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读者写信来，要我告诉他们小说与散文的特点。也有人希望我能够说明散文究竟是什么东西。还有两三位杂志编辑出题目要我谈谈关于散文的一些问题。我没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我实在讲不出来。前些时候有一位远方的读者来信骂我，一定要我讲出来散文与小说的区别。我只好硬着头皮挨骂，因为我实在懂得太少，我不是一部字典或其他辞书。我并非故意在这里说假话，也不是过分谦虚。三十年来我一共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海行杂记》②还是在我写第一部小说之前写成的。最近我仍然在写类似散文的东西。怎么我会讲不出“散文”的特点呢？其实说出来，理由也很简单：我写文章，因为有话要说。我向杂志投稿，也从没有一位编辑先考问我一遍，看我是否懂得文学。我说这一段话，并非跑野马，开玩笑。我只想说明一件事情：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才想到写文章；一个人要对人说话，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说得好，让人家相信他。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方法和声调，写出来的文章也不会完全一样。人是活的，所以文章的形式和体裁并不能够限制活人。我写文章的时候，常常没有事先想到我这篇文章应当有什么样的特点，我想的只是我要在文章里说些什么话，而且怎样把那些话说得明白。
    我刚才说过我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其实这二十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样叫法似乎把散文的范围搞得太大了。其实我倒觉得把它缩小了。照欧洲人的说法，除了韵文就是散文，连长篇小说也包括在内。我前不久买到一部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四卷本《散文集》，里面收的全是长短篇小说。而且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时候也不大容易给一篇文章戴上合式的帽子，派定它为“小说”或“散文”。例如我的《短篇小说选集》里面有一篇《废园外》，不过一千二三百字，写作者走过一座废园，想起几天前敌机轰炸昆明，炸死园内一个深闺少女的事情。我刚写完它的时候，我把它当作“散文”。后来我却把它收在《短篇小说选集》里，我还在《序》上说：“拿情调来说，它接近短篇小说了。”但是怎样“接近”，我自己也说不出来。不过我也读过好些篇欧美或日本作家写的这一类没有故事的短篇小说。日本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鲁迅译）就比《废园外》更不像小说。但是我们可以在《现代日本小说集》里找到它。我的一位苏联朋友彼得罗夫同志翻译过我好几个短篇，其中也有《废园外》。我去年十一月在莫斯科见到他。他说他特别喜欢《废园外》。这说明也有人承认它是小说了。又如我一九五二年从朝鲜回来写了一篇叫做《坚强战士》的文章。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当作小说发表了。后来《志愿军英雄传》编辑部的一位同志把这篇文章拿去找获得“坚强战士”称号的张渭良同志仔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八年五月《萌芽》第九期。
    ② 我后来还写过不少这一类的旅行记。这种平铺直叙、毫无修饰的文章并非足以传世的佳作，但是它们保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资料”看，也许不会上大当。
    细研究了一番。张渭良同志提了一些意见。我根据他的意见把我那篇文章改得更符合事实。文章后来收在《志愿军英雄传》内，徐迟同志去年编《特写选》又把它选进去了。小说变成了特写。固然称《坚强战士》为“特写”也很适当，但是我如果仍然叫它做“短篇小说”，也不能说是错误。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好多“特写”就可以称为短篇小说。我过去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第二集里面有一篇《我的眼泪》，要是把它编进“散文集”，也许更恰当些，因为它更像散文。
    我这些话无非说明文章的体裁和形式都是次要的东西，主要的还是内容。有人认为必须先弄清楚了“散文”的特点才可以动笔写“散文”。我就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从前在私塾里念书的时候，我的确学过作文。老师出题目要我写文章。我或者想了一天写不出来，或者写出来不大通顺，老师就叫我到他面前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最后又怎样结束。我当时并不明白，过了几年倒恍然大悟了。老师是在教我在题目上做文章。说来说去无非在题目的上下前后打转。这就叫做“作文”。那些时候不是我要写文章，是老师要我写，不写或者写不出就要挨骂甚至打手心。当时我的确写过不少这样的文章，里面一半是“什么论”、“什么说”，如《颍考叔纯孝论》、《师说》之类，另一半就是今天所谓的“散文”，例如《郊游》、《儿时回忆》、《读书乐》等等。就拿《读书乐》来谈罢，我那时背诵古书很感痛苦。老实说，即使背得烂熟，我也讲不清楚那些辞句的意义。我怎么写得出《读书乐》呢？但是作文不交卷，我就走不出书房，要是惹得老师不高兴，说不定还要挨几下板子。我只好照老师的意思写，先说人需要读书，又说读书的乐趣，再讲春、夏、秋、冬四时读书之乐。最后来一个短短的结束。我总算把《读书乐》交卷了。老师在文章旁边打了好些个圈，最后又批了八个字：“水静沙明，一清到底”。我还记得文章中有“围炉可以御寒，《汉书》可以下酒”的话，这是写冬天读书的乐趣。老师又给我加上两句“不必红袖添香……”等等。其实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看见酒就害怕，哪里有读《汉书》下酒的雅兴？更不懂得什么叫“红袖添香”了。
    文章里的句子不是从别处抄来就是引用典故拼凑成的，跟“书”的内容并无多大关系。这真是为作文而作文，越写越糊涂了。不久我无意间得到一卷《说岳传》的残本，看到“何元庆大骂张用”一句，就接着看下去，居然全懂，因为书是用白话写的。我看完这本破书，就到处借《说岳传》全本来看，看到不想吃饭睡觉，这才懂得所谓“读书乐”。但这种情况跟我在《读书乐》中所写的却又是两样了。
    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我刚才还说过老师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从第一段讲到结束。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少有的，这是在老师特别高兴、有极大的耐心开导学生的时候。老师平日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他唯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当时我背得很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不用说，这只能说是似懂非懂。然而现在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颠三倒四的胡话，不像我们常常念着玩的颠倒诗：“一出门来脚咬狗，捡个狗子打石头……”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从前容易些了，只要我的确有话说。
    倘使我连先生出的题目都不懂，或者我实在无话可说，那又当别论。还有一点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我写的那些作文全是坏文章，因为老师爱出大题目，而我又只懂得那么一点点东西，连知识也说不上，哪里还有资格谈古论今！
    后来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批“清顺”二字敷衍了事。
    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自然我后来还读过别的文章，可是却没有机会把它们一一背熟，记在心里了。不过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我们有很好的“散文”的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百倍也不止！
    “五四”以后，从鲁迅先生起又接连出现了不少写新的散文的能手，像朱自清先生、叶圣陶先生、夏丐尊先生，我都受过他们的影响。任何一篇好文章都是容易上口的。哪怕你没有时间读熟，凡是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就容易让人记住。我并没有想到要记住它们，它们自己会时时到我的脑子里来游历。有时它们还会帮助我联想到别的事情。我常常说，多读别人的文章，自己的脑子就痒了，自己的手也痒了。读作品常常给我启发。譬如我前面提过的那篇日本作家森鸥外的小说《沉默之塔》，我正是读了它才忽然想起写《长生塔》（童话）的。然而《长生塔》跟《沉默之塔》中间的关系就只有一个“塔”字。我一九三四年在日本横滨写这篇童话骂蒋介石，而森鸥外却把他那篇反对文化压迫的“议论”小说当作一九一一年版尼采著作日文译本（《查拉图斯特拉》）的《代序》。我有好些篇散文和小说都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受到“启发”以后拿起笔写的。我在前面所说的“影响”就是指这个。前辈们的长处我学得很少。例如我读过的韩（愈）、柳（宗元）、欧（欧阳修）、苏（东坡）的古文，或者鲁迅、朱自清、夏丐尊、叶圣陶诸先生的散文，都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文字精炼，不啰嗦，没有多馀的字。而我的文章却像一个多嘴的年轻人，一开口就不肯停，一定要把什么都讲出来才痛快。我从前写文章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其实我自己是喜欢短文章的。我常常想把文章写得短些，更短些。我觉得越短越好，越有力。然而拿起笔我就无法控制自己。可见我还不能驾驭文字；可见我还不知道节制。这是我的毛病。
    自然我也写过一些短的东西， 像收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散文集《龙·虎·狗》里面的一部分散文。其中如《日》、《月》、《星》三篇不过两百多字、三百多字和四百多字，但它们也只是一时的感想而已。这几百字中仍然有多馀的字，更谈不到精炼。而且像这样短的散文我也写得不多。
    我自己刚才说过，教我写“散文”的“启蒙老师”是中国的作品。但是我并没有学到中国散文的特点，所以可能有人在我的文章中嗅不出多少中国的味道。然而我说句老实话，外国的“散文”不论是essay（散文）或者sketch（随笔），我都读得很少。在成都学英文，念过半本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随笔集》，后来隔了好多年才读到英国作家吉星的《四季随笔》和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essay 等等，也不过数得出的几本。这些都是长篇大论的东西，而且都是从从容容地在明窗净几的条件下写出来的，对于只要面前有一尺见方的木板就可以执笔的我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倘使有人因为我的散文不中不西，一定要找外国的影响，那么我想提醒他：我读过很多欧美的小说和革命家的自传，我从它们那里学到一些遣辞造句的方法。我十几岁的时候没有机会学中文的修辞学，却念过大半本英文修辞学，也学到一点东西，例如散文里不应有押韵的句子，我一直就在注意。有一个时候我的文字欧化得厉害，我翻译过好几本外国书，没有把外国文变成很好的中国话，倒学会了用中国字写外国文。幸好我还有个不断地修改自己文章的习惯，我的文章才会有进步。最近我编辑自己的《文集》，我还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好些欧化的句子。我自然要把它们修改或者删去。但是有几个欧化的小说题目（例如《爱的摧残》、《爱的十字架》等）却没法改动，就只好让它们留下来了。我过去做翻译工作多少吃了一点“抠字眼”的亏，有时明知不对，想译得活一点，又害怕有人查对字典来纠正错误，为了偷懒、省事起见，只好完全照外国人遣辞造句的方法使用中国文。在翻译上用惯了，自然会影响写作。这就是我另一个毛病的由来了。
    我的两篇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小说和几篇在朝鲜写的通讯报导被译做英文印成小书以后，有位英国读者来信说这种热情的文章英国人不喜欢。也有人反映英国读者不习惯第一人称的文章，说是讲“我”讲得太多。这种说法也打中了我的要害。第一，我的文字毫无含蓄，很少一个句子里包含许多意思，让读者茶馀饭后仔细思索、慢慢回味。第二，我喜欢用作者讲话的口气写文章，不论是散文或者短篇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个“我”字。虽然我还没有学到托尔斯泰代替马写文章，也没有学到契诃夫或夏目漱石代替狗写文章，我的作品中的“我”总是一个人，但是这个“我”并不就是作者自己，小说里面的“我”有时甚至是作者憎恶的人，例如《奴隶的心》里面的“我”。
    而且我还可以说，所有这些文章里并没有“自我吹嘘”或者“自我扩张”的臭味。我只是通过“我”写别人，写别人的事情。其实第一人称的小说世界上岂止千千万万！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嗜好。我喜欢第一人称的文章，因为写起来、读起来都觉得亲切。自然也有人不喜欢这种文章，也有些作家一辈子不让“我”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但是我仍然要说，我也并非“生而知之”的，连用“我”的口气写文章也有“老师”。我在这方面的“启蒙老师”是两本小说，而这两本小说偏偏是两位英国小说家写的。这两部书便是狄更斯的《大卫·考柏菲尔》和司蒂文生的《宝岛》。我十几岁学英文的时候念熟了它们，而且《宝岛》这本书还是一个英国教员教我念完的。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这两本小说。《大卫·考柏菲尔》从“我”的出生写起，写了这个主人公几十年的生活，但是更多地写了那几十年中间英国的社会和各种各样的人。《宝岛》是一部所谓的冒险小说，它从“我”在父亲开的客栈里碰见“船长”讲起，一直讲到主人公经历了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取得宝藏回来为止，书中有文有武，有“一只脚”，有“独眼”，非常热闹。它们不像有些作品开头就是大段的写景，然后才慢慢地介绍出一两个人，教读者念了十几页还不容易进到书中去。它们却像熟人一样，一开头就把读者带进书中，以后越入越深，教人放不下书。所以它们对十几岁的年轻人会有那样大的影响。我并不是在这里推荐那两部作品，我只是分析我的文章的各种成分，说明我的文章的各种来源。
    我在前面刚刚说过我的文章里面的“我”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然而绝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却全是作者自己，不过这个“我”并不专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些散文里面的“我”就不是作者自己，写的事情也全是虚构的了。但是我自己有一种看法，那就是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这个“我”是不出场的，然而他无处不在。这不是说我如何了不起。决不！这只是说明作者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
    我并不是拿起笔就可以写出文章；也不是只要编辑同志来信索稿，我的文思马上潮涌而来。我必须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才能够顺利地下笔。我有时给逼得没办法，坐在书桌前苦思半天，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终于留不下一句。《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曾经劝人“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两个钟头”。
    他说，要是写不出来，你就拿起笔不断地写：“我今天什么都写不出来。”
    但是他在写《死魂灵》的时候，有一次在旅行中，走进一个酒馆，他忽然想写文章，叫人搬来一张小桌子，就坐在角落里，一口气写完了整整一章小说，连座位也没有离开过。其实我也有过“一挥而就”的时候。譬如我在朝鲜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就是一口气写成的。虽然后来修改两次，也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我想就这篇散文为例，简单地谈一谈。
    这篇文章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一个半山的坑道里写成的。我们一个创作组一共十七个男女同志，刚到“志政”的时候，分住在朝鲜老百姓的家里，睡到半夜，我们住处的附近忽然落了一个炸弹。所以第二天下午“志政”的甘主任就叫人把我们的行李全搬到半山上的坑道里去了。洞子很长，有电灯，里面还放了小床、小桌，倒有点像火车的车厢。山路相当陡，下雪天爬上山实在不容易。搬到坑道的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了“志政”的欢迎晚会。我在二十日的日记里写着：“十一点半坐宣传部卓部长的小吉普车回宿舍，他陪我在黑暗中上山。通讯员下山来接我。我几乎跌下去，幸而他把我拉住，扶我上去。”一连三夜都是这样。所以我的文章里面有一句“好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的确是好不容易啊！
    二十二日我们见了彭总（大家都是这样地称呼彭德怀司令员）以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创作组的全体同志开会讨论了彭总的谈话。在会上大家还讲了自己的印象和感想。同志们鼓励我写一篇“会见记”，我答应了下来。我二十五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话：“黄昏前上山回洞。八时后开始写同志们要我写的《彭总会见记》，到十一点半写完初稿。”第二天（二十六日）我又有机会参加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听了彭总一个半钟点的讲话，晚上才回到洞子里。这天的日记中又写着：“根据今天再听彭总讲话的心得重写‘会见记’，十一点写完。”二十七日我把文章交给同志们看过，他们提了一些意见。我又参考他们的意见增加了几句话，便把文章交给新华社了。二十八日彭总看到我的原稿，写了一封短信给我。他这样说：“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
    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的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
    彭总这个修改的意见提的很对，他更恰当地说出了当时的场面和我们大家的心情。我看见彭总以前，听说他是一个严肃的人，所以刚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位长者。后来他坐在我们对面慢慢地谈下去，我们的确有一种跟亲人谈话的感觉。这封信跟他本人一样，谦虚、诚恳、亲切。他把自己看得“很渺小”，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太严格，太苛刻。一个人的确应当对自己严，对自己要求苛。单是这一点，彭总就值得我们好好地学习了。
    彭总的信使我十分感动。我曾经这样地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编造了什么来恭维彭总呢？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写这篇短文并不觉得自己在做文章，我不过老老实实而且简简单单地叙述我们会见彭总的情形。就好像那天回到洞里遇见一位朋友，跟他摆了一段“龙门阵”一样。连最后“冒雪上山，埋头看山下”一段也是当时的情景。全篇文章从头到尾，不论事实、谈话、感情都是真的。但是真实比我的文章更生动、更丰富、更激动人心。我们笔太无力了。那一天（二十二日）我的日记写得很清楚：我们坐卡车到山下大洞内，在三反办公室等了一刻钟，彭总进来，亲切慈祥有如长者对子弟。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武装起来了！”接着又说：“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又问：“你们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我们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是坐车过来的。”他带笑纠正道：“不，还是跨过的。”彭总谈话深入浅出，深刻、全面。谈话中甘泗淇主任和宋时轮副司令员也进来了。彭总讲了三小时。接着宋、甘两位也讲了话。宋副司令员最后讲到了“欢迎”。彭总接着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头是欢迎的。”会后彭总留我们吃饭。我和彭总谈了几句话，又和甘主任谈了一阵。
    三点吃饭，共三桌，有火锅。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寒风扑面。洞中相当温暖。回到洞内，五点半起放映了《海鹰号遇难记》和《团结起来到明天》两部影片。晚会结束后，坐卓部长车回到宿舍的山下。雪尚未止，满山满地一片白色。我和另一位同志在山下大声叫通讯员拿电筒下来接我们。山上积雪甚厚，胶底鞋很滑，全靠通讯员分段拉我们上山。回洞休息片刻，看表不过九点五十分。
    ……
    从这段日记也可以看出来我的文章写的很简单。它只是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地讲会见的事情，从我们坐在办公室等候彭总讲起，一直讲到我们回宿舍为止。彭总给我们讲了三个钟头的话，我没法把它们全记录在文章里面，我只能引用了几段重要的。那几段他后来在欢迎会上的讲话中又重说了一遍。我听得更注意，自然我也记得更清楚。第二天听他讲话，印象更深。所以我回到宿舍就把头天写好的初稿拿出来修改和补充。我没有写吃饭的情形，饭桌上没有酒，大家吃得很快，谈话也不多。我把晚会省略了，晚会并无其他的节目，我只有在电影放完后离开会场时，才再见到彭总，跟他握手告别。在我的原稿上最后一段的开头并不是“晚上”两个字，却是“晚会结束后”一句话，在前一段的末尾还有表示省略的虚点。我想就这样简单地告诉读者，我们还参加了晚会。我的文章最初在《志愿军》报上发表，后来才由新华社用电讯发到国内。可能是新华社在发电讯稿的时候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节：虚点取消，“晚会结束后”也改为“晚上”，“花木兰”，“跨过鸭绿江”，连彭总戒烟的小故事也都删去了。在第九段上，“我忘记了时间的早晚”下面，还删去了“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的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上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的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这些句子。这些都是我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想到的，后来我的确把这一切全忘记了。但是新华社的删改也很有道理，至少文章显得“精炼”些。
    我拉拉杂杂地讲了这许多，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不想有系统地仔细分析我的全部散文。我没有理由让它们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这里我不过讲了我的一些缺点和我所走过的弯路。倘使它们能给今天的年轻读者一点点鼓舞和启发，我就十分满足了。我愿意看到数不尽的年轻作者用他们有力的笔写出反映今天伟大的现实的散文，我愿意读到数不尽的健康的、充满朝气的、不断地鼓舞读者前进的文章！1958 年4 月。
    选自《巴金全集》第二十卷第530—5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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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07 06:1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