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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逆流


    一
    吉普车只能以五六十迈的速度前进,因为这段治安军押着民夫刚修成的平塘公路,路基还不实在,所以汽车只好颠颠簸簸地往前开。为了防止八路军和民兵破路,公路两侧,敌人禁止植树,靠近公路的田野,也严令种高杆作物和稙庄稼,怕庄稼地里隐藏着八路军和武工队。在公路和铁路交叉或短途平行的地方,差不多都有路警或是从“爱护村”①抓来的老头儿,从道边一间像棺材丘子大小的坯屋钻出来,摇晃着红绿小旗儿,告诉你前面能走还是不能走。田野,是那么空旷、寂寥而又荒凉。曹刚和艾洪水被汽车颠荡了一大早晨,肚子早就咕咕地叫起来,直到这时他俩才想起光顾了忙活探望殷汝耕,还没有吃午饭。公路上空荡荡,连个摆摊的都没有。他们只好饥肠辘辘地往前赶路。偶然穿过村镇,远远望见这辆挂有日伪警察局标志的吉普车,除了倚着墙根晒暖的老头儿跑不动以外,其余的庄稼人全跑回家插上大门躲灾去了。村里仅有的一二家起伙店,因为不堪皇协军讨伐队的骚扰也没开张。汽车行驶了四个多小时,他们才在宜兴埠街里吃了一顿家常烩饼。大饼端上桌子时,他俩都饿得透心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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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日本在铁路沿线所占领的村庄,美其名曰“爱护村”。
    汽车驶进市区时,天近黄昏。车过北站,因为司机没来过天津不认道儿,凹菔皇宜净员叩淖簧希傅阕怕肪对跹拍芸蕉砺肥鞯吕铩?
    树德里胡同窄,开不进汽车,他俩在胡同口外停下车,就往胡同里边跑。那时正是吃晚饭的时候,胡同里连个小孩儿的影儿都没有。艾洪水先跑到他做了标记的小门前,只见两扇褐色的木板门紧闭着,他谛听了一下,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曹刚用拳头砸门,也没人应声。这时他俩才模糊地看见板门的一侧贴了一张纸条,艾洪水划着一根火柴照亮,看清那红纸条上写着:“吉屋招租”。
    “他妈的,让这条鱼又溜了!”曹刚气得瞪眼跺脚干着急,他冲着艾洪水骂骂咧咧地说:“你他妈的时候,一定是跟踪露出了破绽,让这王八犊子看见啦,要不,怎能放跑了他?!你真是个废物点心!”
    艾洪水扑了空,又是惊讶,又是心里憋气窝火,还有点失魂落魄。煮熟到嘴的鸭子又飞了,使他追悔莫及还要挨曹刚的骂。他那想入非非的美梦也飘走了。
    “你别光埋怨我,要是不去看殷汝耕那个王八蛋,我一给你报告就来抓人,一逮一个准儿。”艾洪水嘟囔着说,“这一下晚了八春,黄花菜全凉啦!”
    曹刚怒气未消,他伸着细脖儿,又怨天尤人地骂起来:“妈拉个巴子,天津宪兵队这群鳖犊子也是白吃饱儿,让他们监视,倒把人监视跑啦!”
    曹刚不死心,又砸开房边左右邻居的门,谎说那主人是他的朋友,问他们知道不知道这户人家搬到哪儿去了;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常是警笛一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们说话格外小心谨慎,都摇着头说不知道。他无可奈何,挥挥手说:“走,在这儿瞎愣着也没用!”
    他们出了胡同,坐上汽车,曹刚对司机说:“上天津军部!”
    司机说:“我不认识道儿呀!”
    艾洪水忙答腔:“还是我当向导吧!”
    汽车转上大马路,过了金钢桥,沿着日本租界的旭界,朝海光寺路①奔去。
    曹刚在天津很熟。他的家就在日租界的三岛街②。他父亲曹养浩,在东洋留学时结交了许多日本的权贵,跟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都亲如手兄。1931年冬就是曹刚的父亲把土肥原带进张园并于11月11日晚从塘沽上船,帮着溥仪出逃在营口登陆的。后来曹刚得到重用,跟他父亲与日本军政界的渊源关系是分不开的。
    在汽车驶向天津军部时,曹刚心里打起鼓来,这时他才忽然想起,多田骏司令官一向与土肥原贤二的意见相左,他俩在对华谋略上总有分歧,特别是把溥仪弄到东北和在通州扶植殷汝耕冀东政权,多田都认为是为时过早,但土肥原却来了个“先斩后奏”。因此多田骏对跟土肥原一起合伙干这些事情的曹养浩,也深恶痛绝。这就是曹刚为什么不能在天津站脚而必须投奔通州殷汝耕门下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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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今兴安路。
    ②即今新疆路。
    “站住!不上军部了,咱们上宫岛街①柴山公馆吧!”曹刚想起了这些不愉快的前嫌,便立刻命令司机改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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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今鞍山道。
    汽车很快就到了宫岛街柴山公馆。这是一个门禁森严的宅院。两扇黑色的铁门紧闭,门柱上的电灯熄着,日本卫兵在院里站岗。宅主人就是被天津市民畏如虎狼的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柴山兼四郎。他与曹养浩在日本陆军大学同学,关系不错,所以曹刚在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时,敢找他来帮忙。
    曹刚按了门铃,卫兵从探视孔看了看来人,曹刚用流利的日语回答着问话,并递上名片。卫兵打进电话,正赶上柴山在家,就让卫兵把他和艾洪水一齐放进院来。一只大狼狗,在一根铁柱上用锁链拴着,冲着他们又咬又叫,一个劲儿乱窜。这场景使艾洪水一下子回想起八年前的那个秋夜,他和他表哥李大波从东北逃出的那个晚上,日本宪兵队牵着狗也这么追赶过他们,要不是他表哥扔过一根大木头,砍着了狗头,他们不但逃脱不了,而且一定会被狼狗撕扯成大卸八块。想不到时隔八年,他却领着两面间谍到日本特务机关长家来商议如何逮捕他的表哥,这巨大的变化,使他自己也为之震惊,心里打颤。现在他见景生情,偏偏不情愿地想起了这一幕,他心里真像打碎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已经秃顶的柴山兼四郎,正在过厅的饭堂里喝着中国的花雕酒,吃着日本的鸡素烧。一股大葱爆牛肉的味儿,飘进客厅里。柴山没有问他们是否用过饭,只请他们在客厅里等候。也没有勤务兵伺候茶水。
    呆了约半小时,柴山吃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地走进客厅来。他矜持地伸出手,只和曹刚握了握。他倚在沙发靠背上,边用牙签剔着牙,边听曹刚说明来意。一听逮捕“中共要员”,他就神情严肃地重视起来。
    “我们并没有听见天津军部说起过这件事,”柴山说道,“不过,我马上就可以给你问一下,”他按了桌铃,进来一位值日军官,“你给侦缉课课长要个电话。”
    不一会电话铃就响了。他拿起电话,简单地问了几句,便挂上了电话说:“没听见军部布置什么。我看,这件事是不应该放松的。就交给我来办吧!”
    曹刚说:“天津军部真耽误事,柴山叔叔,我总有个想法,觉得多田将军总是跟土肥原大佐别着一股劲儿,他总是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柴山笑着摇摇头,做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长叹了一口气说:“事情难办啊!虽然大家都在为帝国而努力,但暗中总有一股掣肘的力量在起作用,多田将军是‘北派’,而土肥原大佐是‘南派’中的主力,他对于中国有一整套谋略工作的主导思想,而多田将军则纯粹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军人,这是很难怪的,……”
    “可是,柴山叔叔,我听说多田将军跟十四格格打的火热,正走桃花运哪,您没有听说吗?外面全嚷腾开了,他可别像唐明皇,‘从此君王不早朝’,芳子小姐的名声欠佳,这对帝国影响可不好哇!”
    “那不至于耽误工作吧?”
    “哈!涉及到‘共匪’的事他都不管,还不算失职吗?”
    柴山怕他再说下去,便拍着他的肩膀,开导着他说:“曹丧!我的大侄子,这恐怕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点误解了。其实多田将军正在天津忙着剿共,他现在正指派他的亲信、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三野友吉,在日租界石山街①的宏济里成立了一个‘三野公馆’②,专门在天津四郊各县招兵买马,目的是消灭天津周围各乡村的中共军,天津的袁文会、张壁组织的便衣队,很起作用。川岛芳子自从在东北卸任安国军司令职务后,还是她干爹多田将军,又把她介绍到‘三野公馆’,共同策划这件武力围剿八路军的大事,听说她已派出绰号‘小白龙’的一支武装,正在静海县那边活动,很有成绩。……当然喽,多田将军只身在国外执勤,难免感到寂寞,正好川岛芳子也离开了那个蒙古丈夫甘珠尔扎布,两个人解解闷儿,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嘛,你说是不是呀?”
    柴山说完笑起来,曹刚也陪着笑了一阵。只是艾洪水听不懂日本话,干坐在那里,小心翼翼地陪着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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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今宁夏路。
    ②三野友吉,在中国呆了十几年,曾担任过晋军阎锡山的军事顾问。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编入现役,充任联队长,率队驻河北易县一带,后又驻徐州,任城防司令。1942年曾被派往太原,与阎锡山进行劝降游说。1944年退役后,任北京伪新民会最高顾问。1945年日本投降后,阎锡山为了反共,把他接往太原,充当顾问,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竟把这个战犯送回日本。
    “那,这小子一搬家,我们的线索算是丢了,这怎么办?能使用一次查户口的方法吗?”曹刚觉得把话说远了,又拉回本题。
    “当然可以。我估计这个人没有出天津,”柴山思忖着说,“你应该派人在天津侦缉,我加以配合。你派了人了吗?”
    “这不是吗,我带来了,他叫艾宏绥。艾,你见见吧,这是柴山兼四郎特务机关长。”艾洪水这时赶紧站起身,向柴山行了一个鞠躬礼。柴山一边打着饱嗝儿,一边挥挥手用那种新流行的“协和语”①说:“腰细!我们今后大大地合作吧!”
    最后他们又就侦察手段、联络方法等具体问题,做了详细的商讨,快九点钟的时候,才结束了这次对柴山特务机关长的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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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混以日语和华语的话语。或是日本人创造的那种语言:“你的明白?”
    “金票大大地给”等,称这种话也叫“协和语”。
    曹刚和艾洪水走出特务机关,便坐进车里,曹刚拍拍司机的肩膀安慰着说:“老余,别不高兴,我的时候,今天请你,咱们怎么乐和怎么来!上南市!”
    汽车从宫岛街开上了旭街,很快便来到了南市。这时正是南市夜生活的开始。饭庄里高朋满座,戏园子管弦齐奏,妓院灯火辉煌,嫖客盈门。由于日本的入侵占领,这里似乎比事变以前更加繁华热闹了,而妓院又形成南市一切活动的中心,甚至连素有“花乡锦城”的候家后,也把妓院转向了这里。
    “喂,呆会儿咱们到这儿玩玩,”曹刚望着一处处亮着大灯的妓院说,“不过,现在咱得先去喂脑袋!”为了暖肚,他们在“燕鸣春”二楼饱饱地吃了一顿羊肉涮锅子。走出饭馆的时候,曹刚以行家的口吻对艾洪水和司机老余说:
    “不是我吹牛,我在这儿家家熟,今天我领你们一家开开眼吧,咱就在那儿过夜,也省得找旅馆了,你们说好不好?我掏腰包请客!”
    由曹刚指路,汽车开到广兴里的一处名叫“富春楼”的妓院。在往门里走的时候,曹刚低声向艾洪水做着介绍:“这里的女领班是个人物。外号金大脚,她是随着北京老资格的赛金花为妓的,现在当了女窑主,最大的特点是会说日本话,所以招来不少日本嫖客,日本警察署和宪兵队常在这里出入,搜集情报,成了联络地点。老弟,你今后也可以到这里跟他们交换交换情报、联络联络感情嘛!老弟,你以后要多点招数才行啊!”
    的确,这里出入的日本便衣人员很多,形成了日本宪兵队、警察署和特务机关以外通向民间的一个搜集情报的据点。同时也成为中国寓公、遗老遗少买官鬻爵和日人秘密交易谈判的场所。女窑主金大脚虽然已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穿着打扮既入时又俏丽,反倒成为老军阀政客、在野督军省长喜欢沾惹的对象,门庭若市。曹刚曾经是这里的熟客,跟金大脚还有一腿,又了解他的来头,所以他一进门,金大脚就笑脸相迎,赶紧把他接到花厅,又拿花名册、看相片,又让“大茶壶”①喊叫姑娘们见客。曹刚为他们三个人,各按着不同价码,要了三个妓女,开了三个单间,在这里过了一夜。
    10点钟起床后,曹刚又想出了鬼点子,对艾洪水说:
    “老弟,为了打开局面,我还要把你介绍给土肥原中将,你知道,他是‘中国通’,又是坂西利八郎公馆的科班出身,在追踪侦破上是当前日本的第一能手,我求他帮你,一定能马到成功。”
    艾洪水因为夜里和妓女几次作爱,没有睡好,精神有点萎靡不振,他边打着哈欠,边无可奈何地点着头说:
    “行,什么时候去?”
    “吃了早点就去,我要抓紧,不把他们这两个狗男女缉拿归案,我誓不罢休!”
    金大脚招待他俩白吃了一顿天津风味的早点,便匆匆登车告辞了。
    汽车停在福岛街②一座有炮塔的高门楼前,这使艾洪水惊讶地一愣。他忽然记起他曾经来过这个地方。那是八年前的夏天,他被吴文绶从南开大学宿舍诓骗出来,又被曹刚威胁着实行了一次陪决,当枪声一响,他就吓得昏迷过去,醒来后,他就完全屈服叛变了。在那之后,曹刚带他来的第一个日本机关,就是这里。那一次他战战兢兢地不仅见到了土肥原贤二,而且还见到了梅津美治郎③。站在门前他忽然想起,那时他是多么痛苦,何等苦闷!又多么地痛恨这个曹刚。但那已是落花流水,不复回归,虽然今日第二次来此,见景生情,不免产生今昔之感,但他尽量克制,不使自己伤神。“也罢,反正也是这样了,一不做,二不休!过去的皇历还看它有什么用!我现在只求发迹,享乐,人活着为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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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专司妓女接客男鸨的俗称。
    ②即今多伦道。
    ③日本驻军司令官,曾与南京政府的何应钦签订侵华的《何梅协定》。
    在艾洪水心潮翻腾的时候,曹刚已经叫开了铁门。这里原先的主人梅津美治郎已调任回国,这偌大的住宅便变成“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派出机关,代号为“竹机关”。人称“土肥原机关”①。土肥原不轻易外出,外出时也是采取微服私访,从不穿将军的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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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土肥原机关:该机关成立于1938年7月。日本政府为避免陆军、海军、外务省三省各派出机关的矛盾,组成这个委员会,称“竹机关”。负责组成三个分立的伪政权(王克敏的华北北京临时政府、梁鸿志的南京维新政府、德王的蒙疆政府)统辖于中央政府的工作。由陆军土肥原、海军津田静枝、外务省坂西利八郎三位中将组成。由土肥原负责。对外简称“土肥原机关”。他们一边物色中央人选,一边并积极推行对重庆政府的诱降工作。该委员会直属于日本的“五相会议”领导。
    警卫长报告曹刚求见时,他正在温暖如春、充满阳光照射的书房里踱着步,思考着他草拟的《第二期谋略计划》的执行情况。这是一个对中国从军事、政治到经济、文化的全方位的庞大规划,一共分四大部分,他从本年初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代号为“鸟”的“鸟工作”。
    这项工作的具体内容是游说和起用民国初年的三个风云人物: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为所谓“中央政府”领导人拥立的对象。九月末,他曾在上海新公园北侧他的上海办事处,秘密地访问了唐绍仪,并进行了初步会谈。由唐绍仪亲自起草了一份《和平救国宣言》。事隔几日,正在他暗自庆幸工作有所进展的时候,唐绍仪却突然被暗杀。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经受了这一挫折的土肥原,当即离开上海北上,着手进行吴佩孚和靳云鹏东山再起的谋略工作。吴佩孚当时隐居在北京①什锦花园的自宅,平素许多旧部都围绕左右。土肥原密访过他几次,急于拉队伍重整旗鼓的吴佩孚,从一开始便进入了实质条件的谈判。但吴佩孚自视过高,狂妄自大,所以在出山条件上和土肥原代表的日方颇有距离。无风不起浪,“吴佩孚出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消息惹恼了眼下担任“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的王克敏,王与吴的关系有如冰炭,水火不容,因此暗中干扰和作梗。这使土肥原非常苦恼。他是前两天才从北京回到天津的,因为他工作的最后一个对象靳云鹏就隐居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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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此时日本已将北平改名北京。市民也习惯称北京。
    曹刚带着艾洪水走进客厅时,土肥原便从通向书房的门走出来,转过一道镶着翡疵琅钠练纾呓吞础?
    艾洪水清楚地记得八年前的那次土肥原也是在这里接见他的情景。那时他还是名少将,今天这位“东方劳伦斯”已晋升为中将,而且较那时有些发胖了,两鬓有点飞霜,因为头疼,宽阔的前额上戴着铝制的健脑器。艾洪水记得那次他也是这样微笑着,向他伸出手,不过那次谈的话题是让他到张家口抗日同盟军里去抓他的表哥李大波。
    “啊哈,艾丧,老朋友,欢迎你!”土肥原伸出手,抓住了艾洪水的一只手,他用另一只手,拉住了曹刚:“曹丧!我正要找你哩,你来的正好。”
    勤务兵端上来牛奶咖啡、糖果,便退了下去。
    “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土肥原从金边眼镜里透出微笑,“快告诉我有什么事?”
    曹刚用日语把他请求协助抓捕李大波的消息叙述了一遍。土肥原听后惊讶得眼镜都掉到鼻子尖上。
    “啊?!你们还没抓着那个共党分子?”
    “不但没抓着他,他倒抓住了我!”曹刚气呼呼地把在通州的遭遇说了一遍,“哎,那次我差点去见阎王爷!”
    土肥原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儿,激动地把手关节弄得嘎吧嘎吧直响。他叹息着说:“说实话,共党问题才是我帝国的心腹大患。只要我们占领一个地方,他们随后也就到了。所以,我已经向大本营建议,应该停止进攻性的战斗,停下来进行扫荡,扑灭共匪,保障治安。不然的话,我军推进得越快,他们占领的地方越多,蒋介石也应该看到共军日益坐大,对他更是不利,他应该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剿共才是正办。克柔,这一点我请你无论如何要把我这个口信儿捎到,这才是我最为关心的。”
    曹刚点着头,然后关心地问道:“‘鸟工作’有进展吗?”土肥原摇摇头说:“这个老塞嘎嘞①!简直就是个塞嘎嘞!他的工作很不好深入,他狂妄自大,每次见面总向我发表一些无知的怪理论,他甚至说:‘共产党的党纲宗旨就是共产共妻’!还自我吹嘘:‘我很早以前就公开表示过坚决反对共产党。’又滔滔不绝地说:‘本人以均产主义去顶住共产党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以振兴礼教去扑灭共妻主义’,真有点可笑,我真感到是否我选错了对象。唉,你是我的心腹,这苦衷我只能跟你叨唠叨唠。”他结束了日本话,改用中国话,看了看艾洪水说:“算了,不提我这一段儿啦,还是商议商议如何捉捕这个共党分子吧!啊呀,逮了他这么些年,居然还没逮着他,他也真成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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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日语中“鸡巴”(男性生殖器)的发音。
    土肥原叫进一个守在客厅门外走廊里的勤务兵,吩咐他拿一点酒来。不一会儿,就用托盘托进来几瓶上等的白马牌法国香槟。
    “来,曹丧,艾丧!让我们来庆祝一下吧,”土肥原很想轻松一下疲劳的神经和沉重的心情,举起高脚杯笑着说:“首先庆祝曹丧化险为夷,我想不到你经历了这么大的危险,现在危险终于过去了,干杯!”他一仰脖儿,一饮而尽。
    又倒上了第二杯酒:“来,艾丧!这一杯好酒是庆祝我们再度合作,干杯!”
    两杯酒下肚,他轻松多了,像斧凿似的头痛已缓解了许多。他边用尖厉的牙齿撕扯着日本的干鱿鱼片,不由得打开了话匣子。
    “曹刚君,你还记得吧,那是1935年的9月底,我从关东军司令部汇报回到天津,那时你就随在我的左右。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我最迟到11月底,要对宋哲元的工作——也就是‘狐工作’①,必须搞出个头绪。我的天,只有一个月的工夫,而宋哲元又探头探脑,想吃怕烫!我向多田将军汇报关东军这项命令,他甚为不满,处处掣肘,我只好背着他到北京去执行这项命令,11月中旬很快就要过去了,而宋哲元的工作很不顺手,我多么着急呀!……你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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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狐工作”,即“竹机关”对宋哲元的工作代号。
    “那怎么会忘?我记得你急得头痛牙肿,我也跟着着急呀,大冬天的,我都急出帘⒒鹧郏?
    “是的是的!这时我便开始中止了‘狐工作’,把注意力转向了殷汝耕,……”
    “是呀,你不是派我到蓟密区去跟他秘密接头的吗?我记得当时我表面装的是为那个美国传教士去遵化县寻找他的养女方红薇。”曹刚兴奋地打断了土肥原的回忆。
    艾洪水在一旁听着。因为土肥原用一口流利的京腔讲的是中国话,他听得很仔细。“啊!原来他们从那么早就注意上山沟沟的这个小黄毛丫头啦!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他们的关系是这么渊远流长……真他妈的妈拉个巴子的!”一涉及到既往,他心里总是这么矛盾地想着。
    “是的,你的这次联络工作很有成绩,这也救了我的驾。殷汝耕还真积极,他的决心之大,使我都为之震惊。他毅然揭起反蒋叛旗,他那彻底的反蒋态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没过几天,就在11月25日,殷汝耕就以惊人之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还发表了堂堂的反蒋亲日的政策宣言。我派飞机在那天帮他在平津上空散发了那份宣言。啊,你还记得在举事的前一天我们在天津的聚会吧?”
    曹刚兴奋地眨着那对小耗子眼儿,快乐使他翘起上唇,嘴角儿出现了两个绿豆粒儿似的酒坑儿,赶紧接上话茬儿说:“我的时候,那怎么会忘?!记得,记得!我倒要提醒您,将军,咱们不是故意挑选了驻屯军出资、由川岛芳子当掌柜的‘东兴楼饭庄’聚会的吗?那天,这个女妖精居然女扮男装,穿了一身缎子长袍坎肩,出来给咱们敬酒,咱当时的用意,不就是让这个小娘儿们在多田将军的床上吹吹枕头风吗?”
    “是的。我没有忘。当时殷汝耕带着他手下的全班主要人马,参加了宴会。我说:‘怎么样,能不能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就响应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布新政府成立,今晚我立即返回通州!’我当时真是大为高兴哪!总算完成了关东军的命令。我马上说:‘喂,快拿香槟酒来!好,那么,我们就以香槟举杯预祝成功吧!’可是不巧得很,饭店里的香槟酒已全部卖光,如果到英租界或法租界是很容易找到的,可那时已是深夜,来不及了。我真有点扫兴,便跟殷汝耕商量:‘太不巧了,只有日本酒,怎么样?’殷汝耕却意味深长地说:‘用日本酒庆贺比香槟还好。’殷汝耕一下喝了三杯甜酒,然后就驱车返回通州了。第二天他真的宣告了独立自治。当天晚上我向多田将军做了事后汇报,对我擅自行动,他大为不满,他不同意建立只有殷汝耕的新政权。他总是跟我作对!”说到这里,他的兴奋消退了,突然很痛苦地说:“啊,艾君,想不到这件好事,又让你这位参加过抗日同盟军的表哥给完全断送了!”他拍着沙发桌,突然横眉立目地站起身,咬牙切齿地说:“艾丧!你表哥干的这件事,不仅断送了殷长官的锦绣前程,天津军部还下令逮捕了他,而且多田将军对我就像拿住了什么把柄,使我的成绩全都埋没了!幸好我现在的谋略工作是直属于东京大本营。否则,我还不是处处受钳制吗?啊,我真恨你这位表哥,这个无孔不入的共产党!可怕啊!这才是我担心中国问题的所在。所以,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务必把他抓来归案!艾君,你可要再卖把子力气哟!”
    艾洪水蓦地脸红了,他觉得从来笑容满面的土肥原,这时却露出了一脸凶相,使他心里敲鼓般地害怕。他赶紧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
    “是,我知道这担子很重,不过,我可是一直在努力,这次就是我发现他们行踪的……”
    土肥原举起酒杯,又转为喜悦地说:
    “那就继续努力,让我们撒开这面大网吧!干杯!”
    曹刚和艾洪水也一块儿跟着说:“干杯!”
    三只杯碰到一起,淡黄色的香槟,溢出了酒杯。
    二
    红薇自从发现了艾洪水的跟踪之后,当天晚上她就开始了迅速转移的工作。当她确知那天夜间敌人还没来得及布置蹲坑监视的暗哨时,她把要紧的文件,包了一个包袱,有一些来往信件还没来得及销毁的都填到炉子里焚烧了,还有一些实在带不了的东西,她只好暂时寄存在跟王妈妈最好的一户邻居家,那是专给胡同里拉水挑水的一个山东人,家里像小猪一样有一窝小孩儿,山东婆娘每天都拉着孩子、背着竹筐,到处去打杂草来喂拉水车的那头小毛驴儿。自从搬到这儿来,王妈妈跟她最投缘、最要好。夜里,那天没有月亮,山东婆娘甩着大脚片儿,一连帮着运了好几趟。有些粮食、菜蔬、杂物,索性送给了挑水的这家。他们一连咕捣了大半夜,红薇这才在房门上贴好了招租条子,跟着王妈妈,拉着鱼儿,回到了河滩的转盘村。
    “万祥哥,我应该受批评,我太麻痹大意了,竟然让艾洪水这个小子盯梢都没发觉,隐蔽的地方暴露了,这给组织、给工作,带来多大的损失呀!”她边说边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别难过,谁能保证一点差错不出呢?”王万祥披着棉袄,吸着竹子毛笔杆的小烟袋,慢条斯理地安慰着红薇。
    鱼儿又累又乏,很快就睡着了。许多日子不睡热炕头,现在乍一睡,热得他伸胳膊登腿儿踹被子,直打把式,不一会儿撒起呓症,嘴里还说着梦话:“我不走!干嘛咱搬家呀!……
    我要上学,我不回河滩拾毛篮……”
    红薇听了鱼儿的梦话,心里更是一阵酸楚。眼泪像断线的珍珠那样落到地上,她哭得更伤心了。
    “偏赶上大波不在家,我捅了这么大的漏子,大波回来,还止不定要怎样埋怨我哩……”
    夜已经很深了。外面刮着呼啸的北风。从河滩那儿不时传来因寒冷而坚冰的坼裂声。纸糊的木格子窗户上,为了防寒和怕灯光外泄,挂了厚厚的稻草苫子,用绳子坠着半块砖。
    “你没有出意外,这就是万幸,”王妈妈倚在炕头上,也安慰着红薇,“万顺不会申斥你,你放心吧!”
    “这都是小事,要紧的是必须向党汇报,以免出别的差错。”王万祥慢声细语地说,又紧着吸两口烟,“明天把对面的小东屋收拾好,你和我妈就住在那屋,你暂时哪儿也别去,就在屋里猫着,我先去汇报。还有另一层缘故,如果组织上不知道,又正赶上大波回来,冒冒失失地先回你们那个家,还不让蹲坑的特务等上吗?”
    红薇吃惊地张着嘴,吓得顾不上哭泣了。她急得拍着大腿说:“哎呀,真是的,遇事我倒胡涂啦,也不知他现在在哪儿,没法儿通知他,这可怎么办哪?”
    “所以得汇报呀,组织上自然会想办法知会他的。……天不早了,逃出来就不易,睡觉吧,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那天夜里,红薇和王妈妈跟万祥的一家都挤在那条土炕上入睡了。凤娟知道他们回来了,睁了睁眼,瞧了瞧他们又翻身睡着了。她每天要从河滩步行到小刘庄的棉纺厂去络线,一天往返要走几十里地的路程,实在是太乏累了。红薇在锅台上搭了一块木板,铺了草苫,她就睡在那里。但是她满腹的心事,从小又有择席的习惯,所以她一直躺在那里没睡。见景生情,她想到她十二岁那年的复活节——也就是被理查德拐骗来的第二年春天,因为淘气,带着景山公馆附近的邻居家小孩儿——小牛子、黑妞儿、小臭臭、小乐子,到教堂的后院去逮鸽子、掏鸟蛋,一下子窜出了一条花蛇把她的太阳穴咬伤了,她从木梯子上摔下来,送进了协和医院,后来她的病又转了伤寒,最后她被王妈妈带回河滩的家,她就是在这间茅屋草舍里养好的病,从死神手里夺回了那条小命,才没落到雷曼医生手里做细菌试验品的。她又记起她和鱼儿用一块破木板,钉上两根铁棍儿,自制了小木排,多么快乐地在结了冰的河面上飞也似地滑着,有一次差点儿掉到冰窟窿里。她还记起夏天,她和鱼儿站在河边上看着鸬鹚扎猛子逮鱼,他们在岸上脱下小布衫儿飞跑着捕捉蜻蜓,站在浅滩的湿泥里捞螺蛳……但这一切都使她想起了李大波,就是在这间茅草小屋里,给了她人生最甜蜜的爱情,奠定了她的幸福婚姻。没有比今夜她更想念他、更惦记着他的了,一个最揪心的问题,魂牵梦绕地纠缠着她:
    “唉,大波!你现在究竟在哪儿呢?你是否平安?我理解你不能跟我取得联系,……可是我多么记挂着你呀!只有你回到我的身边,我这颗悬揣不安的心,才会放下来。……”
    凛冽的寒风仍旧在肆虐地呼号,从新开河对岸法政学院高墙里的树林深处,传来了鸱鸺鸟令人害怕的叫声:“嘎,嘎,哈哈哈……”
    从法政桥那边,又飘过来敌人铁闷子车警笛的怪叫声,呜,呜呜。……她恐怖地想着:
    “敌人又夜里出来逮人了。真烦人啊!这沦陷区漫漫的黑夜可真长呀!……”
    正当艾洪水蹲坑、方红薇搬家转移的时候,李大波随着董道宁从上海乘“加拿大皇后号”轮船早已来到香港。到港的第二天,就有一个人等在他们下榻的“黄玫瑰旅馆”门前,从汽车的玻璃窗缝里,给高宗武塞进一张小纸条来。他打开一看,上写:“校长追查去东瀛事,万不可归。”他吓得脸色发灰,立刻大口吐了血。再找那人,早已无影无踪。他猜测这一定是军统内部知密、又跟他是知己的人,才特来给他送信。他明白他双手空空、又擅自去了东京,回去之后势必遭到逮捕或监禁。他便以旧病复发为由,住进香港的一家私人医院,决定不回重庆。
    董道宁把高宗武安置好,便和李大波日夜兼程,水旱并举,赶往重庆。一路上,李大波精心地记住那些往来沦陷区和重庆之间秘密的交通小道。特别是在河南与安徽交界的界首,彼此过路,虽有盘查,但好像达成一种默契,各自往返,欣然放行。日方和重庆谁也不纠缠谁。
    跋山涉水,一进入重庆,他俩便驱车直接来到海棠溪畔周佛海的官邸。那时已是黄昏以后,整座山城大放光明。大街、商店、戏院、舞场,熙熙攘攘,歌舞升平,几乎看不见一点战争的迹象。只是军人的汽车往来如梭,中央政府迁来,重庆的街头比过去人更多更热闹罢了。
    周佛海在客厅里接待他们。董道宁先把李大波介绍给他。
    “这位是章幼德先生,满洲的首富,张景惠的亲戚,上海的可靠朋友给介绍的,幸亏有他,他除了给咱整理材料外,还帮助照料高司长,不然的话,简直到不了香港。给您,这是书面汇报,这是高司长写给您的信。”
    周佛海今晚没有宴会,也没有出去寻欢作乐。自从他派出手下两员大将前往香港、日本接洽所谓“和平方案”以来,他便心悬两地、坐卧不安地每天等待佳音。有一次他去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大本营会议,就有人私下里告诉他,蒋已叫陈布雷追问高宗武去东京的事情,他很怕追到他的头上,所以那天的会议,他坐的席位离蒋介石最远。现在见董道宁回来、高宗武留港,他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现在听董道宁介绍李大波的简况,便向他客客气气地点点头,伸一下手,给他指一下座位。李大波已克服了进入重庆时的精神紧张,便不卑不亢地坐到椅子上,准备仔细听他俩谈话。
    周佛海穿着蓝缎子宽大睡袍,戴上度数不深的花镜,一目十行地浏览那份写好的材料。他俩喝着茶,静静地等待周佛海看完材料。
    “好!你这趟没有白去,”周佛海看完把材料放到桌上,操着湖南口音说,“你觉得日本军政两界对倒蒋扶汪是很坚决的吗?”
    “是的,我和高司长曾会见过板垣陆军大臣和近卫首相,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很希望汪兆铭副总裁出来组织一个中央政府。”
    周佛海沉思了一下,看看墙上的挂钟,刚八点半,便说:“走,咱俩去见见汪先生,我打算先把这材料拿给他看,看他有什么表示。”
    他赶忙脱掉睡袍,换上中山装。又叫听差的通知备车。董道宁帮他穿上薄呢子大衣,戴上礼帽,抓起那叠材料,就往外走。
    董道宁对李大波说:“你先在这儿等等,我们去去就来。”
    “不,我改了主意,材料既是他整理的,如果汪先生想问的更详细,他可以做补充,一块跟着去吧!”周佛海站在前厅的过道里这样吩咐着。
    于是他们三个人一同上了车。李大波心里真是又惊又喜。他一点儿也没想到他会得到这样的机会,直接面对这么高层次的跟敌人秘密勾结的具体活动细节,这是千金难买的绝密情报。但是尽管他心里为此高兴得心花怒放,他还必须十分谨慎地装出既若无其事又奉公守法、不苟言笑的沉静踏实模样。汽车穿过灯明如昼的闹市,朝歌乐山麓那方向驶去。
    当仆人报告周佛海带着两位客人求见的时候,汪精卫那白皙的脸上,多少呈现出有点惊讶的表情。他那两只稍圆的大眼,很快地眨动个不停,两道乌黑的八字眉,眉梢儿更显得下垂了。他正和他的夫人陈璧君——一个极丑的、但是门庭显赫、娘家非常阔绰的黑脸胖女人,坐在桌旁对弈。这个曾经是广东番禺一个多子女家庭出身、翩翩美貌小生的汪精卫,一直是著名的亲日派。由于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高涨,他只有蛰居在这个幽闭的大宅院里。他是一个野心勃勃、领袖欲极强、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政客。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使他为前途渺茫而苦恼。他在国民党内为争夺领袖地位而和蒋介石明争暗斗。但近来他忍不住跟蒋介石进行唇枪舌战。思想激烈交锋的结果,他跟蒋介石的关系恶劣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今天白天他参加了大本营的论证例会,他居然拍着桌子口飞白沫地质问:“我请问:如果像长沙那样放一把大火,化为焦土,就万事休矣!如果像长沙那样烧掉战区内的一切物资,我们又将以何处的物资去抗战呢?”
    蒋介石红着脸,梗着脖子,没有反驳。
    “所以我说,与其焦土抗战,不如奉行和平。我以为‘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①。……”
    这次,憋了很久的蒋介石,实在忍不住了,他板起脸,为了表白他的悲壮决心,用尖细嗓音说一口浙江蓝青官话,冲着汪兆铭几乎是喊叫起来:
    “我的汪副总裁!你听好,‘我们决不是不想与日本和平。但是,迄今为止,日本的要求是贪得无厌的。开始日本要满洲,我们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接着又说要华北,如果这些任其得到满足,他就会要华中、华南了。我再说一次,日本的要求如果仅仅局限在满洲,那我也可以负责和日本合作。然而,谁能够保证日本的要求有一定的限度呢②?’你能保证吗?”
    --------
    ①括号内所引证的话,为1938年10月22日汪兆铭对路透社记者发表的谈话,原载《申报》。
    ②括号内为蒋介石在大本营会议上一次讲话摘录。只略作两处变动:即华中原文为上海、华南为广州。
    在第一次《近卫声明》、日本当局发表了“不以重庆为谈判对手”之后,汪兆铭的气焰似乎更盛了。有一次会后他和蒋介石两人在一起吃工作午餐,汪兆铭突然向蒋介石发起了交锋,他用责备的语气联珠炮似地说:
    “蒋先生!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国民党责无旁贷,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罪于天下!”
    蒋介石气得把筷子一摔,面红耳赤地反驳:“汪先生!我看你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吧?要按你那么说,我等若是辞职,究竟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是请出延安的毛泽东吗?是拱手把领导权让给共产党吗?啊?!”
    他们边说,边隔着饭桌厮打起来。要不是值星副官进来劝架,他俩准像一对公鸡斗架那样,互相把头发揪掉。他们的午饭没有吃完,就都各自散去。
    他回到家来,像往常一样,事无巨细都向他老婆汇报,实际上这个丑女人一直是他的高参。
    “精卫,你太不冷静了,有话可以憋在肚子里,何必这么明说,让蒋光头抓住把柄?你可小心他手下‘军统’的那个戴笠,说不定会打你的黑枪!”陈璧君连劝带说,她到梅花格子的文物架上抱来两个椰子壳儿,那里面盛着围棋的黑白子。她想哄着他玩玩,便提议:“别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我陪你下一盘棋吧,给你解解闷儿,宽宽心。”
    棋盘刚摆好,还没走几个子儿,就来了客人。
    “白天我们刚见过面,在一块儿开会,晚上他又来干什么?”汪兆铭疑惑着说,他指的是周佛海,“这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不久就叛到国民党这边来,还写了《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我有点瞧不起这号人,甚至还有点厌恶他……”“还是见见他吧,”陈璧君显示着足智多谋地说,“他来你如不见,怎么能刺探虚实呢?”
    “对,还是太太高明。”
    “请他们进来吧!茶水伺候。”陈璧君吩咐着仆人,下了这道指示。她把棋盘推开了,准备随她的丈夫一道参加会见,以便帮他出谋划策。
    周佛海在门房第一传达室等了半个多小时,心里有些嘀咕,又有些不快。他不时在收发室里来回踱步,摇着他那戴着大眼镜、肉球般的脑袋。李大波心里很纳闷儿,周与汪同属“低调俱乐部”①的台柱,何以这样迟迟不见?正在他寻思的时候,汪的亲信秘书曾仲鸣快步地小跑着从里院出来,一鞠躬说:
    “对不起,副总裁微有小恙,有些低烧,耽搁了,现在他已起床了,请您们进去吧。”
    --------
    ①“低调俱乐部”,是与“高调俱乐部”相对而言的,是指对日战争的两种论而言的。前者认为“战必败”,后者则主张“必须抗战”。
    李大波跟在董道宁的后边,走进第一道院落。这是建筑在山坡上的一座石头宅第,花岗岩的房屋随坡而上,形成自然的楼房格局。虽然已是冬季,但山坡树木青翠,他们走进二层院沿石阶而上时,栖息在树上的鸟儿,似乎受了惊扰,发出一阵悦耳的鸣啭。
    汪精卫穿着一件极薄的丝棉绸子对襟中式棉袄,在小客厅接见他们。陈璧君改了主意,躲在客厅旁的一间耳房里监听。
    周佛海跟汪兆铭做过一般性的寒暄后,立刻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他俩是刚从那边过来,”他泛泛地指了指董道宁和李大波,“他们见了日本的高层决策人,写了一份报告,日本朝野上下都拥护您这位党的元老出山,去收拾局面。
    ……”
    汪精卫惊得目瞪口呆,翕着嘴巴,眉尖挑得很高,八字眉更显得往下耷拉了。也许因为周佛海的过分坦率,倒使这位长期在变幻无常的官场富有经验的党魁,暗自起了疑心。“周佛海这个肉球,跟蒋的关系,素来莫逆,所以才在党内让他爬上秘书长和中宣部长的职位,由于我跟老蒋发生了口角,这小子八成是蒋派来试探我的吧?”这样一想,他有了戒备,决定先用打官腔的办法来应付。
    “您看看这份材料就知道日本对您的出山是多么热切盼望了,……”
    汪精卫开始拿起材料看。然后又仔细考问了许多细节。董道宁口若悬河地有问必答,李大波只是用心地听着。这是他出乎意料地能够见到国民党中极右派的最高代表人物,由于十分警惕,便有些许紧张。他身上的每根神经可以说是全都绷紧了。
    汪精卫看完材料,又问完疑窦问题之后,把那叠书面汇报放到沙发前的茶几上,竟没发表一句未置可否的话。
    “您看怎么办?这材料我还没送给总裁,我是想先请您过目,我愿听您的吩咐。”周佛海企盼地说。
    “这小子是钓鱼吧?”汪精卫心里这样盘算着,那张白皙的脸上没露出任何表情,他故意表现出冷淡的神态,冷冰冰地说:“周部长,依我看这份材料首先应该拿给蒋总裁亲自过目。”
    这回答也使周佛海大出意外。他来时抱着那么热望的心情,而汪精卫的冷淡态度,不啻是在炭火盆上泼了一瓢凉水,使他有点失望和感到悲凉。
    平时那么爱讲演、每会必发言,而说起话来又滔滔不绝的汪精卫,这时紧紧闭住他那两片鲜红的嘴唇,一反常态不再说话。屋里寂静得有根针掉下来都能听得见。这是无声的逐客令。
    周佛海心里有些委屈,便站起身说:“好吧,那我就按您的指示呈送蒋审阅。……不过,我必须诚恳地向您建议,日本政府和军部都如此器重您,机会不可失掉……他们很着急,急于要得到可靠的负责的回音,以便进行私下秘密接触、具体协商,……他们不会等得很久。因为华北的王克敏,南京的梁鸿志,都巴不得觊觎这个最高位子呢,……据了解,吴佩孚这个老棺材瓤子,正在招兵买马,收编土匪队伍,准备东山再起,跟土肥原掌握的‘对华特别委员会’搭上了钩,土肥原正力保吴出山组织‘中央政府’呢。不要让这个老军阀抢了先。……”说罢他起身告辞。董道宁和李大波也随着站起身。
    “我有些感冒,不远送了。”汪精卫双手抱拳,向周佛海说。
    他送客到客厅门口。
    “请您留步吧!”
    李大波随着怏怏不快的周佛海,急忙出了山城式的宅院,坐进汽车。周佛海把头一下靠到沙发座背上,用湖南的土话骂了一句:
    “妈妈个屄哟!真晦气!”
    第二天一早上班的时候,周佛海带着那份材料,隐瞒了他先去会见汪兆铭的情况,自己亲见蒋介石。
    蒋介石在办公室单独接见他。他做了有关日本方面意图的汇报。蒋介石自然没忘记高宗武违背他的意思从香港私自去东京的事。他为此事骂骂咧咧地扔出来一串上海滩流行的脏话。等他稍微消了气,周佛海便低声下气地说:
    “总裁,您看这件事怎么处理?还继续接触吗?”
    蒋介石反剪着手,紧锁淡色的双眉,在宽大的红木地板上来回踱步,陷入了思索。他突然停止脚步,愤愤地说:
    “好嘛,他小日本儿可以不以我为谈判对象,那,我蒋某人可就不客气地抗战了!这是他们逼我这样做!佛海,你替我把布雷给我拟的纪念周集会上的发言,向报界透露一下,这也算是我旁敲侧击对《近卫声明》的回答,”他在文件夹里,拿出了一张发言稿复述着:“要这样有点气派地说:‘中国抗战前途日益光明,在各条战线上的中国军队,已退到山区,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对我方有利。主要是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无足畏惧’。……至于日本拥汪另立傀儡中央的事,要严密封锁消息,不要泄露一个字,更不能透露出是我派人去香港跟日本人进行秘密谈判的,你听清楚了吗?一旦我查出有泄密行为,我要毫不留情地枪毙他!到那时可别说我蒋中正不讲面子!你知道吗,这主要是怕共党和那些所谓的知名民主人士,抓我的小辫子,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周佛海回到公馆来,立刻就把董道宁和李大波幽闭在他的宅院里,不许他俩越雷池一步。李大波闹不清原委,颇费了一番脑筋思索。在天津与上海时,原定如可能,要把这份情报设法送到红岩的秘密联络点、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或是新华日报社,李大波也就装扮成工作人员,随着周恩来的往来班机,回到延安。但是现在情况全都突然改变了,他甚至连逛重庆的大街、登峨嵋山游览都办不到。他真有点心焦如焚。这里只有两份官方大报:《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上面连日军进攻的消息都闪烁其辞,甚至日军在大鹏湾登陆向广州进军的消息,都写的含含糊糊。他每天只有看这些报纸消愁解闷,排遣心事,但他感到一点也得不到军事形势的要领,而且其它的文章,也都极其枯燥乏味。幸好董道宁对他说:
    “章先生,你不用担心,更不必愁眉苦脸的,咱俩且躲在这公馆好好休息一阵,能吃能喝,把身体保养好,你等着看就是,还有大事让咱去干哩!你别看咱俩囚在公馆里,这是‘胖子’对咱的一种保护性措施。你初来乍到,不了解这大后方情况,‘军统’可着实厉害哪,动不动就打黑枪,连蒋夫人手下都有自己的侦探网。让我给你讲两段笑话吧,你听了会觉得解闷儿。总裁在上海做经纪人时,曾经从烟花柳巷弄了一位压寨夫人叫陈洁如。后来总裁从军从政,为了跟咱的孙中山总理攀上亲戚,就追上了宋美龄,自然就甩了陈洁如。可是他俩藕断丝连,还暗中有勾搭。这件事让夫人的密探知道了,宋美龄得了这个密报,立刻就奔到住处,拿到一双陈洁如的绣花鞋当凭据,问得总裁张口结舌。还有一回,是发现在山中有一处白色的别墅,总裁就在这里金屋藏娇,那年轻貌美的姑娘偏巧也姓陈,传说是陈果夫的堂妹。夫人得知后,醋性大发,她气冲冲地冲进办公室,抄起一方砚台就砍,结果把总裁的额头砍了一个大窟窿。偏赶上不久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务会议,总裁只好头上缠着纱布去参加会。哈哈哈……”
    李大波其实对这并不感兴趣,但他也不得不哈哈大笑一阵。
    事情发生了急遽变化。周佛海走后,陈璧君便从小耳房走进客厅。刚才进行的谈话,因为是一板之隔,她听得清清楚楚。她走近汪兆铭身边说:
    “精卫,你怎么对周胖子这么冷淡呢?你的态度已把他拒之于千里之外,依我看,他还是很诚恳的。”
    “可是我怀疑他是奉蒋之命来试探我的。”
    “以我看未必是如此。因为他平时认为中日战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观点上,跟你的认识是一致的。他得知日本对你抱着这么殷切的希望,所以才冒死先把那绝密的材料拿给你看。你是不是辜负了他这番好意?!”
    “有可能。……”汪兆铭在屋里反剪着手,踱着方步,来回走着。
    “精卫,我以为作事三思而行是对的,但是大丈夫成事,却在于他比别人有勇,有胆识,毅力超人,这才能干别人所不能干的大事,因此,抓住时机是最重要的关键。这是不是鸿鹄将至?”
    汪兆铭站下来,喝着浓酽的铁观音茶。今夜他不打算睡觉了,他要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他要花一番脑筋,深思熟虑,然后果敢行动。他想起自己的大半生。小时候他是那么贫穷和羸弱,20岁孤身飘洋过海,到日本留学,这期间天赐良机使他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孙文的革命党,流亡于南洋。越南的热带雨林,新加坡的柏油马路、印尼的千岛水乡,都留下他的足迹。1910年他企图炸死清朝的摄政王载沣,在他埋伏的银锭桥被捉,判了死刑,要不是遇见办案的肃亲王善耆怜惜他,早就成了刀下鬼,他被下了大狱。宣统三年,即他入狱的第二年,辛亥革命成功,他被幸运地释放,活着走出监狱,从此便开始了他那延宕曲折的政治生涯!但其后他遇到了先抓枪杆子、握有实权的蒋介石的钳制,屡屡发生摩擦,多次下野外游,总是郁郁不得志;又因为他在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乃至出现所谓“华北自治”中的畸形胎儿——殷汝耕伪冀东政权后,他还不断发表对日和平的言论主张,1935年在他刚走出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会场大门,就遭到了一群暴徒的武力袭击,他怀疑是蒋介石雇下的杀手,他幸好受了一些轻伤,但他的心理方面却受到了十分沉重的伤害。吓得他只好出国躲避。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蒋介石才再度与他合作。但最近在《近卫声明》后,他俩意见相左,争论不休,以致达到白热化程度,关系非常紧张,他不得不提防蒋介石故技重演,暗中给他一枪。回忆了这些以往的旧事,他愤愤地想道:“我是党的元老,他蒋介石算个什么狗屁东西!我在日本追求救国之术、蹲大清帝国监狱时,他蒋介石还在上海嫖窑子、赌大钱、做股票经纪人,过着放荡的生活,当浮浪子弟、花花公子哪!我玩不过这王八蛋,比他差的手段,只不过是我还不像他那么流氓,懂那么多黑社会的鬼点子罢了!”他越想越生气以致抱怨起孙中山来,“哼,如果说孙先生这一生革命中有失误的话,最大的失误就是看中了蒋介石!”
    陈璧君的目光追随着他,然后停留在他那张愤怒的脸上。
    她怂恿着问:
    “你考虑得怎么样啦?你以为我说的那番话有几分道理吗?”
    “是的,我想定了,”他突然停住脚步,站到屋子中央,高高地伸出手臂,从空气中劈下来,像他每次演说那样激愤地说:“璧君!为什么凭我汪兆铭的资历、才干、声望,总要在这个一肚子脏心烂肠子的大流氓蒋介石的手下讨生活呢?我已经看出来了,在强大的日军进攻下,逃到大山里躲着,凭他的军队是绝不能打赢这场战争的!与其战败后和,莫如现在实现和平。啊,既然友邦对我如此器重,我何不自己独撑一个局面,实现我的主张、我的报负?!好,那我就干!就索性出山!”他的脸,由愤怒渐渐转向兴奋,两只大眼也闪出了光辉。
    “不过,……”他又犹豫了,“既然上次我已把周胖子拒之门外,那么现在又怎样转圜呢?”
    陈璧君高兴地握紧双拳,挥了一下说:
    “有啦!你主动给他打个电话,问他一下蒋看了汇报,有何反映?然后约他到家来谈,……”
    “啊!我的夫人!你不愧是我的高参!你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委决不下的时候,给我出谋划策,……”他激情地握起了陈璧君胖胖的像两个发面馒头似的双拳。然后,他步履矫健地走进他的宏大办公室,抓起了电话。
    周佛海正在愁肠百转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汪兆铭打来的电话。他立刻变得精神抖擞了。已是深夜,他披着睡袍,来敲客房的门。
    李大波和董道宁从梦乡里被叫起来。他俩过了两天吃饱就睡大觉的禁闭日子,李大波虽然表面上松弛,但内心非常焦虑,真是度日如年;董道宁白天不能在外面闲逛,晚上又不能去寻欢作乐,不免牢骚不满,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耐着性子忍受。忽然他们听到周佛海说:
    “快点,快起来穿上衣服,到汪公馆去!”
    “怎么,现在深更半夜就去?”董道宁诧异地问。“现在还算晚?!人家十二圈牌还正打得热闹着哪!快点,他回心转意了,咱要趁热打铁!”
    李大波赶快穿衣服,他现在心情好多了,他暗自在心里思忖:“伪装的序幕演完了,大戏的正文就要开篇了。毫无疑问。”
    他们匆忙地坐进汽车,一直开到山麓下的汪公馆。
    今夜的气氛和那天迥然不同。一进客厅就闻到了一股煮咖啡的喷香味道。果然,奶油盘花的洋点心、葡萄干的布丁、松子仁和香榧子都在沙发桌上摆好了。陈璧君也笑眯眯地参加了会见。
    “来,佛海,今天我们要好好地谈一谈……请用小吃,……
    二位也请随便用……你们喝咖啡,还是喝‘奥朗’①?”
    --------
    ①“奥朗”,即中国乌龙红茶的粤音。
    “谢谢,副总裁,我们自己来吧。”周佛海带头说。
    “是这样,蒋对我既然是这么不尊重,采取这种无礼态度对待我,而你,佛海,甘冒危险事先透给我消息,真够朋友!”汪兆铭彻底放弃了那天的猜疑和矜持,又恢复了他平素的潇洒和口若悬河的滔滔不绝,“三天来我反复地思考了这件事,那么,”他把脸转向坐在偏座上的董道宁和李大波,“你们是否真正探知了日本要拥立我的态度?”
    董道宁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回答:“是的,千真万确!”“请坐!”他伸出手往下按了按,“绝对是友邦最高层的意见了?”
    “是的。五相会议确定的,还有秩父宫①亲王。”
    --------
    ①裕仁天皇的胞弟,在日军中担任着极高的军职。
    “好!我这样盘问,是因为这事必须有十分的把握,一旦开头,就得干下去,绝无酚嗟兀尥寺贰D阆冒桑俊?
    “我晓得。所以我是很谨慎、很小心的。”
    汪精卫深深地点点头。他挥舞着手臂,滔滔地讲着他一再宣扬的反对焦土抗战的理论:“要明白,日军占领地区日益扩大,重要港口及交通路线丧失殆尽,财政日益困窘,四亿人民在战祸中挣扎,陷于生灵涂炭之苦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痛感个人责任之重大,因此,我决定走实现和平的道路,哪怕要做出重大之牺牲……”他的口角又飞出了白沫。呷了一口浓茶,“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就这个问题,我给蒋写过十封信以上,但是他瞻前顾后,想吃怕烫,摇摇摆摆,脚踩两只船……”
    陈璧君在一旁看见她丈夫发挥得淋漓尽至,怕他一说开去又去题千里,便以掌舵人的派头,打断了他的话,插言说:
    “我看,佛海,这就算大政方针定下来了,是不是其余就是讨论具体问题了?”
    “对,对!夫人说的对,”汪精卫立刻明白了陈璧君的暗中提示,“我看,这件事全权委托你来办最为妥当,你是中宣部长,可以光明正大地派遣情报人员。既然蒋也希望跟日本继续接触,这文章就更好作了,你派一个谈判小组,表面上是受蒋指派去香港,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对日和平谈判代表团,我想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是的,兆铭,你想得很周密、细致。”周佛海真是喜出望外,恭维着说,“那我就着手组织人选和草拟谈判协议草案了。”
    “好的。要紧的是,不要走露一点风声。因为如果引起‘军统’的注意,我们就要束手待毙了,更谈不到如何逃出重庆了。”
    ……………………
    那天夜里他们谈得很深很透。李大波坐在那里,手握笔杆,一边记录着汪兆铭的“指示要点”,一边心里一个劲地不寒而栗。他感到深藏在这座山城中的一股极右翼的黑色浊流,已揭掉了那层极薄的蒙面纱幕,露出了本相,彼此心照不宣,这群人就是在国难当头,人民受苦受罪、军队浴血奋战的时候,披着什么“匹夫有责”,“反对焦土抗战”的冠冕堂皇外衣,干着投敌叛国勾当的那群政客。他的身上一阵阵地起着鸡皮疙瘩。当他们初步谈完离开汪公馆返回周宅的时候,从远处土坡那边的农舍,传来了此起彼落一声接一声的报晓鸡啼。
    回到自家公馆的周佛海,由于喝了过量的浓咖啡和酽乌龙茶,还异常兴奋,毫无睡意。今晚是他又一次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刻。在他这大半生中,起码已有过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他加入共产党,随后他写了悔过书,转入了国民党,走这一步才使他爬上了如今的高位;现在他看到国军节节败退,日失千里,他觉得国民党的气数就要完了,莫如早一点归顺日本,好占一个高枝儿,他就是在变幻纷纭的政治宦海里,如此翻云覆雨地熬过来的。现在他又在今日全新的政治格局中押宝了,他不能不如蝇逐臭似地追随在汪兆铭的麾下,做出这样改换门庭的重大选择。他为此而忐忑,也为此而兴奋。
    “我想让你们明后天就出发,道宁,这次我已给你们派了一个新领队,这就是梅思平先生,你们后天就随他一同动身吧。”周佛海说,“明天咱们就动手起草一个简单的协议。你看可以吧?”
    “当然可以。”
    第二天清早梅思平就来到了周公馆。李大波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人,也是第一次在客厅里见到他。他穿一身银灰色法兰绒西服,戴一副金边眼镜,完全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人物。李大波从董道宁那里很容易就把他的情况打听出来。这人生于北京,又是北京大学毕业,当过大学教授,但后来弃教从政,曾经担任过南京市附近的“模范县”江宁县的县长,南京陷落前,随着大队拥进武汉,然后又屁滚尿流地逃到了重庆。他加入了“低调俱乐部”,随后成了周佛海的心腹。李大波感到这个人身上,既有腐儒的书呆子气又有一股小官僚政客的习气。两者是那么矛盾,又那么谐调地溶入于他的一身。
    经过一天的紧张准备,一切都草草就绪了。第三天一早,周佛海就派他的私用汽车,把他们三个人送到了飞机场,八点半钟,飞机穿过浓雾和厚厚云层的重庆上空,飞往香港。
    他们一下飞机,就坐进一辆轿车,前往高宗武下榻的旅馆。他为了躲避重庆派来的特务耳目,早已从“黄玫瑰”搬出,改住在九龙的一家“黑森林”旅馆。他的病也早已痊愈了。其实他一直躲在香港和日本进行接触。他就是留在香港的重庆代表。等梅思平一到,他就跟梅一同更加紧活动起来。
    李大波注意地观察着他们的行动。他感到他们处处提防着“军统”蒋的嫡系,他们在对待日本方面,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分歧,只是蒋怕日本拥汪,要自己亲自接触,而对汪派加以限制罢了。汪派要躲的只是“军统”对他们的监视与限制而已。
    这一次的协商更为机密。只有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参加。把董道宁甩下,惹得他很生气,他在屋里骂骂咧咧,怒气难消。李大波趁火烧豆,在一旁说:
    “董先生,他们不要我,还有些道理,因为我是个外人;
    可是,在这节骨眼上,把你甩了,却于情理难容。……”
    “他妈的,半路里又杀出个梅思平,这小子纯粹是鸠占雀巢!”
    “你推测能有什么更大的机密吗?”
    “不会有,不就是跟日本讨论那个‘和平基本条件的协议草案’吗?……不过,这我可以问出来……”
    这次秘密接触很快,到下午高宗武跟梅思平便回到旅馆里来。董道宁气呼呼地把高宗武堵到他那套有套间的客房里,质问着他说:
    “嗬!高司长,最初可是咱俩到日本牵线的,现在倒把我像伤风的鼻涕给甩掉啦!难道还不信任我吗?如果不信任,那我就走!”
    高宗武看到他手下跟他多年的老部下如此气忿,他只好开导着他说:
    “你千万别多心,防备的不是你,而是那个姓章的小子,有你陪着他,别让他起疑心,咱现在是不能出一点漏子,不然,前功尽弃,你明白吗?”
    “可是,这位姓章的,不是您自己设法找来的吗?当初为什么要找他?”
    “这有两层意思:一,由于他是满洲国的人,这样可以让日本人放心;二,因为将来咱也是‘日、满、华’,跟他的利益一致,所以不用担心他会向蒋密报。”
    “可是,那为什么又怀疑他呢?有什么根据吗?”
    “当然有。”
    “那是什么?可以告诉我吗?一来我可以防备他;二来我可以考察监督他。”
    高宗武想了一下说:
    “可以对你说。有一点使我起了疑心,那就是,你从他嘴里从来没听过他骂共产党,为什么身在满洲国,又是黑龙江的首富,而不骂那里的抗日联军、义勇军?这本是他那个阶级的死对头啊!你不觉得这里边有点蹊跷吗?”
    董道宁一拍脑袋,带着恍然大悟的神态说:
    “哎呀,可不是吗!还是司长高明,比我的警惕性高,……”
    “不过,我要嘱咐你,千万别露出一点儿马脚来,这些人精得很,有一点蛛丝马迹,他们就能发觉。”
    “哎呀,我真有点骇怕。您的意思是说,您肯定他是一个中共暗探吗?”
    “我是说,应该大胆怀疑!老头子说过一句明智的话:对共党,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跑一个,这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现在共党渗透得很厉害,不能不百倍地提防。我们固然怕蒋知道,但更可怕的还是这个中共。如果这件秘密谈判的事,让中共知道,它就会把我们揭个底儿掉,不仅让这件事夭折,还会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啊!同志,我们可要小心,万不可大意呀,啊?!”
    “是的。……”董道宁的脸色吓得有点发白,两片微薄的嘴唇,轻轻地抖动,“可是,万一他真的是呢?”
    “那我们就只有……”高宗武咳嗽着,伸出两手,做出一个掐脖儿消灭的动作。
    董道宁心惊肉跳地沉默了一会儿。这个非特务出身的外交部文职人员,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他内心有点打战。平静了一会儿他才问:
    “今天的会,做出什么决定了吗?”
    “已和日方联系好,明天起身到上海,在那里会更安全些。”高宗武思索了一下说,“为了减少目标,我和梅思平分两趟离开香港。我留在香港,梅先到上海。”
    “那我和章呢?”董道宁关心地问。
    “你俩跟梅一块起程,不过要分乘两条船走。”
    “章也跟去?”
    “是的,我们还需要他来记录,总比再找人省事,他逃不出我们的掌握。等这件事完了,我们就让上海的同道来消灭他,……”
    董道宁吓得张着嘴巴,只是“啊!啊……”露出了明显的恐惧。
    高宗武看到他这神态,枯黄的小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拍拍董道宁的肩膀,用谆谆教诲的语气说:
    “我的好心的同志,你手上还欠沾点鲜红的血!革命就是这么残酷。古语说‘无毒不丈夫’,如果姓章的小子真有共党嫌疑,那么,不用客气,我们就给他来个卸磨杀驴!”
    董道宁离开高宗武的房间,总有点疑神疑鬼地不自然。李大波是从他那闪烁的眼神中看出这个变化的。他以埋头整理记录,来思索问题和应付的对策。他决定以逸代劳,让董道宁这个雏儿自己来个心声暴露。
    “喂,章!你还忙着哪?”董道宁看见李大波的态度那么安详,又那样安心工作,心里疑疑惑惑,终于憋不住了,“还不歇一会儿。……我想问你,我从高司长那儿回来,你怎么不向我打听他们开会的事呢?”
    李大波放下毛笔,收拾材料,用这些小零碎的动作,来争取思考时间。他苦笑了一下说:
    “我说过,我是外人,不能多嘴多舌地打听事情。我跟你不一样。他们不让我参加,我就认为那是我不该参加的。”
    “好圆滑的家伙!这是对我说的外交辞令吧?”董道宁心里这样猜测着。
    李大波沉静地凝眸望着他,从他那对离得很宽的羊眼型的眼睛里,他洞察到董道宁在这一刹那间来来去去的思想活动。他已经从这个历世不深、提拔过快、年轻得志的小科长身上,得到了敌人怀疑他的信号。他警告自己,一定要沉着冷静,采取稳健的守势。他考虑,现在是在这个国际码头香港,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时候,逃跑是比重庆那座被“军统”和宪兵包围的山城要容易的多了。但是,这不等于彻底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了解党史,在这部布满艰难、险阻,荆棘丛生的史实中,他领略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形象和精神风采,因此,在他的字典里,他知道为了完成任务,在必要的时候,应该是拿命去换。现在他只有沉着应战,别无选择。
    “章,我想问你,你们那儿,共党折腾的凶吗?”呆了一会儿,董道宁憋不住地问。
    “这个问题,我一来时你们就问过了。”
    “对,我很好奇,……他们是很厉害吧?”
    “厉害!有一次差点攻进皇宫去,把康德皇帝溥仪吓坏了。”
    董道宁睁亮了眼睛,他觉得这个人的态度的确是让人莫测高深,以致闹不清李大波说这话的立场何在。
    “那,人们都怕他们吧?”
    “地主最怕,官员也怕。有一次马占山差点掏了熙洽的老窝儿……”
    这样模棱两可的答话,又使董道宁迷惑了一阵。
    “那我问你,你怕吗?”
    “我当然怕!所以我离开了乡下庄园,搬到了大城市哈尔滨躲着。”
    董道宁睁大了眼,眨巴着,他觉得他所怀疑的这个人说得有道理,丝丝入扣。他不想再多问了,唯恐泄露他怀疑的动向。
    傍晚吃完饭,董道宁和李大波才被通知明早乘船赴沪。饭后,高宗武把梅思平单独叫到屋里去谈话,李大波注意到他们谈了很久。他俩现在都没有外出的自由。为了迷惑董道宁,李大波故意问他:
    “你不到前边的大厅听听歌女唱歌和跳跳舞开开心吗?既然不让咱出去,到那儿玩玩也可以嘛!我想去解解闷儿,……
    咱俩一块儿去吧?这么早,能躺下睡觉吗?”
    董道宁听了这话,张着嘴,下巴拉了好长,他真惊讶了。他觉得他的上司高宗武实在是疑神疑鬼、庸人自扰。在他的概念里,共党既是山沟里的“土货”,又是一群傻瓜的清教徒。
    他们是不会跳舞喜欢唱歌什么的。
    “好,咱俩去乐和乐和,明天就要离开了,这回就没怎么在香港玩儿,真冤!”
    李大波挽起董道宁坐电梯到楼下大厅去。他要用实际行动,彻底在这个年轻人的头脑里,把那疑惑的阴影消蚀掉。
    午夜时他们回到那间有洗漱间的住室。洗完澡,董道宁很快就坦然地睡着了。李大波却久久不能入睡。他想着明天回上海,又可以见到朱丽珍,从而会得到党的信息和指示,他也可以交上那份可贵的具有当代最大诡秘内容的汇报了,比在香港又接近了一步胜利。大概过了很久很久,他才在企盼与快乐但又惴惴不安的心绪中,迷迷乎乎地进入梦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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