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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本纪闻


    

    不久前,承友人段启明同志提供了一项《石头记》异本的资料,很可宝贵,因撰小文,以备研者参考。
    先说一说此事的原委。一九五二年春夏之间,我由京入蜀,任教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安顿在华西坝。第一位来访的客人是凌道新同志,我们是南开中学、燕京大学的两度同窗,珍珠湾事变以后,学友星散,各不相闻者已经十多年了,忽然在锦城相值,他已早在华大任教,真是他乡故知之遇,欣喜意外。从此,浣花溪水,少陵草堂,武侯祠庙,薛涛井墓,都是我们偕游之地。倡和之题,也曾共同从事汉英译著的工作,相得甚欢。当年秋天,院校调整,他到了重庆北碚西 南师院历史系;我到四川大学外文系,仍在成都。一九五四年上元佳节,道新邀我到北碚小住,并备酒肴,请师院的多位关怀红学的教授相聚,记得其中有吴宓、孙海波、吴则虞诸位先生。蒙他们热情相待,并各各谈述了关于红学的一些轶闻掌故和资料线索,也可算是一时之盛。
    就中,吴则虞先生着重谈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记的那个异本。他并说,李氏所记的“朱莲坡太史”,犹有后人,此本或还可踪迹。这事印象很深,一直存在想念中。
    一九五四年夏初,我回到北京。其后,吴则虞先生也奉调入京,在哲学研究所工作。大约到六一、六二年间,我又请吴先生用书面为我重叙旧谈,留为考索 的资料,蒙他写了一封信,详细地记述了朱氏后人的名、字、学历、职业、经历、为人的性格、风度,后来的下落,异本的去向……。这封长信,是一项很难得的文献史料,可惜我后因事故,很多信函资料被弄得七零八落,竟无可再寻。我只记得,吴先生所说的这位朱氏后人,是他的中学时期的业师,有才学,但落拓不羁,不易为人所知重,最后似流落于西南,有可能在重庆一带,书物似乎也可能落于此方。
    再后来,我和启明同志认识了,他对红学也有兴趣,说来也巧,他也是西南师院的老师。他每年冬天回京省亲,有一次,乘他见访之际,就提起上述的这件 事,拜托他在重庆留意探访这个线索。
    事情本来是很渺茫的,只是抱着一个万一之想罢了。不料启明后来居然查到了一个头绪。
    他因事到重庆,便到重庆图书馆去调查访问。据馆方的同志说:在重庆《新民晚报》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三版上发现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秦可卿淫上天香楼》,署名“朱衣”。全文不长,今迻录于下:
    红楼梦一书,尽人皆知前八十回为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为高鹗所作;而坊间所刊百二十回之红楼梦,其前八十回,究竟是否曹雪芹原著,则鲜有知音。余家有祖遗八十回之抄本红楼梦,其中与现本多有未合者,惜此本于 抗战初首都沦陷时,匆忙出走,不及携带,寄存友家,现已不知归于何人,无从追求。惟忆其中与现行本显有不同者,为秦可卿之死,现行本回目为“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而抄本回目则为“秦可卿淫上天香楼”,书中大意,谓贾珍与秦可卿,在天香楼幽会,嘱一小丫头看守楼门,若有人至,即声张知会,乃小丫头竟因磕睡打盹,致为尤氏到楼上撞见,秦可卿羞愤自缢于天香楼中,事出之后,小丫头以此事由己不忠于职所致,遂撞阶而死。考之现行本,秦氏死后,荣府上下人等闻之,皆不胜纳罕叹息,有诧怪怜悯之意, 一也;开吊之日,以宁府之大,而必设醮于天香楼者,出事之地,二也;尤氏称病不出,贾蓉嬉笑无事,而贾珍则哭的泪人一般,并谓“我当尽其所有”,各人态度如此,可想而知,三也;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画册,有二佳人在一楼中悬梁自缢,四也;鸳鸯死时,见秦二奶奶颈中缠绕白巾,五也。凡此种种,皆系后人将曹雪芹原本篡改后,又恐失真,故以疑笔在各处点醒之耳。
    据此所叙,这一段故事情节,为向来传闻记载所未见提及,情事文理,俱甚吻合。看守楼门,磕睡误事的小丫头,当即后来触柱而亡的瑞珠。此种细节,拟 非臆测捏造所能有。若然,这部八十回抄本,恐怕是“因命芹溪删去”以前的一个很早的本子。
    启明同志和我都认为,这部抄本,很可能就是李慈铭所记的那部《石头记》。因为:一、撰文者署“朱衣”,象是真姓假名的一个笔名别署;二、他说是祖遗的旧藏,并非新获,这与朱莲坡早先在京购得也相合;三、他流寓重庆一带(由报纸刊登此文的时地来看,大致可以如此推断),与吴则虞先生的说法又正合。由这三点来判断,说这部抄本有相当大的可能即是朱莲坡旧藏本,是不算毫无道理的。
    朱衣在文内所说的首都,是指抗战时期的南京。如果他并未作笔端狡狯,真 是遗留寄存于南京友人处,则此本来到西南,仍在“金陵”。那么南京一地,确实有过不止一部与俗本和已经发现的旧抄本都不尽同的宝贵抄本。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这个回目原来只见于《甲戌本》的朱批,现在得悉又有“丧”“上”文字之异,则不知是确然如此,抑系朱衣的误记?有了“淫丧”这个先入为主的字样,会认为“上”字是记错写错了;不过我倒觉得“淫上天香楼”颇好,不但含蓄,而且下一“上”字,包括了可卿如何奔赴楼内的过程情节,涵概也多。要说误记误写,那《甲戌本》上的批者事隔多年回忆旧稿,也何尝没有这种可能?历史上的事情常常是比我们有些人习用的“直线推理逻辑”要曲折 复杂得多了,所以不宜武断疑难,并自信为“必”是。
    我记下这个线索,希望热心的同志们留意,因为对任何一个异本,我都存着“万一之想”,假如有所发现,对研究工作实在是极大的贡献。
    除了感谢启明同志和重庆图书馆,本文略述原委的意思,也在于以此来纪念已故的凌道新同志和吴则虞先生。
    因谈版本,连类附及,夹叙一段小文。
    在流行的《红楼梦》本子之外,又发现了早先的《石头记》的旧抄本,早已不是新鲜事了。那些发现旧抄本的红学先辈们,功劳断不可没;可惜的是他们工 作做得不多,认识也大有局限。他们当作只属于一种“版本异闻”者有之,较量琐细文字短长者有之,作一点零星考证者有之。我还是最佩服鲁迅先生,他作《中国小说史略》就采用了戚本的文字,并曾表示过,有正书局印行了这部《戚序本》,也还不知究竟是否即为雪芹原本。先生于此,不但绝不武断事情,而且清楚指明:我们最应当注意的是雪芹的原著。先生多次以不同的形式提出,小说最易遭受妄人的胡改乱纂,大声唤醒人们要“斥伪返本”。在当时,哪还有第二位如此明确主张过呢?
    在红学上,作版本研究的根本目的,端在审辨诸伪,“扫荡烟埃”(亦鲁迅语),篡乱绝不只是“文字”的问题,而是偷梁换柱、彻底歪曲雪芹的思想内容的问题。取得这个认识,才真正感到程高伪本对雪芹的歪曲是何等严重,斥伪返本的工作是太迫切需要了。取得这个认识,却是较晚的事。
    “争版本”,严真伪,斥篡乱,是我们四十年来的中心工作之一。为此,曾与家兄祜昌做了极大量的艰苦工作;不幸工作的成果及校辑资料遭到破坏。但我们并不气馁,仍要继续努力。
    后来,红学家中致力于版本研究的,也日益多起来了。
    有一个问题难解,就是《庚辰本》的来历到底是怎样的?
    幸好,最近四川大学哲学系老师齐儆同志,忽然提供了一项难得的资料,因 乘此文之便,记述下来,也足备红学版本史上的一段掌故。
    蒙齐儆同志的传述,并得他介绍,从陈善铭先生获悉了徐氏如何得到《庚辰本》的事实。
    陈先生(原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的夫人,名徐传芳,即是徐星曙的女儿,而她的嫂子又是俞平伯先生的令姊。陈先生从其岳家得悉的《庚辰本》的来由,是十分清楚可靠的。
    据陈先生惠函见告:徐氏得《庚辰本》,事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收购此书的地点是东城隆福寺小摊上。书价是当时的银币八元。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可述。一是买进此书时,八册完整,如未甚触手,并非 是一部为众人传阅已久、弄得十分敝旧破烂的情形。二是此书出现于东庙小摊上,其来历可能是满洲旗人之家的东西。
    作出这后一点判断,是由于我再去询问陈先生,想了解早年东庙书摊的情况,陈先生因而见示说:北京当时大庙会只有三个,即南城的大土地庙,西城的护国寺,东城的隆福寺。大土地庙的摊子以“破烂”为主,护国寺的是日用品为多,唯隆福寺较“高级”,较多“古玩”之类。隆福寺街本来书铺也很多(笔者附注:我本人还赶上过一点“遗意”,那是一条很有风味的“小文化街”,远远不是现在的这种样子),庙会或有小书摊,则多在庙门内外一带。《庚辰本》得自古玩 摊还是书摊,已不能确言。陈先生认为,当时一般汉人,如出售藏书,是拿到琉璃厂去凭物论值,不易落到小摊上去,而满洲旗人家,贫窘也不肯公然卖旧东西,总是由家中仆妇丫头等持出门外,售与穿走里巷的“打鼓的”收旧物者。因此,《庚辰本》的出现于庙会小摊上,应以原为旗人家藏书的可能性大。我觉得陈先生的推断是合理的。
    《庚辰本》购得后,先后借阅过的有胡适、郭则澐和俞平伯先生诸人,这也是陈先生见告的。
    我在此向齐儆同志、陈善铭先生深致谢意。由于他们热情的教示,使我们了 解了这个重要旧抄本的来历。尽管落于摊贩之先书为谁家之物,尚待追寻,但已基本上说明了一些问题,可为研究旧抄本的问题上提供一种参考。
    “异本”一名,本不尽妥,意义含混,也容易误会,所以用它,只图捷便而已。介绍“异本”,我在另一处也曾引过一段资料,有过排字本,但未公开发表,今亦摘录于此:
    “……
    “在《红楼梦》版本问题上,还有一个方面,也应略加谈论。很多的记载,证明存在过一种不止八十回,而后半部与程本迥然不同的本子。可惜这种本子至今也未能找到一部。清代人的记载不一,今亦不拟在此一一罗列。张琦翔先生确 言日本儿玉达童氏对他说过,曾见三六桥(名三多,八旗蒙族人)本,有后三十回,尚能举出情节迥异的几条例子。褚德彝给《幽篁图》作题跋,也说他在宣统元年见到了端方的藏本,也举了后半部情节的若干事例,与儿玉之言颇有相合之点。端方的遗物,部分在四川偶有发现,不知这个本子还有在蜀重现的希望没有?因此我又想起郭则澐的一段话:
    ‘……相传《红楼梦》为明太傅家事,闻其语而已,比闻侯疑庵言:容若有中表妹;两小相洽;会待选椒房,容若乞其祖母以许字上闻,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选。容若意不能忘,值宫中有佛事:饰喇嘛入,得一见,女引嫌漠 然。梁汾稔其事、乃作是书。曰太虚幻境者,诡其辞也。除不甚隐,适车架幸邸,微睹之。虽窜易进呈,益惝怳不可详矣。蜀人有藏其原稿者,与坊间本迥异;十年前携至都,曾见之。今尚在蜀中。……’前半是我们习闻的索隐派的老故事(似与我曾引过的‘唯我’跋《饮水集》的话是同一来源),不足论——唯《红楼梦》的著作权又改归了顾贞观,倒是新闻!后半却引人注目。这个蜀中异本,不知与端方本是一是二?侯疑庵,听说是袁世凯的秘书,他在北京见过此本。‘今尚在蜀中’,很盼望四川的同志努力摸摸这些线索。郭的这段话,见其《清词玉屑》卷二,可以复按。郭和三六桥也很熟识, 时常提到他,并及其收藏的文物,可惜却没有提到儿玉所说的那个异本,不知何故。
    “我们注意访寻这些写本,不是为了嗜奇猎异,好玩有趣。这如果就是曹雪芹的佚稿,当然那是重要之极;即使是别的一种续书的话,如能访得,也将大大有助于推考曹雪芹的原著和比勘程、高二人的伪续,可以解决《红楼梦》研究上的很多疑难问题,也许还会给这方面的研究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亦未可知。……”
    很分明,“与坊间本迥异”的“原稿”,应即是一部《石头记》旧抄本。南京和蜀中,是两处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我已说过好几遍了,在这里再重复一次, 还是向两处的文化界的同志们呼吁,希望大力做些工作,使这些(万一幸免各种浩劫的)珍贵宝物,有再出于世的可能。
    至于将《红楼梦》的著作权又让与了顾贞观,读了实在令人忍隽不禁。为什么让与他呢?不会有太大的奥妙,不过知道顾氏是著名的文家,又与纳兰是好友罢了。这种逞臆之奇谈,信口之妄语,是经不起什么“考验”的。这在清代文人、士大夫中间,出些奇谈怪论,妄测胡云,本不足异;但我们重“温”这种“载籍”,不禁想到,时至今日,偶然犹可遇到一些乱让著作权的大文,真是“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了。
    然而,更妙的是,郭氏所传的这种说法——顾梁汾为成容若作的“传”,这倒不用怕有“自传说”的嫌疑了,因为只是一种“他传说”,今天的转让《红楼骂别人的“自传说”。看来,正如我在拙著《新证》中曾提到的,有过一种“叔传说”。也是振振有词,大骂别人,以显自己是“反胡功臣”;及一究实质,原来也还是一个“变相的自传说”——仅仅“变相”了一点而已,何尝与胡适有根本上的不同。红学界这种现象,倒是耐人寻味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
    已未夏至前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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