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正文-高山下的花环-现当代名著网

    我们九连就打了这一仗。
    当我抱着手榴弹闯进敌洞时，洞内漆黑啥也看不见。我贴着洞壁朝前摸，摸进十几米，才听见里面有动静。敌人显然也听到我进来了，射来一串子弹，却没有打中我。我便将一捆手榴弹拉了弦，扔了过去。之后，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后来，是代理副连长带领大家，象掏老鼠洞一样又掏了两个敌洞，又炸死了十三个敌人，战斗便胜利结束了。
    我是被自己甩出去的那捆手榴弹炸晕的，伤得并不重。这时，我们营的七连奉命赶到364高地，接替了我们九连。
    我先是被送到师战地医院，接着又转到国内。十几天后，我的伤就痊愈了。
    整个部队班师回国，凯旋门前是人海鲜花，颂歌盈耳；庆功宴上是玉液琼浆，醇香扑鼻。当活下来的我重新体味生活的美好和芳香时，—想起连里殉国的英烈们，我的心情分外沉重。
    部队展开了评功活动。军里决定报请军区，授于我们九连为“能攻善守穿插连”的荣誉称号。经过群众评议，我们九连党支部决定报请上级党委，分别授于梁三喜、靳开来、还有不知姓名的战土“北京”为战斗英雄称号……
    对梁三喜和“北京”同志，团里没有争议。对靳开来，不管我们党支部怎样坚持，却连个三等功也不批！这时，有人竟提议授予我英雄称号，说我在战斗最困难的时刻，第一个只身闯进敌洞炸死九个敌人，称得上什么“模范指导员”！
    我被刺眼的镁光灯和接踵来访的记者包围了。
    记者们对我好象尤其感兴趣，连我的名字也具有特别的诱惑力。有位记者说我当年出生在沂蒙战场上，现在又在战场上立了功，很值得宣传。他以抢新闻的架势找到我，对我进行单独采访。并说他已想好了一篇通讯的题目：正题是《将门生虎子》，副题---记革命家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英雄赵蒙生。他让我围绕着这个题目提供材料。我当即把我参战前后的情况如实给他说了一遍，一下打乱了他的构思。但他仍坚持要宣扬我，并说了一大套理由：什么报道要有针对性啦，用材料要去芜取精啦，因此不需面面俱到，要以正面表扬为主……
    我坚决拒绝了他：“要写，就真真实实地写，别做‘客里空’式的文章！”
    是的，战争刚刚打罢，烈士尸骨末寒，我怎敢用烈士的鲜血来粉饰打扮自己！
    评功活动完结后，接着进行烈士善后工作。我们连在全团是伤亡最大的连队。团里派出专门的工作组，来帮助我们做这项工作。
    烈土善后工作进行极为顺利。烈士的亲属们深知亲人是为国捐躯，个个深明大义，没有谁向我们提出过任何超出规定的要求。他们最关心的是亲人怎样牺牲的。我向他们一一讲述烈士的功绩，并把授结烈土的军功章捧献给他们……
    但是，当我面对靳开来的妻子和那四岁的小男孩时，我为难了。我向烈士的遗妻和幼子，讲述了副连长怎样带尖刀排为全连开路，怎样炸毁了两个敌碉堡，又怎样坚守无名高地消灭敌人。当然，我省去了副连长带人去搞甘蔗曲事，我只说副连长在阵地前找水踩响了地雷……
    当靳开来的遗妻抬起泪眼望着我，对这位来自河南禹县一个公社社办棉油厂的合同工，我已无言安慰。所有烈士亲人都有一枚授于烈土的军功章(大部分是三等功)。唯独她没有……
    我拭泪把我的一等功军功章双手捧给她：“收下吧，这是我们九连授给一等功臣靳开来烈土的勋章！”
    这位憨厚纯朴的女合同工，双手按过军功章捧在胸前凝望着。过了会，她才把这军功章连同靳开来烈土留下的那张全家幅一起包进手帕，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她带着那四岁的小男孩，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连队。
    谢天谢地，她并不晓得连队是无权决定给谁立功的(哪怕是记三等功)！我默默祝愿，祝愿那枚军功章能使她在巨恸中获得一丝慰藉，也企望那四岁的孩童在晓明世事之后，能为父辈留给他的军功章而感到自豪！
    烈士亲属们都一一返回了。唯独不见梁三喜和“北京”同志的亲属来队。团政治处已给山东省民政部门发了电报和函件，请他们尽快通知梁三喜烈士的亲属来队。战士“北京”的真实姓名，在部队回国后我们通过查找对号，得知他叫薛凯华。参战前一天从兄弟军区火速赶来的那批战斗骨干，团军务股存有一份花名册。当时把他们急匆匆分到各连后，几乎所有的连队都没有来得及登记他们的姓名。因此，全团有好几个连队都出现了烈土牺牲时不知其姓名的事情……
    团、师、军三级党委，决定重点宣传粱三喜的英雄事迹。让我们连多方搜集粱三喜烈土的遗物、照片、豪言壮语以及有宣传价值的家信等等，以便送到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上展出。
    当我着手组织搞这项工作时，确实作难了。
    梁三喜的遗物，除了一件一次没穿过的军大衣外，就是两套破旧的军装。团里派人把两套旧军装取走了，因那打着补丁的军装，足能说明烈士生前身先士卒，带领全连摸爬滚打练硬功。团里听说粱三喜有支“八撮毛”的牙刷，又派人来连寻找，因那“八撮毛”的牙刷，足能说明烈士生前崇尚俭朴。然而，很可惜，在那拚死拚活的穿插途中，梁三喜已把牙刷、牙缸全扔在异国的土地上了……
    至于照片，我们到处搜集，也没能找到梁三喜生前的留影。最后，我们从师干部科那里，从干部履历表中，才找到一张梁三喜的二吋免冠照。这为画家给烈士画像，提供了唯一的依据……
    我是多么悔恨自己啊！我曾身为摄影干事，下连后还带着一架我私人所有的“YASHIKA”照像机，却未能为梁三喜摄下一张照片！
    至于梁三喜写下的豪言壮语和信件，我们也一无所获。梁三喜是高中二年级肄业入伍的，按说他应该写下很闪光的文字。但是，我们只找到一本他平时训练用的备课笔记本，全是些军事术语，毫不能展现烈士的思想境界……
    参战前后，他在戎马倥偬中为我们留下的，就是那张血染的欠帐单！
    这天，我把欠帐单拿到团政治处，想让团领导们看一下。然而，无独有偶。团政治处的同志告诉我。这样的欠帐单并不罕见。在全团牺牲的排、连干部中，有不少烈士欠着帐。五连牺牲了四个干部，竟有三个欠帐的。这些欠帐的烈土，全是清一色从农村入伍的。他们欠帐的数额不等，其中，梁三喜欠的帐数额最多。
    看来，我对从农村入伍的排、连干部、以及那些土里土气的士兵们的喜怒哀乐，还是多么不知内情啊！
    时间又过去了几天，仍不见粱三喜烈士的母亲及妻子来队。我多次催团政治处打听联系。这天，政治处来电话告诉我，他们已数次给山东省民政部门去过长途电话，查问的结果是：粱三喜烈士的母亲梁大娘、妻子韩玉秀，她们抱着个刚出生三个多月的女孩，起程离家己十多天了。
    呵，十多天了？乘汽车、坐火车，再乘汽车……我掰着指头算行程，她们祖孙三代早该赶到连队来了呀！莫不是路上出了啥事？那可就……
    我后悔自己工作不细，恨当初为啥不建议团政治处，让连里派人赶往山东沂蒙山，去接她们祖孙三代来连队……
    我们连驻地不远有公共汽车停车点，我派人到停车点按了几次没接到，我更是忧心忡忡，日夜不安……
    这天中午，师里的丰田牌轿车开进连里。我一看，是妈妈来了！
    我忙把妈妈迎进宿舍里，给她倒了杯水：“妈……今天刚赶来？”我不知说啥是好。
    “咳！坐飞机，乘火车，师里派车在车站接到我，我到师里坐了一会，就来了。”
    我与妈妈相对而视，沉默无语。
    妈妈比我临下九连回家休假见她时，明显消瘦了。她脸上失去了往常那乐悠悠的神采，眼圈周围有些发乌。
    “你……怎么不给妈写信？”
    “回国后事情太多。”
    “你……你知道妈这些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呀！”妈妈眼泪汪汪，“妈是从报纸上……看到你们九连……妈才知道你没……”
    我无言对答。
    “那天晚上，妈要了三个多小时的电话，才……才好不容易要到‘雷神爷’。谁知，竟挨了他一顿……臭骂，打那，妈就夜夜做恶梦，一会梦见‘雷神爷’用手枪指着你，让你去……去炸碉堡，一会又梦见你满脸是血，呼唤着妈妈……”妈妈抹着泪，“妈知道在那种时候打电话也不应该，可‘雷神爷’他……他也太不讲情面了！妈是快往六十岁上数的人了，生来也不是怕死鬼！可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呀，要死，妈宁愿替你去死！”妈妈伤心地抽泣起来。
    我该说啥呀？我没有资格责怪亲爱的妈妈！

    妈妈的老家在皖北。早年间外祖父一家一贫如洗，妈妈八岁上就卖给了地主当丫头。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政府为躲过日寇南逃，炸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了豫东、皖北骇人听闻的黄泛。咆哮的洪水使外祖父一家全部丧生。妈妈当时十六岁，她是抱着地主家一只洗衣的木盆，才大难未死！当年秋，她只身流浪到沂蒙山投身革命，后来当过团卫生队的卫生员、护土长、 “地下医院”的指导员，师卫生科长……再后来她随大军打济南，战淮海，长驱南下……妈妈参加过上百次战斗，满满一手帕勋章闪耀着她光挥的历程。她那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能写一部比砖头还厚的书啊！……
    而我，只不过刚刚参加了一次战斗！
    我感到心中燥热难挨，便摘下了军帽。
    “天！这……这是怎的？”妈妈发现了我额角上的伤疤，“是……是枪伤？”
    “不是。是被手榴弹片儿划了一下。”
    “天呀！一点点……只差那么一点点就……”妈妈的声音在打抖，“疼，还疼吗？”
    我摇了摇头。
    望着不时拭泪的妈妈，我心中象打翻了个五味瓶。妈妈是那样宠我，疼我，爱我，到眼下还把我当成小伢儿一般！我也曾为有这样的妈妈，感到无比自豪、幸福、温暖！可眼下，妈妈的一举一动，竟使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就连戴在妈妈手腕上那块“欧米格”坤表，和那熠熠生辉的表链，过去我觉得那样受看，眼下却觉得有些刺眼了。
    “蒙生呀，咱不穿军装往回调啦，省得央这个，求那个！”妈妈擦干泪说，“血，你也为祖国流了，问心，咱也无愧了！边境线上看来还安稳不了，干脆就脱了军装转业吧！”
    我摇了摇头。
    妈妈吃惊地望着我：“怎么？你……”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妈妈。
    此时，我只是觉得：母爱是神圣的，也是自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