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在人民的欢腾中-下卷第一章曙光来临-巴金传-现当代名著网

    在北平度过了热火朝天的七月，巴金八月初回到了上海。在这次回来路上，同行的还有冯雪峰。他是巴金在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时认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巴金记得那时为鲁迅逝世，曾与雪峰一起参加了治丧工作。丧事结束后，王鲁彦约了雪峰和巴金一起到他家里吃饭，大家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因为雪峰虽是党员理论家，却并无架子，他耿直，真诚，又非常善良，与巴金十分契合。抗战期间，雪峰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斜对面的作家书屋里，一有余暇，就过来与巴金聊天，有时谈上半夜，甚至通宵，也不感到疲倦。现在革命胜利，两人一起从北平返回上海，无间的友谊加上对未来事业共同的信心，使他们谈得更为欢愉。
    恰好这时从北平到上海的直达火车开始通车，他们就乘了直达车回到上海，再也不需要像六月间从上海去北平时那样在南京耽搁时间了。到了上海，气候已经进入盛夏，群众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热情，到眼前还不曾稍减。先是七月间文艺
    界慰劳解放军，影剧义演会串，广播募捐，又举行规模宏大的游园会，为观众签名义卖纪念品，张瑞芳、白杨、石挥、黄宗英、王丹凤、上官云珠、张伐等电影演员，和周信芳、李瑞来、金索雯等京剧艺人，都踊跃参加了。到了八月初，各行各业普遍举行劳军义卖，凡是属于日用百货业、棉布业、酒菜业，以至如浴室、旅馆、理发等服务性行业的人员，也都纷纷为慰劳解放军义卖和服务。这是上海人民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潮。上海人民亲身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生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对他们说来，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们曾经多次起来掀起反抗的高潮，但都以失败告终。而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是如此严明，他们进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连一杯水都不叨扰人家；他们激战几昼夜，进入市区后只躺在马路旁休息。这与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到处闹事，欺压人民，相比之下，真有天壤之别。现在上海人民能不欢欣若狂！他们都愿以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争取全国各地都能得到解放。
    巴金回到上海，听萧珊向他诉说了这一个多月来上海人民的热烈兴奋情况，脸上也不觉微微泛起红光，他也禁不住向萧珊讲了那些久别重逢的朋友们近况，只是萧珊问起为什么沈从文没有参加大会，巴金对这个问题却无法回答。眼前的巴金，他的感情完全沉浸在兴奋之中。因为在文代大会上接触到的场面，听到的和见到的，都给他以极为新鲜的感觉。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一吐为快，但是他又遗憾于在离北平前几天的那次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当人们高喊他的名字，要叫他登台讲话的时候，他却从会场上逃了出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上合讲话的经验，也没有向群众演说的才能，他不想以自己的缺点去折磨人。可是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有多少话要向朋友们说，有多少感情要向人们倾诉！说实在，他虽然在会场上有不少多年不见的老友，也有一些虽不认识却听别人谈起过他们的名字，但是真正认识他们，还是在这次大会上，因为通过这次大会，他才具体地了解到在解放区有那么一支很大的文艺队伍，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第七连》的作者丘东平，《随粮代征》的作者高咏等作家，他们不仅用笔，还用血灌溉了我们的土地。巴金认为自己写的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中间销售，而解放区的
    同行们却把文艺带到山沟里去，带到农村中去；他们犹如长着翅膀能自由地飞遍全国，而自己却被四面的高墙围困着，活动的天地很小。他想起自己过去所了解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俄国有些革命者，他们宁愿不要高贵的身份，离开养尊处优的家庭，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投身到平民中间去干活，而现在这些解放区的文艺战士所走的道路，比过去那些俄国青年所做的更为彻底，而且他们也更为幸福，因为他们的工作有了开展，理想得到实现。特别使巴金感动的，是这些文艺战士用歌，用戏，用对人民无微不至关怀的心，在群众中散播了爱的种籽，给那些需要爱的人带来了爱，给那些摧残爱的人受到打击，而他们自己却从不夸耀自己的成绩，也不在什么地方写下自己的名字；眼前他们也不曾在大家面前显示英雄的外貌。巴金面对这些穿着平常，看来普普通通的同行，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与敬爱。
    他真想找机会把自己的这些感想写出来。而眼前上海却有许多事情等着他料理，他只好暂时作罢。但是有些作家已经比他更快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到上海，就向等候
    在火车站的记者发表谈话，其中最积极的是胡风，他一开头就说：“文艺运动的新方向，是毛主席的方向。我愿意做毛主席的小学生。”然后他告诉记者，他已在安东造纸厂、丰溪重工业厂、皇姑屯铁路工厂生活了一个多月，他发觉“无产阶级创造性很高，组织性很强，他们肯自我牺牲。”他自己决定再进工厂去学习。他的谈话，在八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后来军管会文艺处又开会欢迎文代会代表南归，在那次会上，主持会议的是黄源，代表领导致辞的是潘汉年，他号召文艺界加强团结，要团结一切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开展更广泛的人民文艺运动。然后夏衍讲话，他要求大家谈谈参加这次文代会的收获，希望能通过谈收获，从认识走向实践。冯雪峰则称道这次文代会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大会师。巴金还像过去那样，在会上保持缄默，虽然心中有很多话要说。胡风却禁不住又站起来发言，他说：“我很惭愧，我想不到我到上海，而上海的革命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又说：“革命文艺运动，不但文代会代表有资格参加，留在各地工作未曾参加文代会的人也应有资格参加。”接着他又表达了自己“下生活”去的决心。
    巴金把在北平时在《人民日报》发表过的《我是来学习的一一参加文代会的一点感想》短文，修改后交给《文汇报》发表，在上海只住了四十天，九月初又去北平开会。因为七月间的全国文代大会闭幕前，曾宣布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他被选为文联的常务委员。这次是文联常委会开会。然后他还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和胡风同住在会议招待所华文学校中，两人住的房间相邻，原很有时间谈话，但胡风朋友不少，来看他的人很多，巴金也经常外出去找人，因此仍无倾心长谈机会。巴金对胡风的印象是不错的，他觉得胡风为人坦率，但似乎过分天真，他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时就看到过胡风，当时胡风虽比他低二班，五卅运动时却比他活跃。不过那时两人还不曾有过来往，也不曾讲过话。直到一九三六年他们才一起参加了鲁迅先生的治丧工作，还一起把鲁迅棺木扛入墓穴。当时胡凤在编一本不定期刊物《海燕》，孟十还在编《作家》，黎烈文在编《中流》，黄源在编《译文》，巴金和靳以在编《文季月刊》，大家都十分敬爱鲁迅先生，把鲁迅作为团结的中心。还让鲁迅领衔，搞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宣言，来表达抗日救亡的主张。在抗战期间，巴金与胡风有一个时期都在重庆，两人也偶有来往，但是巴金对胡风从事的文学理论工作并不感到兴趣，因此两人在这方面很少凑在一
    起，胡风似乎十分严肃认真地在做他的理论工作，巴金也以为他比自己进步，或者说他认为胡风更靠拢共产党。靳以也与巴金有同样的看法。甚至到了解放初期，巴金还没有意识到胡风其实与许多人有矛盾。当时他们住在一个招待所里，两人还与住在同一个楼面上的艾青、马思聪、史东山等人一起拍照，一起进餐。
    这时巴金心中经常牵挂的仍是他的老友沈从文，这次来北平，又去看了沈从文，而且不止一次。七月间去看他时，同去的人多，有些话七扯八扯都扯远了；这次两个人细谈，才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原来在北平解放前后，当地就有人写文章批评他，有些还是在香港发表过的。最近又有一些报纸作了转载，批评的文章很尖锐，他的心里有些紧张。但他显然是希望从解放区来的个别熟人比如丁玲能给他讲些公平话。因为他（她）过去曾与他有过交往，比较了解他。但是也许由于他所期望的人——他（她）在延安整风中接受了教训，或者由于其他各种原因，要想帮助他而无法向他伸出手来，结果似
    乎并不曾有什么人来帮助他。沈从文心里有点黯然。了解内情的人，知道他曾用小刀划破手臂上的血管，企求离开人间。但他得救后，并无什么怨意，脸上还是浮现着微笑，仍热情地招待着去看他的客人；并且听他说，准备去参加革命大学，或者干脆改行……
    到了九月下旬，巴金接着出席文联常委会会议之后，又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如果出席全国文代大会，根据巴金自己所说，是好像在狭小的笼子里，看到了长着翅膀的笼外的同伙；那么九月间的会，就不但使巴金看到了笼外的同伙，还使他看到了广阔的天空。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制订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人选，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和年号以及国都所在地。这个会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刻，它意味着旧统治王朝的覆灭，和新体制的诞生。巴金以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参与了这样一些重大事件决议的过程。历史把这个作家推上了政治舞台。他和当时中国其他一些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如茅盾、梅兰芳等人一样，在此以前，从未在中国的参政会上有过一个席位，但是现在他们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坐在一起。单就这样一个现象，就够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的中国的老百姓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兴奋若狂！同时也使这些热情的有个性的作家、艺术家，他们自己也开始卷人群众疯狂似的欢乐的热潮中。
    随着政治上“一边倒”口号的提出，我们建国初期的许多改革，都是跟着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百万人的大游行，这样巨大规模
    的庆祝，在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这果然显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人民的团结坚强，与对敌人的巨大威力。这样壮阔的气势，当然激动了千千万万人，也激动了千千万万感情丰富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当巴金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望见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迎风招展的红旗，听见从下午三时开始，接连六个小时春雷般的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使他“如此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光辉灿烂、如花似火的锦绣前程”，感觉到“心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人要纵身飞向天空”，“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以致他在六年后还回想起这个“大欢乐的日子”，认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向全世界宣告中国
    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那是”觉醒起来、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结束了过去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做了自己的主人。“以致他在十年以后，也还认为当年那个晚上，是他”最大的幸福“，他说，”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头和手，望着一片红旗的海洋“，”我知道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
    当年巴金心中的欢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二十年代，他曾在一个晚上发出过“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在三十年代初，他又曾在一本书的序文里喊出“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的受苦像一根鞭子似地永远在鞭打着我。”他的作品里描写的几乎全是人们的苦恼，世间的悲剧。因为在他四十多年的生活中，他所看到的都是好人被压，穷人受欺，哪有今天这样几亿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他写作时，常常因为主人公的悲惨死亡而流泪。他也曾想给正直的普通人安排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现实生活中，正直的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常使他爱莫能助。因此，他的作品总是给人们增加忧愁，而无法给人们解脱痛苦。他自己也为此感到阴郁。而现在，革命胜利了，人们都在跳呀，唱呀，歌颂解放。他以为人民如此热爱共产党，反映出自己过去对党的认识不足，觉得自己应该和人民在一起，改造自己的思想，同时面对这样一个激动的场面，巴金也禁不住在心中喊着：“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
    这时巴金和全国许多作家、艺术家一样，似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时常感到孤独和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