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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怀念邓政委


    “我碰到的那个邓政委,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接着,李经世谈起了他在抗战期间邂逅新四军邓政委的经过:
    “1945年春,我以恩施湖北省银行专员的身份,秘密通过日伪敌战区,辗转回到我的家乡崇阳大源,帮助鄂南分行工作。”
    “一天,我在房里看书,忽听母亲和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子不知为么事发生了争执。那男子走后,母亲余怒未消,仍一个劲地在门口嘀嘀咕咕,搅得我不能安心看书。我正待出门制止,母亲突然惊叫一声,跌跌撞撞地跑进房,气急败坏地说,‘经世,经世,不得了,不得了……’我忙问,‘出么事了?’她说,‘刚才有个士兵来借门板,我没肯。那士兵说,村长已挨家说好了的。我要他找村长去,和他争吵了几句,没想到,这会儿他把一个背盒子炮的当官的叫来了。’
    我一听,也暗暗吃了一惊,感到大祸临头了。那年春天,大源一度为新四军解放,附近村庄,驻扎了一个团的军队。我走出房,大门口果然站着三个穿灰军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身佩短枪的新四军首长。
    我连忙一迭连声地为母亲赔不是。等我说完,那位首长却彬彬有礼地道,‘先生,请你不要误会,刚才是我们这位战士不对。我军有一条纪律是不许打人骂人,他刚才借门板时,态度不好,我带他来,是向你的家母道歉的。’我一听,心里才算踏实,连忙请他们进屋里坐。这时,躲在房里的母亲也忙着出来端茶递烟,紧张的气氛马上消失了。”
    “接着,那个士兵把门板借走了,我则和那位新四军首长聊起来。当他发现我书桌上放的是一本《资本论》时,更感兴趣了。他问,‘想不到先生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有兴趣。’我解释道,‘这本书还是我在黄埔读书时,受共产党的教官影响买的。现在,我搞金融工作,在家闲着没事,拿出来翻翻。’他接着问,‘先生还读过革命导师的其他著作吗?’我信口说,‘在黄埔读书时,读过一些。抗战初期,读过一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很感佩。’他十分惊讶,问我既是学军事的,为什么正值抗战期间,却没有带兵打仗?我把早年因一件小事得罪了蒋的亲信陈诚,陈向蒋进馋言,此后便失去了蒋的信任。现仅混进省银行,吃碗闲饭的经历讲了。于是,他又把话题转到了《资本论》上,他谈了他学《资本论》的情况,并谈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继承和发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学说和理论……”
    “总而言之,我和他越谈越投机。过去,我只晓得在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中,如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等,都有较深的学识,这回才知,他们的一些中下级军官也不乏有识之士。临走,那位首长才告诉我,他姓邓,叫邓一先,是新四军中的团政委。过了几天,邓政委又亲自上门,邀请我出席一个军民联欢会,并以爱国人士的身分,请我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新四军在大源整训了一段时间,就要开拔了。部队开拔的头一天,邓政委到我家来辞行。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我读过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另一本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两本书的扉页上,都有他的亲笔题名和签字。
    也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年夏天刚刚过去,暑气还未消失的时候,大源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不久,我收到省行从恩施打来的电报,要我以省银行专员的身份,火速赶到武汉接收日伪银行产业。我动身那天,恰遇‘军统’头目唐新派赴武汉的选遣武装小组。那时,从崇阳到武汉常有小股土匪出没,因此,我就和这支先遣武装小组结伴同行。
    我们走了两天,到法泗洲刚在一家旅店住下来,突然被一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便衣武装缴了械。我因年岁较长,又未佩戴武器,被他们当作特务先遣队的头目详加审查。我如实相告。我说,我是省银行的职员,与先遣队没有关系,并出示了省行拍给我的电报和身份证等物。那个审查我的长官正将信将疑时,门‘吱’地一声推开,走进来的竟是邓政委。经我解释之后,他一如既往,仍以礼相待。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次日,他派了两个士兵,一直把我护送到武昌郊外。”
    李经世说到这里,又长叹了一口气,无限感慨地说:“今日我李经世可说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要是苍天有灵,能碰到邓政委,让他再救我一命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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