千万万。请问三十一岁就结束他的创作生活的大诗人雷列叶夫的诗句究竟是什么样的“荒谬的逻辑”!可能有些成天关在“斗室”里的人认为革命是“冒一次险、捞一把”,因此把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看作“荒谬的逻辑”。但我想,《新文学大系续编》的编者的头脑总是清醒的吧。究竟谁“荒谬”,我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
    一棍子打死人或作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作者有权利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对打棍子的人我只提出一个要求:你们下棍子之前,请先把作品看懂。
    我的作品有种种的缺点,但我看不出“荒谬的逻辑”在什么地方。我虽然重视谦虚,也不愿在棍子下面低头。我还能保护自己,用不着在这里饶舌了。
    巴金1980 年8 月19 日,上海。
    ① 昭明版《巴金选集》,一九八○年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42—44 页。
    《巴金选集》(十卷本)①后记
                                       一
    我没有上过大学,也不曾学过文学艺术。为了消遣,我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凡是借得到的书,不管什么流派,不管内容如何,我都看完。数目的确不少。后来在烦闷无聊的时候,在寂寞痛苦的时候,我就求助于纸笔,写起小说来。有些杂志愿意发表我的作品,有些书店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有些读者愿意购买我写的书,就这样鼓励我走上了文学的道路,让我戴上了“作家”这顶帽子。
    不管好坏,从一九二七年算起,我整整写了四十五年。并不是我算错,十年浩劫中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在这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年代里,我自己编选的《巴金文集》被认为“十四卷邪书”受到严厉批判。在批判会上我和批判者一样,否定了这些“大毒草”。会后我回顾过去,写“思想汇报”,又因为自己写了这许多“邪书”感到悔恨,我真愿意把它们全部烧掉!……
    所以在“四人帮”垮台、我得到“第二次的解放”以后,就公开地说:“我不会让《文集》再版”。我并不曾违背诺言,有几年的事实作证。那么我是不是就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呢?
    不,不是。过去我否定过自己,有一个时期我的否定是真诚的,有一个时期是半真半假的。今天我仍然承认我有种种缺点和错误,但是我的小说绝不是“邪书”或“毒草”。我不想重印文集,我却编选了一部十卷本的选集。
    我严肃地进行这次的编辑工作,我把它当作我的“后事”之一,我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好它。
    照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保留我的真面目,让后世的读者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在给自己下结论,这十卷选集就是我的结论。这里面有我几十年的脚印,我走过的并不是柏油马路,道路泥泞,因此脚印特别深。
    有这部选集在,万一再有什么运动,它便是罪证,我绝对抵赖不了。我也不想抵赖。
                                     二
    不是说客气话,对文学艺术我本是外行。然而我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也是事实。这种矛盾的现象在文学界中是常见,而且像我这样的“闯入者”为数也不会少。对自己的作品我当然有发言权。关于创作的甘苦,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我写作绝非不动脑筋,我写得多,想得也不会少。别人用他们制造的尺来量我的作品,难道我自己就没有一种尺度?
    过去我在写作前后常常进行探索。前年我编写《探索集》,也曾发表过五篇关于探索的随想。去年我又说,我不同意那种说法:批评也是爱护。从30 年代起我就同批评家打交道,我就在考虑创作和评论的关系。在写小说之前我就熟习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评论家别林斯基的事情。别林斯基读完诗人涅克拉索夫转来的《穷人》的原稿十分激动,要求涅克拉索夫尽快地把作者带到他家里去。第二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见到了别林斯基,这个青年作者① 《巴金选集》(十卷本),一九八二年七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来在《作家日记》中这样写着:
    他渐渐地兴奋起来,眼睛发亮,热烈地讲起来了:“可是您自己明白您所写的什么吗!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家,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然而您完全明白您所描写的可怕的真实吗?像您这样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完全懂的!您那个小公务员是那样卑屈,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处境悲惨。他认为哪怕一点点抱怨都是胆大妄为。他不承认像他这样的人有‘痛苦的权利’。然而这是一个悲剧!您一下子就懂得了事物的真相!我们批评家说明一切事物的道理,而你们艺术家凭想象竟然接触到一个人灵魂的深处。这是艺术的奥妙,艺术家的魔术!您有才华!好好地珍惜它,您一定会成为大作家。”
    这是从一本意大利人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书里面引用的大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回忆、日记和书信,中间也有少数几篇他的夫人和朋友写的回忆。编辑者把它们集在一起编成一本一百三十六页的书,①反映了小说家六十年艰辛的生活,他的经历的确不平凡:给绑上了法场,临刑前才被特赦,在西伯利亚做了四年的苦工,过着长期贫困的生活,一直到死都不放松手中的笔。想到他,我的眼前就出现一个景象:在暴风雪的袭击之下,在泥泞的道路上,一个瘦弱的人昂着头不停地前进。生活亏待了他,可是他始终热爱生活。他仅次于托尔斯泰,成为十九世纪全世界两个最大的作家之一,可是他的生平比作品更牢牢地拴住了我的心,正如意大利编者所说“加强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不是让衙门、让沙皇的宠幸培养出来的,倒是艰苦的生活、接连的灾难培养了他。《穷人》的作者同批评家接触的机会不多,别林斯基当时已经患病,过两三年就离开了人世,接着年轻小说家也被捕入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那些重要著作都和别林斯基的期望相反。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被称为“可怕的和残酷的批评家”的别林斯基对《穷人》的作者讲的那段话,他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对待青年作者的。三十四岁的批评家并没有叫二十四岁的青年作者跟着他走,他只是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要糟蹋自己的才华。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人,两种职业,两种分工……
    如此而已。作家不想改造批评家,批评家也改造不了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友好合作,共同前进。本来嘛,作家和批评家都是文艺工作者,同样为人民、为读者服务;不同的是作家反映生活、塑造人物,而批评家却取材于作家和作品,他们借用别人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批评家论述作家和作品,不会用作家用的尺度来衡量,用的是他们用惯了的尺度。
    几十年来我不曾遇见一位别林斯基,也没有人用过我的尺度来批评我的作品。不了解我的生活经验,不明白我的创作甘苦,怎么能够“爱护”我?
    批评家有权批评每一个作家或者每一部作品,这是他的职责,他的工作,他得对人民负责,对读者负责。但是绝不能说他的批评就是爱护。我不相信作家必须在批评家的朱笔下受到磨练。我也不相信批评家是一种代表读者的“长官”,是美是丑,由他说了算数。有人说“作品需要批评”。读者不是阿斗,他们会出来讲话。作家也有权为自己的作品辩护,要是巧辩,那也只会揭露他自己。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45—49 页。
    ① 见尼可拉·莫斯卡尔德里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一九三六年米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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