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迁居以后-下卷第二章忧乐岁月-巴金传-现当代名著网

    朋友们为巴金找房子，终于找到。地点在西区武康路上，线索是作家协会提供的。屋子模式属于上海人习惯称作的“花园洋房”。它原为一个法国侨民租用，后来业主退租回国，曾由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使用，恰好这时中共中央为改善知识分子居住条件，请上海市委拨出一部分房屋给各有关单位，这座房子也就腾了出来，交给作家协会让巴金考虑。巴金先让萧珊去看了一下，萧珊觉得这房子占地面积虽宽，却不大实用，并嫌它每月房租一百四十五元太贵，而且屋子光线不足，心里犹豫，决定不下来，最后还是请巴金忙中偷闲，亲自跑去定局。巴金对房子本来要求不高，觉得只要不是高层公寓，能把全家七八个人容纳下来就基本可以；到了那边一看，屋前有个较大的草坪，还有几棵树，很有些绿意，便感到满意了。这
    样，在一九五五年国庆前几天，全家就从淮海坊搬了过去。
    那时巴金与萧珊为已逝的朋友马宗融夫妇照顾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女孩马小弥早由靳以介绍到革命学校学习，男孩马少弥进了中学后，也已考人北京钢铁学院学习；巴金和萧珊把住在采臣家的九妹李琼如接了来生活在一起，让她住在新屋三楼上，这三楼的另一间房是巴金的藏书室。继母那时已快七十了，为了她行走方便，萧珊让她住在楼下，客厅就在隔壁。和她同住的仍是继母的亲生女、被大家尊称为“十二姑”的李瑞钰。巴金与萧珊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二楼左边房间里，右室则是巴金的书房，但是他更多的时候是在二楼阳台上搭建的房间里写稿，因为这里光线比正房充足得多。
    搬家的时候，繁重的工作是大批书籍的迁移。人们不难想象，那天淮海坊的邻居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目瞪口呆，惊奇于五十九号门里，原住着巴金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竟有数量如此惊人的古今中外各种版本的藏书，一车一车的运往新居。主持这项工作的得力助手是巴金的小弟弟（十七弟）李济生，他比巴金小十三岁，当时还只有三十八岁，算得上年轻力壮。巴金把这些书籍安顿在新居的三楼藏书室中，但仍容纳不下，最后又不得不利用楼下的汽车间，把剩余的书籍放进去。
    这时小林已进小学读书，小棠也已送幼儿园。幼儿园在茂名路，每天晨晚由小保姆丁香送接。丁香非常欢喜小棠，萧珊叫小棠称丁香做“姐姐”。“姐姐”从绍兴农村来，她虽然很能干，却不会讲故事。而眼前最吸引小林和小棠的，却正是生活在故事里的那些人们的生动事迹。这样，萧珊的朋友萧荀就成了他们日常最欢迎的人。她不但给他们讲好孩子的故事，也给他们讲《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小棠特别爱听《西游记》里孙悟空怎样与天兵天将打仗；当然，《三国演义》里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与关、张、赵、马、黄这些英雄人物，也给他在幼年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居的屋前草坪，由于主人的更换变得更有生气。勤劳而富有建设才能的萧珊，不但因居住环境的改善，使她有可能在继续从事屠格涅夫作品英译本的翻译工作之外，还有时间进修俄文；而且在闲暇时还能把花园打扮得更加美丽。她知道巴金欢喜樱花，还爱玉兰树，因为玉兰树与樱花都是成都老家有过的东西，他看到这些树木，就会想起故乡和故乡的人。所以萧珊在为这个花园种上月季花、珠珠花和牡丹花时，也为它栽上樱花与玉兰。只有茶花比较难养，她几次种植，都在炎暑和严寒中枯萎。
    当时社会上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家具价格都比较便宜，买的人也少，特别是一些红木家具，在市场上很多，萧珊为布置客厅和几个房间，也添置了一些。特别是客厅，为了接待朋友和外宾的来访，便于有较多的客人一起聚谈，就买了两套沙发。同时，她也希望小林能从童年起有点音乐修养，为她购置了一架钢琴。已金的朋友们至今该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去巴金家中，常常有机会可以看到十岁左右的小林坐在钢琴旁边，用她的小手指试弹动听的乐曲。
    现在，巴金有个较大的客厅可以接待朋友了。第一次在这里受到接待的外宾是法国作家萨特和德。波伏瓦。萨特是法国战后重要流派存在主义的倡导者，他的代表作《恶心》中的主人公罗康丹是个典型的存在主义人物。萨特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写真实，井干预社会现实，他反对文字雕琢和浮华的辞藻。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国是和萨特的名字一直联系在一起的，她和他在巴黎大学求学时就结下亲密的友谊。他们两人一起创办《现代》杂志，参与国内外社会政治活动，反对法西斯主义。他们两人实际上是一对作家夫妇。这次他们一同来访问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友好的感情。
    时间是在十月九日下午，他们由早年曾在法国生活过多年的女作家陈学昭和上海剧协秘书长姚时晓陪同，来到巴金新居。这两位外宾见到巴金，本来是有更多的话好谈的，因为巴金在法国留过学，读过许多法国作家的作品，而且他与他们又同样欢喜鲁迅的小说，在文学创作上又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的观点，但是由于巴金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胡风运动的斗争，他的态度相当拘谨，谈话也十分拘束，尽管萨特向巴金热情地赞美鲁迅的短篇小说，又提出作家写工农兵问题，说作家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用第一人称写，是不是可以方便一些。对这样的问题，巴金本来可以谈得更多，但是他只吞吞吐吐地说了一些这样的话：“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大多，不过他认为只要讲出重要的几句话就够了。鲁迅先生也是这样，他对中国旧社会知道得多，也知道得深。我却不然，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我知道的实在有限。自己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的确更方便。”
    巴金在这个问题上，几年后曾补充表达了他的思想。他认为他学写短篇小说，屠格涅夫和鲁迅都是他的老师，但是他向他们“学”，并不是要把他们的某篇作品作一次分析，第一段怎么写，第二段怎么写……结尾又怎么写，然后如法炮制；而是从它的内容出发，看它们怎样表达作者的思想，使自己从中获得启发。他喜欢或厌恶一篇作品，“主要是喜欢或厌恶它的内容，就像我们喜欢或厌恶一个人，是喜欢或厌恶他本人，他的品质；至于他的高矮、胖瘦以及服装打扮等，则都是次要又次要的事。”他向屠洛涅夫、鲁迅等许多作家老师学习的，就是这一点。这与萨特主张文学写作要写生活真实，不尚文字雕琢，是完全可以相通的。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两人会见时，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得到畅谈，这与巴金当时惊魂未定显然有关。
    当时国家经济形势确实有了好转，建国初期国民党留下来的一堆烂摊子已经经过整顿，工农业生产都已走上正常的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党已经注意做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来开始准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时，不但市场空前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而且各条战线人们工作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的劳动热情高涨。
    这样的现实，也确实给予巴金一种力量，使他更无保留地在自己的散文随笔中，进一步歌颂自己的国家。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召
    开时，他说，他一提起笔，就好像看见这些充满朝气的脸，发光的眼睛和响亮的快乐的声音。他们都是新中国的希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支柱。他对他们充满感激和敬爱，并由此增加自己前进的勇气和信心。他回想自己那一代青年，不是白白浪费了生命，就是横遭摧残，憔悴死去；而现在青年得到国家培养和爱护，有充分发挥智力和才能的机会。就在这时，巴金还接到南通女子师范幼儿师范科首届毕业生来信，告诉他有一百八十二个毕业生将要走向生活，她们渴望为祖国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增瓦。另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实施的消息来到时，巴金又收到北京清华大学六百多个应届毕业生来信，说他们是学习电机、无线电、土木、水利和动力机械的学生，就要作为祖国工业建设的干部而投身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紧张建设中去。巴金为这些年轻朋友奋发有为的坚强意志，而感到说不出的欣慰。
    巴金在这个时期特别重视对教师的尊重。这是因为他有两个孩子正在他的身边成长，他有切身的体会，觉得唯有对教育工作重视，使孩子们健康成长，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完成。在一九五五年国庆节来到的时候，他特别向教师们表达自己“充满衷心的祝贺”，他对他（她）们说：“新中国有这么多的值得夸耀的好青年，不能不说是你们的成绩……好比一棵树，它能够成长，能够开花结果，得感谢最初给它浇水、添泥的园丁；好比一只鸟，它要养到羽毛丰满，学会飞翔，才能够飞向天空，年轻人也需要教给他们各种知识，帮助他们智力和体力的发展，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的教师。”巴金还说，他“不仅作为公民，而且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都要向为祖国作过贡献的教师表示感谢。
    在一九五六年新年即将来到的时候，巴金坐在床沿上，对躺在被窝里的五岁孩子小棠讲故事，他看到小棠正睁大着眼睛注意地听着他的讲话；这时十岁的小林已在楼下练好钢琴，嘴里喊着“妈妈”走上楼来了，萧珊也就顺着声音带着她到浴室里去。这时巴金还听到楼下花园篱笆外，响起一群过路青年的歌声。同时又听到躺在床上的孩子对他说：“爸爸，明年我要读大班了，真开心啊！”孩子翻了一个身，又说一些话，就睡熟了。巴金望了一下他那甜睡着的微笑的脸，就跑到隔壁书房里，坐到书桌前，写了一篇“新年随笔”，抒发了他心头上一种幸福的感觉。他想起契诃夫那句沉痛的话：“我小时候就没有童年。”他也想起鲁迅先生几十年前的呼吁：“救救孩子！”而现在，我们的孩子接触到的是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环境：整个社会改变了，整个国家改变了。孩子们自己也知道生活在爱中间。巴金还想起了一个志愿军战士对他讲的话：“只要我能够给这些小脸上添一点笑容，吃多大的苦我也情愿。”他还想起不久前，法国作家萨特对他谈的“对新中国的观点”，萨特说：“我们时常十分感动地想到：许多工程师、工人、农民像未卜先知的人们那样，很自然地对我们描绘一个他们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儿女们来代替他们看到的未来社会。”巴金觉得我们目前正是人人在为下一代工作着。每一个人已经开始把自己融化在集体中间了。
    当时社会的变化，确是比较明显，巴金是植根于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新社会的变化而产生出这样的思想感情。但是巴金对眼前的文学现象，在内心里是并不满足的，他至少感到有一种压抑，有一种不让人畅所欲言的力量存在，以致眼前文学创作上有一种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存在。然而他的这种感觉当时还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并不十分明显；到反右后的“大跃进”年代，才逐渐明朗起来，而那时，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投入这个漩涡里，无法自
    拔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他与周立波一起去东柏林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届作家大会，这次与会对他个人来说，大概纯粹是一种礼节性的往来。在参加大会前一个月，曾有个德国政论作家到我国访问，这个德国作家临行时，在机场对为他送行的巴金说：“你们这样经常迎来送往，怕不大有时间写文章吧？”这个作家大概有感于我们两个国家作家有同样的烦恼，说这话显然有感而发。巴金为了避免引起人家笑话，只好应付着说：“我并不经常接送客人。”但他知道实际上当时火车站、飞机场的候车室、候机室，几乎已经成了指定的几个作家、艺术家的会客室了，有时甚至一天还跑两次呢。当然，这次出国去柏林参加的会，性质上也有点类似送往迎来，他虽然为此也写过一篇文章，但看来也只是一篇应酬性的通讯。
    从德国回来，他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扩大会。在会上，周扬作《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他把巴金与茅盾、老舍、曹禺、赵树理几个人并称为“当代语言艺术大师”。第二天下午，巴金与其他参加会议的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这是解放后，毛泽东第二次与作家们的会面，是经过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的第一次会见，显然并不是一次偶然性的机遇，而是一次有计划的安排，看来文学创作将受到一次新的“鼓励”。果然，第二天，陈毅副总理到会上来谈了一下发展文艺创作的问题。隔了一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几天以后，最高国务会议上，双百方针就宣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