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刘麟同志（二）-第二辑-书话-现当代名著网

    一、书信虽是一种文体，但我的信函却缺乏文彩，至多只能作为一点供研究用的资料而已。
    二、书信集的编辑工作是您代做的，因此请您写一篇编辑说明。
    巴金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60—61 页。
    ① 《巴金书信集》，一九九一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谈《灭亡》①（摘录）
    《灭亡》当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而且我的写作方法也大有问题。这不像一个作家在进行创作，倒像一位电影导演在拍摄影片。其实电影导演拍故事片，也是胸有成竹。我最后决定认真写这本小说，也不过做些剪接修补的工作。我以后写别的小说，不论是短篇、中篇、长篇，有的写得顺利，几乎是一口气写完，有的时写时辍，但它们都是从开头依次序写下去的。例如我的第二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就是一口气写下去的。这部作品的初稿我曾经投给《小说月报》，但很快就被退回，说是写得不好。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死去的太阳》的失败并非由于一气呵成，而是生活单薄。更重要的原因是：硬要写小说，这里面多少有点为做作家而写小说的味道了。这个中篇初稿的题名是《新生》，退回以后，我就把它锁在抽屉里，过了几个月偶然想起，拿出来改写一遍。那时我翻译的阿·托尔斯泰的剧本《丹东之死》刚出版，我就引用了《丹东之死》中的一段话放在小说前面，根据这段话改写了小说的结尾，而且把书名改作了《死去的太阳》。但是即使做了这些加工的工作，我仍然没法给我的失败的作品添一点光彩。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但这都是题外的话了。
    《灭亡》出版以后我读到了读者们的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也常常在分析自己的作品。我常常讲起我的作品中的“忧郁性”，我也曾虚心地研究这“忧郁性”来自什么地方。我知道它来自我前面说过的那些矛盾。我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所以我的作品里也有相当浓的“忧郁性”。
    倘使我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参加了火热的实际斗争，我便不会再有矛盾了，我也不会再有“忧郁”了。《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在他的遗著中有着这样的一句话：“矛盾，矛盾，矛盾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
    他的朋友李冷说：“他的灭亡就是在消灭这种矛盾。”（见《新生》）杜大心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消灭他的矛盾，所以他选择了死亡。他疲倦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他觉得“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他自然地会采取用暴力毁灭自己生命的一条路：报仇、泄愤，杀人、被杀。杜大心并非一般人所说的“浪漫的革命家”，他只是一个患着第二期肺病的革命者。我写杜大心患肺病，也许因为我自己曾经害过肺病，而且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大好，我自己也很容易激动，容易愤怒。倘使杜大心不患肺病，倘使他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例如说找到了共产党，他就不会感觉到“他是一个最孤独的人”，他是在单独地进行绝望的斗争；他就不会“憎恨一切的人”，甚至憎恨他自己。因为孤独，因为绝望，他的肺病就不断地加重。他的肺病加重，他更容易激动，更容易愤怒，更不能够冷静地考虑问题。倘使有一个组织在领导他，在支持他，他决不会感到孤独，更不会感到绝望，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矛盾，更不会用灭亡来消灭矛盾。
    我不能说杜大心的身上就没有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们两个人（作者和他的主人公）相同的地方也不太多。杜大心是单独地在进行革命的斗争，我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号的《文艺月报》。
    却是想革命，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而终于没有能参加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写出杜大心这个人物来。要是我走了另一条道路，也许我就不会写小说，至少我不会写出像《灭亡》这样的作品。有些细心的读者，只要读过几本我的作品，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求什么东西。我自己也说过我的每篇小说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号。事实上我缺少一种能够消灭我的矛盾的东西。我不断地追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我今天无法再讳言我的思想的局限性。我在写《灭亡》以前和以后常常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时候我也说我是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因为克鲁泡特金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不赞成个人主义。但是我更喜欢说我有我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过去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严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在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派别，几乎各人有各人的“无政府主义”。这些人很不容易认真地在一起合作，虽然他们最后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其实怎样从现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
    都没有具体的办法，多数的“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就没有去研究这样的办法。
    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真正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内容。有少数人也承认阶级斗争，但也只是少数，而且连他们也害怕听“专政”的字眼。我讲的是那一个时期西欧的“无政府主义”的情况，因为我过去接触到的，过去受过影响的都是这些外国的东西。我接受了它们，却不曾消化，另外我还保留而且发展了我自己的东西。这两者常常互相执制，有时它们甚至在我脑子里进行斗争。所以我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无法解决。我坦白地承认我的作品里总有一点外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我写作时常常违反这个“无政府主义”。我自己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而且说实话，我所喜欢的和使我受到更大影响的与其说是思想，不如说是人。凡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贡献出自己一切的革命者都容易得到我的敬爱。我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无政府主义者”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我也读过更多的关于俄国十二月党人和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派或别的革命者的书，例如《牛虻》作者丽莲·伏尼契的朋友斯捷普尼雅克的《地下的俄罗斯》和小说《安德列依·科茹霍夫》，以及妃格念尔的《回忆录》。
    我还读过赫尔岑的《往事与回忆》，读了这许多人的充满热情的文字，我开始懂得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在《灭亡》里面斯捷普尼雅克的影响是突出的，虽然科茹霍夫①和杜大心并不是一类的人。而且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高出我的《灭亡》若干倍。我记得斯捷普尼雅克的小说里也有“告别”的一章，描写科茹霍夫在刺杀沙皇之前向他的爱人（不是妻子）告别的情景。
    《灭亡》里面的人物并不多。除了杜大心，就应该提到李静淑和她的哥哥李冷，还有张为群和别的几个人。所有这些人全是虚构的。我为了发泄自己的感情，倾吐自己的爱憎，编造了这样的几个人。自然我在生活里也或多或少地看见过这些人的影子，至少是他们的服装和外形。像王秉钧那样的国民党右派我倒见过两三个。他们过去也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却换上招牌做了反动的官僚，我带着极大的厌恶描写了这样的人。“杀头的盛① 科茹霍夫，C.M.CTeИHЯК-КpaЧeHckИЙ（1851—1895）著长篇小说：“AHДpeЙЛoЖyxoB”中的男主人公。典”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十几岁的时候见过绑赴刑场的犯人和挂在电杆上示众的人头。我也听见人有声有色地谈起刽子手杀人的情形。《革命党被捕》和《八日》两章多少有些根据。我去法国之前住在上海旧法租界马浪路一个弄堂里。我和两个朋友同住在三楼的前后楼。房东可能是旧政客或者旧军人，他和几个朋友正在找出路，准备招兵买马，迎接快要打到上海来的北伐军。
    不知道怎样，有一天他的一个姓张的部下在华界被孙传芳的人捉去了，据说是去南市刻字店取什么司令的关防，给便衣侦探抓去的。他的妻子到房东家来过一两次，她是一个善良的年轻女人。她流着泪讲过一番话。后来房东一家人全躲到别处去了，只留下一位老太太看家。不久我就在报上看到那位张先生被杀头的消息，接着又听说他在牢里托人带话给房东：他受了刑，并未供出同谋，要房东以后照顾他的妻子兄弟。过两天我就上船去马赛了。两三个月以后我偶然在巴黎的中法联谊会或者这一类的地方看到几张《申报》，在报上又发现那房东的一个朋友也被孙传芳捉住杀头示众了。孙传芳退出上海之前不知道砍了多少人的头。要不是接连地看到杀头的消息，我也不会想到写《杀头的盛典》。那位张先生的砍头帮助我描写了张为群的英勇的牺牲和悲惨的死亡。
    关于李静淑我讲得很少，因为她也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只见过她的外形、服装和动作。我指的是一个朋友的新婚的太太。我创造李静淑出来给我解决爱与憎的问题。结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曾经同一位年纪较大的朋友辩论过这个问题，《最后的爱》一章中李静淑讲的一段话，就是根据他的来信写成的。
    关于《灭亡》我已经讲了不少的话。我谈创作的过程谈得多，谈人物谈得少。我在前面说过我创造人物来发泄我的感情，解决我的问题，暴露我的灵魂。那么我在小说里主要地想说明什么呢？不用说，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就是：革命早日到来。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所以《灭亡》并不是一本悲观的书，绝望的书。不管我自己思想的局限性有多大，作品的缺点有多少，《灭亡》决不是一本虚无主义的小说，否定一切的小说，也不是恐怖主义的小说。
    《灭亡》这个书名有双重的意义。除了控诉、攻击和诅咒外，还有歌颂。
    《灭亡》歌颂了革命者为理想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书名是从过去印在小说扉页上的主题诗（或者歌词）来的。这八句关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的诗决非表现“革命也灭亡，不革命也灭亡”的虚无悲观的思想。唯一的证据就是：这八句诗并非我的创作，它们是我根据俄国诗人雷列叶夫①的几句诗改译成的。雷列叶夫的确说过“我知道：灭亡（погибель）等待着第一个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的人。”②而且他自己就因为“起来反抗压制人民的暴君”，领导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死在尼古拉一世的绞刑架上。他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甘愿灭亡的英雄。我这几句改译的诗不仅歌颂了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的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辛，也歌颂了为俄国民主革命英勇战斗的十二月党人，也歌颂了一切“起来反抗压迫的人”，一切的革命者。
    1958 年3 月20 日。
    ① 雷列叶夫（K.Φ.РЬIЛeeB，1759—1826），十二月党五烈士之一，被沙皇尼古拉一世处绞刑。
    ② 见雷列叶夫著叙事诗“HaЙЛИBaЙКО”第八篇《纳里瓦依科的自白》。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38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