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区的这家旅馆，它的好处就是附近有个卢森堡公园。虽然季节已经到了三月底四月初，公园内还是草枯树秃，行人稀少。原来巴黎的春天姗姗来迟。尽管如此，尧棠还是每天上午来这里散步，他觉得它比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旅馆五层楼宿舍，空气要新鲜得多了。他有时也拿一本书坐在这里的椅子上看，更多的时候则在这里踱步深思。公园的人不多，偶有三三两两的法国孩子进园内来玩，看见他，总指指点点，在背后喊：“中国人，中国人，”这使他更加感到身居异国，寄人篱下的寂寞。
    他仍不时想念他的两个哥哥。他给他们写信，总是诉说着自己的寂寞和孤独。大哥来信告诉他成都家中经济虽还不曾宣告破产，但面临十分拮据的困难局面，已很难给他经济上的支援。在赴法前夕，大哥曾和尧林、尧棠说过，把家中的田卖了，兄弟各人可分两千元钱。尧棠动身时，大哥寄给他八百元路费，就是这二千元中的一部分，后来又寄来七百元，此后就再也没有寄了。他只好仍在夜校补习法文，有时也到大学作旁听生，白天则多半在旅舍狼吞虎咽地看书。一到黄昏，他有时从屋子里出来，也到附近几条街上走走，那时商店门都已关了，街上的行人也不多。他仰头四望，常感到自己好像被关在一道无形的门外，无法了解这个城市究竟有多少宝藏，多少双热情的手，或者多少颗冷酷的心。他觉得自己对它什么部不了解，都十分陌生。眼前他看到的，只是下过雨的潮湿的路面，和好像在燃烧似的泛红的天，以及像两块墓碑一般高耸着的圣母院的钟楼，并听到它悲鸣似的钟声。偶然也有几个行人在他身边走过，那是些穿着破旧衣服的工人和穷学生，以及头颈上套着狐皮围巾的中等人家的夫人和小姐，他们大多沉默着低头走路，偶然也有哼着低沉的悲叹调慢慢走着的，这景象使拉丁区的黄昏街头，增添了更多的哀愁。
    尧棠经常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踏着快步走去上夜校，回来的时候，一般总在晚上11点钟以后了。那时街道更加静寂，一盏盏装着煤气的街灯，更加零零落落，更加黝暗，天在下着无声的细雨，他一个人走在国葬院（也就是先贤祠）旁边的一条路上。那里有一座卢梭的铜像，这个被托尔斯泰称作“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曾经填补过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席位的伟大哲人，他的形象深深地吸引着尧棠。他读过他的《忏悔录》。卢梭作为一个平民知识份子，既自信又自重。他厌恶巴黎的繁华和高贵的等级，鄙视上流社会的特权，无视专制主义的淫威，甚至拒绝国王的接见和赐与，全心全意地卫护着人的尊严。他生活贫困而知识广博，物质享受微薄而精神世界丰富。他追求真实，不惜袒露和忏悔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他的心灵像晴空一样纯净；而高贵的上层社会，他们千方百计装腔作势，把自己打扮得道貌岸然，却把不可告人的罪恶隐藏起来，其给果却只能造成他们的内心永远恶浊，如肮脏发臭的阴沟。
    尧棠经常走到卢梭铜像前，望着那个拿着书本和草帽的巨人形象，情不自禁地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犹如去接近自己所敬爱的长辈，站在他的膝下，向他诉述自己的寂寞和悲愤。卢梭对封建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无掩饰的反抗，终于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境，这与尧棠少年时代反对封建礼教，在祭神前不肯下跪磕头，看不惯长辈中间勾心斗角，忍受不了他们对年轻一代和婢仆的摧残迫害，终于毅然决然离开封建大家庭的经历，有很多相通之处。
    国内传来消息，革命形势发生严重变化，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国民党宣布清党，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大批共产党人和群众遭到捕杀。这使尧棠更加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日夜牵挂着祖国正在进行着的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而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某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时候，竟与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甚至联名发电“护党救国”。特别使他失望的是那个曾到轮船码头来为他出国送行的朋友，竟在上海与李石曾等人合作办起一份《革命》周报，还写信给他向他约稿。尧棠立刻回了封信，说你们与反对革命的人合作已经堕落了，从今以后绝交，至于写稿更不用提了。
    尧棠站在卢梭铜像前，为国内形势感到焦急。他由悲愤而转入沉思，由沉思而禁不住口中喃喃说着话，“真理是压不服的，妄图依靠刀枪来镇压革命，纵然伏尸万万人，流血万万步，也是没有用的，理想是杀不死的……”他觉得共产党人李大钊勇敢地走上绞架，临刑慷慨申辩，是个伟大的殉道者，值得钦佩。
    那晚，他回到旅舍，把自己想的都写成文章，其中一篇题目便叫做《理想是杀不死的》；另一篇题目是《李大钊确是个殉道者》。为了与那些和国民党合流的无政府主义者诀绝，他又在几天以后写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等论文。这些文章后来都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平等》杂志上发表了。富有正义感和以人道主义思想作基础的尧棠，通过这次革命流血的教训，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认识，从这时开始逐渐清楚。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就没有严密组织，更无严格统一的党章、党纲，在这个时期，也逐渐分化，各人走各人的路。他们有的投靠了国民党，有的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终于成为共产党人。对尧棠来说，只是增强了孤独感。只有在卢梭铜像前，他才得到一些安慰。他虽然在十七岁时就开始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曾翻译过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传记，但他从未整体地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特别没有宣扬过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实质，即要求恢复使用旧的生产工具和维持旧的所有制及生产关系。即使在法国时期，在这个国际无政府主义发源地和昔日的无政府主义者集中避难所，为尧棠所一直追求称颂的，也只是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者为革命而勇于牺牲的殉道精神。
    面对着国内反动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屠刀，尧棠在这个时期特别神往于对反动统治者不屈反抗的英雄形象。他对李大钊的就义作了热情歌颂以外，还从现代世界史料中收集了大量的各国殉道者（其中许多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悲壮事迹。这些英勇的牺牲者动人的形象，日日夜夜在他的脑海里沉浮，他禁不住为他们流泪。
    有一天晚上，他站在卢梭铜像前，忽然想起了白天在研读现代史过程中，所发现的1886年5月美国芝加哥工人领袖的殉道事件：美国芝加哥工人因为要求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罢工，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生了爆炸事件，说有一个警察被炸死。接受了三百个大资本家十万元贿赂的芝加哥法庭，把八个与炸弹案毫无关系的“罪人”，分头逮捕起来，并即判成了“制造杀害罪”，说这些被告在演说和著作中的语言，促使那个至今在逃的不知姓名的人来杀害那个警察。他们把许多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小册子、传单、报刊都作为杀害警察的罪证。当年八月，他们把八个“罪人”中的七个人，判处死刑，另外一个尼伯，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尧棠深为这个案件中的被告们在被判刑后留下的不朽遗言感动。
    “我在这法庭上的讲话，如像一个阶级的代表向另一个阶级的代表发言。”第一个演讲的是司柏司，他原是《劳工新闻》的负责人，他的声音坚定有力：“正如五百年前威尼斯人发利里在法庭上受审时说的‘我的辩护就是对你们的控告，我的无辜受刑，就是你们的历史！’今天同样如此，州政府无法证明我和炸弹案有关，却判我以罪，这就断定你们在谋害我，我现在控告检察长和警察长是凶恶的谋杀犯！”
    第二个发言的是迭瓦伯，他说：“现在的社会制度不是在天天杀人吗？
    未成年的儿童被迫干活，妇女们操劳过度而送命，却从未见有法律保护他们。芝加哥几万工人，挤在一个暗屋里，孩子跟着父母同吃猪狗食，死婴遍地，瘟疫流行，而富人高楼大厦，丰衣美食，还要饱暖思淫欲。这样的社会，不就是人吃人的社会吗？“
    排字工人斐失儿说：“我虽然参加了那天大会的布置工作，但炸弹案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未犯过罪，然而我知道有个人快要犯杀人罪了，这就是检察长格林奈尔。”
    林格是殉道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只有二十一岁，是个德国籍木工，还能制造炸弹。但那天炸弹案与他无关，而且他并不在场。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的罪呢？你们说我蔑视法律和秩序，其实真正蔑视法律与秩序的倒是你们的警察。我向你们宣告：对你们，我赞成使用武力。当你们把我们绞死，千万人会来向你们掷炸弹。现在绞死我吧！”实际上，林格并没有上断头台，在执行死刑前一日，他就在囚室里用一颗炸弹把自己炸死了。资产阶级没有能够使林格受绞刑，他们自己却为林格的自杀而丧了胆。
    另一个发言的是在1872年离开德国来到美国生活的工人恩格尔。他原来以为美国是自由乐土，一心向往自己能成为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但一踏上它的土地，他才发觉事实并不是这样。他说：“我发现在德国社会里看到的罪恶，美国也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原因。我在工厂里结识了一个同伴，他向我讲了科学的社会主义逻辑，他说：只要机器原料等仍是资本家私有，并得到国家保护，那么要靠我们的双手劳动来维持生活，那是不可能的。我这才知道美国的‘自由票箱’是一种美丽的神话，只要工人在经济上仍为奴隶，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自由的。”
    柏尔森司是最后一个发言者，他的发言长达几小时，最后他说：“我以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会上的财产，凡是文明的财物，都是历代劳工的成绩，应该属于人类全体，永远归大众享用。……你们以为使我们上了断头台，社会运动便终止了吗？呵！恐怕不至于如此吧！随着你们对我们的判决，将是美国与全世界人民对你们的判决，这个最大的判决，必将揭出你们的不公，替我们伸冤的。”在断头台上，柏尔森司极其安静，他的双眼向上望，注视着远处。接着，他又以责备和诚恳的眼光望着台下的人们，他说：“美国人允许我谈话么？执行官马曾，让我来说话：让民众的呼声起来吧！——”这时执行官受到行刑的号令，于是，在几分钟后，芝加哥的殉道者便一一离开他们眷恋着的关怀着的世界和人群了。
    这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的人们，他们临刑前的动人情景，深深印在尧棠的心中。他在白天把这些史料整理成文，还在文章中写上自己的感叹：“以这种至仁至勇的态度而就死刑的，古今来曾有几人！”到晚上，当他路过卢梭铜像前，又不免想起这些殉道者，觉得他们的精神，与卢梭彻底蔑视上层社会的高贵等级，要求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平等自由的权利的意志，是完
    全相通的。当年的美国芝加哥这一案件，由于殉道者朋友的请求，经过六年复查，新任的州长阿尔结尔德经手，终于发现当年法官受贿枉法的真相，证明当时警察用枪射击群众的举动，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这样，他们不得不替殉道者平了反。
    尧棠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歌颂，大都是为一些为理想而牺牲的人们的献身精神的颂扬，出发点很大部分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理想的内涵。当时他还把法国的三个理论家的著作，归给出下列几点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热爱自由，有纯正的品质和敏锐的求知欲及好奇心；举止庄严，生活朴素，能刻苦用功；能含笑受刑，相信殉道可以拯救人类。”尧棠认为“从这几点，至少可以知道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的人了。”
    他对无政府主义者下这样的结论，当然反映了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确有一些道德高尚、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并勇于殉道的人。但是这样的绪论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尧棠当年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有一定片面性，甚至可以说，他所理解的无政府主义，和当年某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一样，他们所信仰的东西，实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因为身在封建札教压迫之中，一种迫切需要自由解放的心理，正碰上比共产主义思想更早输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这就使当时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与它给了不解之缘。尧棠在出国前所写的二十几篇政论，和到巴黎以后所写的一些文章，很多地方都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并不停地谈到无政府主义，奇怪的是他从未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根本性的实质问题。这就是对于所有制关系的态度。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曾以厌弃工业革命，主张丢掉蒸汽机、纺织机，向往回到手工业劳动时代为其特征；他们的一些先驱人物甚至还幻想农村实行公社理想化，企图把空中楼阁的“农村乐园”搬到现实世界，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而尧棠的言行和作品中，从未流露过这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本质，而尧棠所虔诚地信奉着的“无政府主义”和他所表示一再崇敬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倒是大部分与卢梭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行为十分契合。
    在有些问题上，尧棠也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不惜展开公开争论。当时他寄给国内一家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叫《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文章，是写给一个当时尚未见过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李太一（笔名唯一）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不赞同你们所说，无政府党人以杀害特权者为义务的话。无政府主义者所反抗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你把个人看得太重要了，社会革命之不能即时实现，并非由于某几个人之私意所能决定，这是受物质条件之限制的……暗杀有时反能妨碍宣传。如梭克逊的刺杀麦坚尼，布斯之刺杀林肯，结果对于主义之宣传并无丝毫的利益，反引起了一般人对于主义之厌恶。”
    尧棠对暗杀问题的看法是很明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写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并描写了主人公杜大心，以暗杀手段从事革命，终于导致灭亡。他既同情死者的献身精神，又否定了他所采取的盲动手段。
    尧棠的“无政府主义”，始终是在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里打兜的，也就是说，他始终站在卢梭铜像前，喃喃地说着话，而这些话的意义他说自己有时也不懂，其实正是站在他面前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是他把“十八世纪的良心”交给了这个中国未来的大作家。
    巴黎，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国际上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曾在这里避难，尧棠在这里结识了一些人，但是他还是经常感到寂寞，和他最合得拢最相契的，还是这个站在先贤祠广场上的巨人。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某些地区许多人为饥饿而哭，某些地区又有许多人在被任意屠杀，他几乎每夜都伏在卢梭铜像前，诉说着自己的绝望。听到圣母院沉重、悲哀的钟声响了，他才离开这里，向热闹的圣密雪尔大街走去。那时他不想到谁的地方去，也不想和谁说话。他只是随便散着步，他看见了不少人和物，许多朴素而愉快的面貌在他的眼前过去了，接着又有不少忧郁的被工作与生活摧毁了的面貌迎上前来。在他的耳边响着从咖啡店传出来的音乐，笑语和歌唱，同时他也听到一些悲哀的谈话和诉苦。他并不厌弃这个城市，他觉得它并不坏，但是他感觉到它对他是既亲切又陌生的，在它这里找不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他觉得这里的每个人、每间房屋都
    他感到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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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3 05: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