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胜利前夜-上卷第五章烽火友情-巴金传-现当代名著网

    《火》的第三部第三章《田惠世》在王鲁彦主编的《文艺杂志》发表后不久，即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巴金与萧珊来到贵阳结婚。巴金与她恋爱八年，原该结婚的时候了。当时巴金整四十岁，萧珊二十七岁。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清静的场所——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作为结婚的地点。在那里既不举办仪式，也不邀请客人，更不大办筵席，只在离开桂林前，委托弟弟李济生代他们印发了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给朋友们。
    贵阳，巴金在两年前曾单独到过这里，住过六天。那时，他听人说，“贵阳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不料到了这里，却碰到一连串的晴天。天是淡青色的，并无一片云彩。阳光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慰着树枝，让树叶泛起一层金色的亮光。麻雀在屋檐上轻轻叫着，苍鹰则在高空中悠悠飞翔。杨柳出叶，桃花初开，一切都充满着朝气，显示着希望。晚上，又是星光灿烂，月光皎洁，使人容易引起各种幻梦的夜。这次来到这里，也还是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月夜。他们住的“花溪小憩”是一个宾馆，它建筑在花溪公园里，对外公开营业，但客人很少，平时这里看不到什么人，真是幽静极了，只是它只供住宿，不供应饭菜。巴金与萧珊住进来后，每天得走半个钟头的路，到镇上找饭店进餐，连早上吃点心也只好这样。他们的新婚第一夜在镇上小饭馆进的晚餐，是一份清燉鸡和两样小菜。然后乘着月色，谈着话，缓缓散步回到宾馆，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他们谈着往事，从八年前开始通信时的喜悦心情谈起，一直谈到对未来日子的打算。仍像平时一样，萧珊谈的总比巴金谈的多一些。这几年来他们并不是常在一起，即使在一起，不是在逃难的旅途中，就是在躲警报的树林下。八年时间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宁静的夜晚，从没有像今夜这样有从容畅叙的机会。四周没有人声，只听见外边溪水在奔流，水声整夜不断。他们轻轻地谈着一些已经消逝了但足以勾起忆念的旧事，同时又谈着未来，谈及对战后的打算，他们感到宁静的幸福。两人似乎对生活都没有什么多的要求，巴金想的只是将写哪些题材的作品，目前则准备在这里住几天后。先让萧珊到重庆，再到成都老家看一下，会一会他的继母和家里人，巴金自己则准备在回桂林之前，在贵阳的中央医院诊治一下鼻炎，并在这些日子里开始写他的中篇小说《憩园》……
    他们在花溪住了三个晚上，又回到贵阳城内，两天后巴金就为萧珊买到了开往重庆的邮车车票。他把她送上车，看汽车驶向远方，才回到旅馆。当天下午他便到中央医院看门诊，医师说他的鼻中隔需要动手术矫正，这样他只好准备住院。但病床需要登记，他又只得回到旅馆。为了节约，他住了两天，又换了一家小旅馆，改住单人房间，那边连窗户都没有，白天也要开灯，但这对巴金来说，不存在大问题，因为他惯于坐茶馆，白天不是在大街上散步，就是到茶馆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着，酝酿小说或借以观察人。偶然也伏在茶桌上，动笔写上几段；晚上才回到那没有窗子的旅馆小房间里写文章。这样的生活也不过二三天，就住进了医院的外科第三病室里。那是个三等病房，有二十多张床铺。他在这里共住了十多天，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是医鼻子，第二次是治小肠气。他作为病人，用的名字是在日本时用过的“黎德瑞”三字。医院里谁也不知道他就是作家巴金，外面也没有谁知道他在这家医院治病。他没有来探望的亲友，更无人来照料。尽管在动手术时施用局部麻醉药使人难受，但在寂寞中却给识了一些医师、护士和病友，接触了社会
    的一角，看到了一些世情。这给他后来写《第四病室》的中篇，奠定了生活的基础。
    但是出院后他仍继续写那本已开了头的《憩园》。当时他住在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里，一方面等待买车票，一方面观察手术愈后效果，所以他还不想急着离开贵阳，这恰好给他以抓紧写这本小说的机会。《憩园》写的是他的五叔的故事。这个五叔在《家》中曾被巴金作为高家五老爷克定的原型描写过，他是个封建大家庭中的败家子，人很聪明，从小受祖父的恩宠，长大以后，在外面狂赌滥嫖，吸毒，骗钱，无所不为，而祖父并不知道，等到事情败露，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1941年巴金回成都，得悉五叔刚刚死在监狱里。这次，巴金又以五叔为主角，塑造了《憩园》中的杨老三。他写这个故事，写得非常顺利，几乎是越写越快，因为他熟悉这个故事里的人物，也了解他们的内心，和复杂的思想感情。他不是事先想好一个思想框框去写这些事情的，而是按着他所熟悉的生活规律把故事开展的，因此他写得很自然，很有感情，人物很真实。他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上，写出了人物精神上的负担和他们的悲剧。
    巴金当时每天上街到冠生园饮食店解决三餐，早上吃猪肝粥，其他两顿吃汤面，生活非常简单，此外便在招待所写稿。这时他已不再坐茶馆了，好像作品里的人物都在等候着，要他去为他们表达痛苦与欢笑。在贵阳他未能把《憩园》写完，就接到萧珊来信要他到重庆去，说马宗融、靳以等老朋友都在热心地期待着与他重聚。他只好改变回桂林的打算，准备先去一次四川。在去重庆的旅途中，他仍随身携带着一锭墨，一支小楷笔，和一叠当作稿纸用的信笺，每到一个站头，就在所住的客栈里，找个碟子或茶碗盖，倒点水，磨起墨来，继续写那本《憩园》。沿途汽车在像一条盘绕着的带子上驶行，翻山越岭，左拐右弯，忽而溪水山田相间，黄色的菜花遍地，有时又是铃声叮……，驮马成队；三五个农民站在路边，望着他们的汽车微笑。车子到坝水镇，乘客们下车吃饭，然后再上车，到太阳快要下坡，车子经过被称作“黔北锁钥”的娄山关，到达桐梓站，已经天黑。这个晚上，巴金借住在车站附近的一个人家家里，仍还是点起一支随身带来的蜡烛，写那《憩园》的故事，写到半夜。第二天早晨又赶车上路，经过山岭重叠、云雾遍天的花秋坪，车子一个弯一个弯下了山。在那险峻的山路上，开车司机虽然紧张，却很镇定，这使巴金心中暗暗敬佩，并对他充满了信赖。另外，他还看到车上的邮务员，一路上为邮政代办所装卸邮包，辛勤劳动：不少乘客也都用尊敬的眼光看着他们。车子过了綦江，到达一品场，海关人员便上车来检查旅客的行李，这就意味着重庆就快到了。傍晚5点半，车子果然到了海棠溪，巴金见到了夫人萧珊，她正站在那边等候他，并追上来在车窗外微笑着向他招手。
    到了重庆，他们俩住在民国路145号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门市部楼梯下的一个小间里。那个房间只有七八个平方米宽，而且只有一个小窗户，十分潮湿。他们除了一张床，一张小条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巴金只让萧珊买了四只玻璃杯，就这样组织起了一个小家庭。办事处的经理田一文一定要把自己楼上的房间让给他们住，但巴金说什么也不肯。巴金夫妇新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这时战局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湘桂大撤退，桂林一夜之间就被敌人攻占，这使巴金再也无法回到桂林去了。他只好安心在重庆住下来。当时他总是白天坐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公室处理出版社的一些杂务，或接待来访的朋友。萧珊除了协助巴金看看校样之外，还常坐在办公室的藤
    椅上看书。到了傍晚，他们就出去散步，偶然也去看一场电影。晚上，巴金就在他们那间小房间继续开始写稿。
    住在重庆的朋友们知道巴金新婚来到了重庆，都高兴地跑来看他们。首先是在复旦大学教书的靳以和马宗融，还有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斜对面的冯雪峰，他们是这里的常客。靳以、马宗融每次从北碚到重庆市区来开会或参加什么活动，时间迟了，赶不上船，就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巴金作通宵长谈，以便天明前赶上机船。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有时也来参加。他们四个人各有专长，但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就是都很坦率，耿直，真诚，善良。因此，他们聚在一起摆龙门阵，从不出现冷场，常常一边烤火，一边喝茶，一边谈话，甚至从黄昏直谈到第二天黎明。他们的谈话内容可以从对战局的议论，谈到对某些具体事件的看法，也可以从对十七八世纪某个西方作家的评价，谈到当代艺术某一流派的发展，反正无话不谈。他们多的是共同的兴趣，也有不尽相同的见解，但是他们谈了就忘了，从不把随便闲聊时别人的谈话，记在心里。
    自从巴金来到重庆，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几乎成了当时当地作家之“家”。曹禺经常到这里来“打牙祭”。有些人一进城，便在这里歇脚，迟了赶不上船，就在店堂办公室放开被头席子，打铺留宿。至于寄放财物，封发信件，那就更多了。当然重庆也有像何其芳那样久别重逢的朋友。他原是巴金在1932年就认识的诗人和作家，当年还是个穿长袍的斯斯文文的大学生，巴金曾为他编发过《画梦录》、《还乡杂记》和《夜歌和白天的歌》等集子。1944年夏天，巴金一到重庆，何其芳就给他送来延安生产的小米和红枣，并告诉他不少有关解放区的事情。不久，何其芳又到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来接巴金，两人一起坐公共汽车到曾家岩“周公馆”去赴周恩来邀请的便宴。同席还有老舍、曹禺、夏衍、刘白羽。主人除了周恩来，还有林伯渠、王若飞作陪。
    萧珊则更有她自己的小伙伴。那年冬天，巴金因为工作忙，离不开重庆，萧珊独个儿到成都，作为新过门的媳妇，住在巴金的继母家里。当她听说几年前曾与她一起从上海到昆明参加大学统考的王蘅文目前正在成都一家医院从事临床实习，便写信告诉她，要她到继母家中相聚。王蘅文接到信，第二天就赶来看她，只见萧珊穿着一件很合身材的毛衣，还是短发、旗袍，非常朴素，却洋溢着青春美。她告诉王蘅文，她已与巴金结了婚，住在重庆，这次来成都婆家作客，巴金还刚刚过四十岁生日。她说巴金的继母待她非常好，也和她非常亲热，像对待自己的女儿。萧珊还是象过去那样开朗，诚挚，又带几分活泼，天真。临行，她把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送给王蘅文，这本书正是王蘅文所十分喜爱的书，她曾在战前的《中学生》杂志上读过几章。在这个时期，像王蘅文这样来到萧珊住处与她谈心的还有不少人。萧珊与巴金在重庆，好友杨苡曾三次去文化生活出版社看他们。有一次去的时候，还带了她的诗人赵瑞蕻同去，只是没有带他们的孩子。但是那天他们到得迟了，时间已近黄昏，一到就要忙着为他们安排住宿。这次是田一文跟诗人同睡，巴金让萧珊杨苡睡在一起；自己则在办公室桌上写了一个通宵的稿子。晚上，杨苡穿着萧珊的土布睡衣，与女主人对坐在一只三尺半宽的床上，抱着膝盖开始她们的“悄悄话”，一直谈到天色渐明，才各管各睡下去。第二天早上，巴金看见她们就笑着说：“昨晚上你们一直谈到半夜，哪有那么多的话好说呢？”萧珊杨苡两人相视而笑，昨夜确实不着边际地讲了一大
    堆话，却再也记不起讲了些什么了。杨苡只记得萧珊对她说：“我也得生小孩呢？我可不愿像你那样，这么年轻就拖个孩子，那太可怕了！”然后两人又抱怨这场战争的时间拖得太长了，萧珊说：“你不觉得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战争中度过了么？”就这么几句话；杨苡还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其他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这时，他们几个人，包括田一文在内，大家围坐在桌子边，就着辣乳腐吃稀饭，巴金还特地上街买了几只咸鸭蛋，切开来却有些臭味。这一下可热闹了，于是萧珊笑个没完，连声嚷着：“李先生真好笨啊，买个臭鸭蛋招待老朋友！”这使杨苡和她的赵瑞蕻都不好意思起来，巴金却笑嘻嘻地说：“陈蕴珍倒会讲现成话，你们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还不是靠我给你们弄早饭！”他的话引起又一阵笑声，这样随即开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又一个热闹愉快的日子。
    当然，那个时期巴金也不是每个时刻都过得幸福愉快，相反，这些日子也有许多事情使他烦恼，悲哀，或者感到愤怒。两年前他在桂林洋桥边所预感到的不幸事件终于来临了；这就是他的老友王鲁彦患肺病死了，死在凄凉的乡下。巴金是从报上知道这个不幸讯息的。当时他坐在陈设凌乱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公室里，大街上的一片吵闹声正从门外传进来，而当他读完报上这条新闻时，他的心却感到十分孤寂。往事的回忆，使他感到痛苦，他想到这几年来罗淑的死，陈范予的死，林憾庐的死，以至于今天王鲁彦的死，都意味着“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困苦。特别像陈范予、王鲁彦这样长期患着肺结核，而没有得到治疗的机会，终于一天天走向死亡。在后方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他的另一个朋友缪崇群，现在也正在受着这样困苦生活的煎熬，巴金知道崇群总有一天也会像范予、鲁彦那样向人世作痛苦的告别。在这年头，只有那些官僚，那些囤积居奇，做投机买卖的，才赚大钱，发大财。只有知识分子受冻挨饿，连大学教授也不例外，小知识分子更不必说了。现在人越善良，越受欺侮，生活也越苦。缪崇群长期患着肺病，为了生活在正中书局工作，当个小小的校对，有时也做些编辑工作，他的散文写得很好，很有独特风格，却不受上司赏识，因为上司要的是奉承拍马的人才，不要他这种老实人。广州沦陷后，巴金沿着西江流亡到桂林，曾在一家北方饭店遇到缪崇群，还是那个老样子：浮肿的眼皮，微笑的嘴唇，脸色十分苍白，但看来他好像比过去稍稍健步。他陪着巴金萧珊游了几天桂林山水，然后离广西去重庆，为了等候车子，临行时他还搬到巴金寓所住了几天。巴金对他充满朋友的感激之情，他不但在战前曾向巴金慷慨地给予可贵的友谊，在战时也曾为巴金的生活频添人间的友情和温暖。巴金萧珊婚后来到重庆，缪崇群一听到消息，也随即从北碚赶来看他们。他自己没有家，到处碰壁，不被人重视，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看到巴金结婚，有了家，他比什么都高兴，因为他在巴金这个家庭里得到同情，得到友谊的接待。他在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唱着这样的颂歌：
    “我铭感着人间还有熏风，还有灵雨，还有同情，还有自然的流露，还有爱……”
    1945年1月14日，缪崇群终于在旧历岁暮、新春未临的寒冷之夜，病逝北碚。他在病重的时候，还是那样有事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损害别人，他独个儿躺在宿舍里，唯恐惊动别人，连一口水都喝不到。当被人发现，把他抬进医院里后，断气时也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谁也不知道他是哪个时刻死的。14日去世，18日巴金才听到这个噩耗，急忙赶去，只见到当地“斜坡上”
    多了个新掘的孤坟，这就是写过九本散文集的那个善良的作者的结局。
    巴金痛感又一个挚友的离世，他下决心要把上月刚开头的长篇《寒夜》写下去。这本书原是应老友赵家璧的邀约写的。赵家璧原是战前巴金、靳以合编《文季月刊》的倡议人，他们曾有很好的合作。抗战开始后他在桂林从事出版事业，曾初具规模，却不料在“湘桂大撤退”中，产业全部遭毁，来到重庆，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巴金看到他遭受这样的损失，心里也替他难过。赵家璧说他在桂林受炸之前，原曾抢出过一部分纸型，但这些东西在金城江的大火中也化为灰烬，这巨大的损失使他痛苦，但他并不灰心，决意要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他希望巴金能给他帮助。巴金理解他的困难，因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大火中也受过损失，他决定先给赵家璧的事业以支持，准备写一部长篇让赵拿去出版，好在这部长篇的题材是他近年来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的，他对它太熟悉了，这就是写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遭遇。那个故事中的主人翁汪文宣，他的身上有缪崇群，有陈范予，有王鲁彦，也有巴金的一个表弟，和巴金自己的影子。巴金常常想：“我二十五岁患过肺结核，如果我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文学道路，拼着命写了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难出来，很可能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肺病复发，我一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他决心要写出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当时的社会制度。虽然这部题目叫《寒夜》的小说，人物是虚构的，背景和某些事件情节却非常真实。他开始写的时候，还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那间楼梯下的小房间，当时正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时期。他所写的故事也就是在这幢房子的周围发展着，主人翁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像民国路那幢三层大楼这样的房子。当然，他是住在破破烂烂的三层楼上。楼下是公司和商店或者当时叫“写字间”的办公室；楼上有职员宿舍，写字间，也有私人住家。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这个图书公司就以缪崇群工作过的正中书局作模特儿。巴金写的汪文宣就是像缪崇群那样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工作辛辛苦苦，工资、地位都很低，受尽损害，受尽侮辱，却不敢反抗。他写的汪文宣一家的故事，则是当时这些贫困知识分子所有家庭生活的集中典型表现。巴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正碰着战场失利，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的现实，而在他生活的周围，又不断发生着酗酒、吵架、离婚、自杀、贫病、死亡以及遭受敌机骚扰等各种不幸事件。在这些动乱不安的现象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和他们的心态，巴金是十分熟悉的，所以他写得很快，也很顺利。但后来又不得不中辍。
    那是因为1945年这一年，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无法根据自己的计划安排生活。这是个大动荡的一年，也是个大转折的一年。巴金为了投入斗争，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比从前多了，如当年2月间，他和老舍、茅盾等三百人在重庆《新华日报》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宣言》；又和郭沫若、老舍、胡风、邵力子等出席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曹家巷文化会堂举行的抗协成立七周年暨第一届文艺节纪念会。6月间，他又与郭沫若、老舍、叶圣陶、洪深、陈白尘等二十三人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发起为茅盾的五十寿辰举行庆祝会……身边的事情多了，他不得不把《寒夜》的写作暂时搁浅，而赵家璧的图书公司已经办了起来，他不能失信于这个多年相交的老朋友，就在百忙中熬了一个多月的通宵，把在贵阳时就酝酿成熟并早已动笔的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先赶写了出来，交给赵家璧。家璧拿到这部原稿，如获至宝，为了保证书的印刷质量，他特地把书的纸型
    送到上海去印，好在这时时局已经急转直下，轴心国崩溃即在眼前，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也已指日可待了。
    那时巴金已搬到沙坪坝，借居在朋友吴朗西家中，因为萧珊怀孕，需要休息，再也不能让她住在楼梯下那个小房间了。恰好8月14日早晨，从广播中传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八年抗战，人民备尝艰难，胜利喜报传来，举国若狂，重庆更是彻夜灯火通明，欢声震天动地，街上男女老少，不认识的也拉起手来跳舞。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人来人往，朋友们奔走相告，比办喜事还要热闹。巴金和萧珊也和大家一样，禁不住热泪盈眶。特别使巴金高兴的是，能和阔别五年，长久不通音讯的三哥尧林会面了！他当天就拍了个电报到上海，问候三哥的近况及朋友们的安全。三哥回电来了，说他大病初愈，而陆蠡却下落不明。这使巴金说什么都要及早赶回上海，探问究竟。哪知重庆所有交通工具都被做官的人抢去搞“劫收”（接收）了。那些抗战“无功”的人，却只有瞪着眼睛看人家飞来飞去。巴金没奈何，只好把萧珊送到成都老家，让她住到继母那边去，以便生孩子时有人照料，自己就在重庆等着，看有没有飞机票，或轮船票。好不容易听说长江轮船有两张铺位，就又把萧珊从成都接了回来，哪知这是一只非常小的火轮，铺位无法躺卧，这对怀孕的萧珊是十分不适宜的，巴金只得把她留下，自己先回了一次上海。待他再返重庆时，萧珊临盆的日子已到了，他们的女孩是在重庆宽仁医院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