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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侠义平生
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
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
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
为什么那么多“好汉”先后离开《明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么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出要离职。
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么久,从来就不计较什么薪酬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
“我要出去办报。”
“什么?”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验。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境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桥。董桥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桥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甘心。他知道董桥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桥给予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
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准确。
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获得那么多贴士呢?
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观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
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会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个记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么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金庸摊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创刊了。
《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
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
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么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
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
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
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
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中,丁关根问聂卫平:
“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
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蔡澜问为什么,倪匡解释:“查良锒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
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豫了一下又说:
“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不认得,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
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
“哗!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金庸支付。
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
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继续写下去。
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
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
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
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
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
商议定当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
“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成炊”,阿紫之眼,既被弄瞎了,自然也唯有认命了。
倪匡所写的那一段,在旧版书出版时,收进单行本中。金庸将全部作品修订改正之际,曾特地找倪匡来商量:“想将你写的一段删去,不知是否会见怪?”
倪匡当时的回答很妙,先大声说:“见怪,会见怪,大大见怪!”
金庸是正人君子,不像倪匡那样,荒诞不经,闻言神情踌躇,大感为难。于是倪匡哈哈大笑,道:“我见怪的是你来问我会不会见怪,枉你我交友十数载,你明知我不会见怪,不但不见怪,而且一定衷心赞成,还要来问我!”
金庸有点不好意思,说:“礼貌上总要问一声。”
倪匡说:“去他妈的礼貌!我有点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么办?”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
金庸果然有办法,他改动了一些,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写得更加透彻。一个为了痴情相爱,宁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而一个为了性格顽强,将已复明的眼睛又挖出来。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确然令人折服。
经此一事之后,倪匡自然更逢人便说,而且还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
借金庸、张彻两大名人标榜自己,可谓深得自我标榜之三昧矣!所以,才有了“代写”的流言,事实上,却不过如此而已。
在《明报周刊》的雏形时期,需要一篇武侠小说,为了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署名是“金庸、倪匡合著”,事实上,全由倪匡个人执笔,借了金庸之名。合作写小说不是不可能,但以倪匡自认为和金庸创作能力距离之遥远,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事。
以上,就是所谓“代写”的内情。
金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代写。
如果有人可以代写,写出来的作品如此之好,这个人为什么要代金庸写,自己不写?
道理极简单,偏有人不肯去想一想,真怪!
倪匡藏有金庸所书长联两幅。至今为止,可称世间孤品,因为舍此而外,金庸再无类似的书法作品。金庸倒是在他的作品集上自题书名,每一次,只怕都写了几十遍以上。
因为他的书法,并不如何高超,绝不能称“家”。但这幅对联,却极之有趣。
倪匡说在联语之外,还有注解,字数虽不多,但包含哲理甚深,录下以供各位同享: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文中有武,不饥不寒,老而不死,不亦快哉;品到无求,无迂无争,迂则必争,无灾无难,远于无常,无量寿也。
我与君俱以武侠小说为人知,文中有武,并驾当时。人之喜祷善颂者。恒以“大宝贵亦寿考”为祝。寿考诚美事,大宝贵则非大争求不可得,或求而无成,或既得而复失之,终日营营,忧心忡忡,人生百年,何愚而为此苦事。君少年时多历忧患,当深知不饥不寒之至乐。
女俏子灵斯谓好,谷重穗,不搞不震非好汉;贝富才捷信为财,果珍李,无忧无虑作财婆。
匡兄四十初度,摆联自寿,有“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暨“无欲无求”语。以“不”、“无”二字为对,惟有句洒脱,匡嫂不之喜也。谨师其意,以抽笔书二联祝无量寿。举世贝壳藏家,或雄于资,或邃于学,抑或为王公贵胄,似君以俊才鸣者,未之或闻。
匡兄华诞之喜
弟:金庸
乙卯六月
倪匡说,“这幅对联,需要解释之处甚多,不然,不容易明白,太过‘深奥’。”
“首先,四十岁那年,我自撰对联一幅: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
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
“自觉甚是高兴,在报上发表。惹来的反应,是有人在报上破口大骂:‘自撰挽联式的对联,以老卖老。’等等,这可以不论。老妻看了,愀然不乐,是因为‘时已无多’四字。人到四十,算是活七十,已过了一大半,‘无多’是实际情况。叵奈人都不愿听真话。金庸知道‘匡嫂不乐’之后,送来这两副对联。”
“第一幅的典故如此。第二副的‘典故’更多。老妻名李果珍,小女名穗,小儿名震,这是嵌名联。而“搞搞震”是粤语,意思是胡捣蛋,一联之内如此复杂,也颇不多见!”
“小儿胡捣乱事迹甚多,金庸后来又在赠他的书扉页上题字,有‘不搞不震非好汉,乱震乱搞岂英雄’之句,以资勉励。有金庸亲笔题字之小说,在同学中,登成英雄人物矣!”
倪匡对金庸性情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金庸是属于慢性子的人,涵养极好,多少年来,只见他发过两个半次脾气。此话怎讲?因为两次都不是盛怒,只不过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兴,而且这两个半次脾气,都发得十分有理。一次,是笔者为了一己之利向他作一个要求,时在汽车之中,金庸“哼”
了一声:“除非《明报》破产,不然万万不能!”吓得笔者和同车人噤若寒蝉,连大气儿都不敢透着好几分钟。另半次是对一个行为十分卑劣的小人,该小人颠倒黑白,造谣生非者再,金庸当众宣布不与这种人同席——很多人,可能只看到过查先生这半次脾气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个半次生气之后不到一小时,金庸就打电话来:“如果你真觉得这样子对你有好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笔者忙曰:“不必了!不必了!”屈己从人,照顾朋友,这是金庸做人的豪侠之处。金庸事业大成,自然比一般摇笔杆子的朋友富有许多,向他有所求的朋友,很少受到拒绝。曾问过他:“你手上的钱如何处理?”
他的回答是:“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施惠毋念,金庸是做得到的。但受恩勿忘,受过金庸好处的人,若能表达一下心中的感激,金庸也总会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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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01 06: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