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很迷人的。如果你有兴趣研究每个家庭的盛衰，你就会觉得它总是和它所处的时代发生着十分微妙的关系。不管这个主人的心态，是顺应历史老人的步伐前进；还是根本不理睬时代的潮流，一意孤行，最终它们仍然还是要与历史携起手来，发生使人无可奈何的变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外有侵略，内有战乱，清代王室摇摇欲坠，无疑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川西平原，人们至今还不曾忘记九十多年前曾有一个端午节，在成都的东较场上，发生过一起震惊中外的“成都教案”，有几千群众把四圣祠街的外国教堂捣毁了；接着而来的，则是红灯教和义和团的暴民们，相继围聚在成都城外，多次向城内作令人胆颤心惊的攻打；然后就在商业繁荣的成都市中心，有一些读书人，组织起一个由立宪党人控制的“蜀学会”，企图用“通经致用”、“托古改制”的办法，来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尽管这些都象征了时代已不能再是死水一潭的局面，而在成都城的北门，有个座落在正通顺街上的李家，它的主人李镛，却还是按用祖宗世代传下来的规矩，在安排着他自己的家业，虽然他到最后才知道那原来不过是春梦一场。
    这条正通顺街是一条石板路，虽有几家店铺，多半却是做官人家的住宅。李家在这条街上，占地面积最广，名声也很响亮。它的西邻是清末驻藏钦差大臣凤荃的住宅，后来租给英国作为领事馆；东面是赵姓公馆，再过去则是一个大仙祠，平时静悄悄，一到逢年过节，举行庙会，香火却很鼎盛，这条街也就热闹起来，甚至行人如织了。西面转弯街角，则有一家茶馆，是三教九流人物逗留的一个热闹场所，公馆里的人是很少在这里出现的，只有隔壁轿行中的那些贩夫走卒，才经常站在茶客旁边，听那些见多识广的人讲来自城内城外的新闻。
    李公馆门前平时则是肃静无声，巍巍的高墙把深院大宅内的声音都围起来了。门前一对石狮子，也长年保持着沉默，好像它们也与这家的主人一样，无闻于世界的各种声响。门前还有两只很大的太平缸，经常盛满水，准备附近发生火警时救灾用的，由于多年这里保持着“太平”，这两只太平缸并不曾发挥过作用，倒是附近的那口双眼井，成了这个地段的标志，有时人们就把“双眼井”三个字来代替“正通顺街”这条街名了。
    写在李家大门上红底黑字的门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八个大字，确实反映了主人李镛对国事家务的看法与愿望。在他心目中，这是个皇恩浩荡、国泰民安的时代，即使社会有些小的动荡，也不过少数盗匪一时作乱，不久总会由官府派出大兵把他们平定的。他从来不曾想到过皇帝有一天也会垮台，连他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家庭也会发生变迁。说实在，从李家的祖基来讲，李镛不但不是游手好闲的败家子，而且应该算个光采的接班人。他的祖父李介庵先随伯祖李秋门离原籍浙江嘉兴到北京，得交当时名士吴穀人、张船山；后又应聘山西马氏教馆，做了十余年的家庭教师，使马氏子弟都得以应试及第。这样，李介庵才有机会因马氏的保荐，捐官入川，在当地定居。到了李镛的父亲李璠，他不但做了一任县官，还购置了一些田产；但数量不多，留给后代的，主要还是他那本有些书卷气的《醉墨山房仅存稿》。只有到了李镛，辞官后才广置田产，还在戊戌政变前，买下正通顺街这座五进三重堂的深院大宅。
    李镛觉得他的家业兴旺，是由于皇恩浩荡，只有按照皇帝定下来的规矩办事，才能这样无愧于祖宗在天之灵。他盼望他的所有后代都按着他的规范兴家立业。他一向认为自己为官清明，深通礼教，特别还能写诗做文，这很使他有点自负；六十岁那年还曾印了一本《秋棠山馆诗钞》送给亲朋。他的原配夫人汤氏，是个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她的外祖母更是当年“兰陵三秀”之一，既能绘画又能作诗，还曾一度以诗画维持生活，自称“澹影阁老人”。所以这位汤夫人，真称得家学渊源，可惜天不假年，较早亡故，只在死后留下一些诗句和画稿。李镛的第二个夫人姓濮，也是江苏人，门第虽不及汤氏，却也不是一般妇女。她同样能吟诗，并留有诗稿，在李镛的“诗钞”里也不难发现她与丈夫相互吟和及寄托哀思之作。两位夫人为李镛生下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一子二女早年夭亡。李镛在前两个夫人谢世后，又讨了两个姨太太，为他带来一个足以做他的孙子的第六个儿子。
    由于“书香门第”的传统，李镛夫妇给他们的大儿子李道河，也娶了一个知书识字的闺秀做李公馆的大房媳妇。这个媳妇虽从十岁起就跟着做官的父亲来四川定居，却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的一个县城里，她曾伴着她兄弟进私塾读了几年书，学名陈淑芬。她凭着聪明的天资和良好的素质，居然很早就与诗词结了不解缘，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让这些诗词艺术陶冶了自己的性情。她为人谦和，品性善良，同情下人，而又豁达大方，深得翁姑亲朋的好评。当她嫁到李家时，公馆曾为这位大房媳妇进门演了三天戏，使整个正通顺街都知道了李家这件喜事，非同一般。果然，她进门第二年，就给她的丈夫李道河生了个面目清秀的男孩，也就是说，给李镛带来了一个足以为他家传宗接代的长房长孙。这就是巴金的大哥，奶名叫果麐的李尧枚。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李道河的官运并不亨通，快近而立之年，还一直在成都邻近的几个小县城里担任着知县下属的小吏，这使李镛常引以为憾。就在这时，陈淑芬却又为李家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封建家庭重男轻女。女儿太多不免成为伯叔婶娘们讽刺嘲笑的话柄。恰好那一年，李道河被派去当大足县的典吏，专管监狱和捕捉盗贼的事情，每晚都要出去巡查，半夜才能回家，虽工作辛苦异常，却讨不了上司的欢心。因为他不善于见风使舵，鉴貌辨色，不久就被别人接替了自己的职位，最后只好回成都老家。这就更使长房在公馆里颜面无光。第二年，李镛花了一笔巨款，给儿子捐了一个过班知县。按照那时的规矩，捐官需送京城去，让朝廷点派的大臣验看他的风度、相貌和履历，才能确定他是不是能担任这个官职。哪知李道河虽然性情豪爽，平时很受朋友们器重，却并不为上司赏识。大臣才问了他几句话，就把他的申请“驳回”了。他在京城进退两难，处境尴尬，一封家信寄到成都，陈淑芬在李公馆更成了众矢之的。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长房媳妇进门，许多双眼睛就瞧着她有没有“帮夫运”。李道河在京城申请“过班知县”被驳回，罪名不在上司的用人唯亲，也不怪李道河自己，而是在他的夫人缺乏好运帮夫。至少公婆、叔婶、妯娌是这样看待的。她由此受到挪揄，日子很不好过，只有对着她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暗暗掉泪。不久，火上添油，她那还不到四岁的大女儿，竟在她心神不宁的烦忧生活中夭折了。
    李道河的第二个儿子尧林，和第三个儿子尧棠来到人间，真是及时。他们不仅给在大家庭中受困的母亲解了围，而且那时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中华土地上出现：清朝皇帝想用“新政”来挽回王朝即将崩溃的危局，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尧棠出生的那天是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十月十九日，正是他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这一天天气晴朗，像每个有阳光的冬日那样，叫人感到温暖又愉快。早晨，陈淑芬躺在床上，在朦胧中，想起黎明前那个奇怪的梦，禁不住嘴角挂上微笑。她记得醒来之前，有个观音模样的“送子娘娘”踏着轻盈的脚步，来到她的面前，微笑着将个婴儿交到她的手中，对她说：“这孩子本来给你弟妇的，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她把孩子揣在怀里，抬起头向娘娘道了声谢谢，然后低下头去看那婴儿，自己却醒来了……她像往常一样起了身，吃过早饭，从女仆袁嫂手里抱过来才断奶不久的一周岁多的尧林（奶名安麐），看她是不是把他喂饱了；然后来到三个大孩子尧枚、尧桢、尧彩身边，让他们围着她说笑。就在这个时候，她发觉自己的腹部出现阵痛，多次的经验告诉她：可能临产了。于是像所有当年做官人家一样，家里出现了忙乱：她被搀扶着重新睡到床上去，李道河赶紧派轿子去请医生，李镛则按着旧规点燃起香烛，求祖宗在冥冥中保佑全家安宁；接着是整个公馆里的人都在关心：长房里添丁还是弄瓦？
    暖暖的阳光照在上房的窗前，它的脚步虽然缓慢，却并不停顿。时间已经过午了，好不容易，房间里终于响起一阵婴儿的响亮啼声，啊，一个男孩出生了，像他那两个哥哥一样，面貌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乳名升麐的李尧棠，后来成为作家的巴金。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此刻，在床帐里，他在想些什么呢？只见他睁开明亮的大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就是他那温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她把他紧紧搂在温柔的怀抱里。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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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6 05: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