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讲过写金庸并不容易写，因为他没有倪匡那么风趣。
    既不风趣，趣事自然不会多。
    但有时又不尽然。金庸也有他风趣的一面。比方他请人写稿，有时也会奇招迭出。
    有一回他请我替《内明》杂志写稿，为了怕我拒绝，便给我来一封信。
    信有一定格式，把要求的事列成几点，最后以弟自称。
    所列几点，包括稿件性质，字数，稿费若干，为着怕我担心稿费，另加小说稿费由弟负责追讨。
    接到一封这样的信，叫人怎能不写？
    至于金庸为什么会替《内明》杂志拉稿，这里不能不闲扯一笔。
    《内明》杂志是一本佛经杂志，主编沈九成跟金庸是好朋友。原来，金庸对佛经一直很有兴趣，时常跟沈九成过从，研讨佛经。尤其在他的长子在哥伦比亚大学里遇事后，金庸更醉心于佛经的研究。听人家说，《内明》杂志的经费有部分是由金庸负责的，难怪他这么热心。
    看到前面写的金庸对作者稿费如此负责，读者一定以为金庸对稿费一定不会计较。
    不过这里所谓稿费，是指金庸付与各作家的稿费而言，并非人家付与金庸的稿费。
    事实上，现时香港恐怕没有人能请得起金庸写稿了。他的稿费如何计法。已无准则，这又如何请法？
    《明报》的稿费一向定得不很高，至少它没有《东方》与《成报》那么高。
    大约七九年，三孙介绍我去《东方日报》写稿，订明写三个月的连载，每天七百五十字，稿费是一千元。但我在《明报》翻译日本推理小说，每天八百字，稿费只有六百五十三，比《东方》少了三百五十元。我没有提过抗议。但倪匡和亦舒就不同了。兄妹齐向金庸抗议，电话，信件齐飞，要求加稿费。
    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势。
    倪匡气他不过，乘住一场宴会，带住几分酒意，大声疾呼要金庸加稿费。
    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
    总算把一场风波平了。
    事后，稿费真的加了，是百分之五，聊胜于无。
    倪匡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拗他不过，于是杀手锏来了。
    “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给你写信。”金庸用近乎哀求的语调说。
    一听写信，倪匡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原来以论口才，金庸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道理，倪匡绝对不是对手。
    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独有金庸是一等一的傻瓜，偏偏喜欢写信。
    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有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人。”
    坐言起行，过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便是经济不景气，惟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谓你加，人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只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所以，一路到现在，倪匡在明报的稿费并不太高。比起《东方》、《清新》、《翡翠》大有不如。
    倪匡常自叹：“跟查良镛太熟，有时反而不好乱说话呢！”
    亦舒是继倪匡后第二个敢同金庸谈稿费的天下勇者。
    亦舒比倪匡还辣，她在专栏里直接提出，文辞尖刻，几乎在说金庸在刻薄爬格子动物。
    面对如此刚猛的攻势，金庸以不变应万变，甚而以静制动，一样把亦舒弄得服服贴贴，到了升任政府高官后，仍乖乖地化个笔名在写稿费不如理想的连载。
    在本港文化界里，倪氏兄妹素以辛辣出名，居然都给金庸弄得服服贴贴。你说金庸的本领有多大？
    木蚤虽恶，遇上糯米也是变不出戏法的。
    金庸就是治服倪氏兄妹这两只顽皮木蚤的糯米。
    为了这个原因，许多人说金庸吝啬。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不过是深懂节省之道理而已。他不像倪匡乱花钱，也不会富而后骄。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有时也很慷慨。这一点倪匡体会很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就会预支版税。这是是倪匡跟明报出版部的人亲口说的。 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一趟皱过眉头。顶多会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啊！”
    虽然金庸办报发了大财，倪匡是他的老朋友，但是他没有义务一定要照料倪匡。现今世界，势利现实，像金庸那样对待朋友，是不多见的。
    说起来，金庸很爱才，有才的人，在明报服务，都会受到他另眼相看。
    这里举几个例子，读者就可以明白。
    这二十年来，明报人才辈出，已故的漫画家王司马就是金庸爱惜的人。
    王司马进入明报工作的时候，还未成名。大约在一九六八年，我常投稿《明灯日报》“日本小说丛”版，王司马便常常替我配图，《明灯》的稿费很低，可想而知。进入明报后，由于工作勤力，表现好，金庸很喜欢他，但是他的稿费一直没有怎么加过，依然是三百元一个月。
    有一天，他遇到倪匡，在倪大哥面前发了一点牢骚，倪匡便答应替他去说项。
    倪匡见到金庸，问：“喂，查良镛！王司马的漫画崭不崭？”
    “崭！交关崭！”金庸竖起了大拇指。
    “应不应该加稿费？”倪匡带金庸进入正题。
    “应该！”金庸想也不想回答。
    “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块一个月吗？”倪匡说。
    “吓！这么少，不行，不行，”金庸顿足：“他想加多少？”
    “一千五百元。”倪匡说。
    “甚么？”金庸有点犹豫，“这太多一点了吧！”
    “那你可以加多少？”
    “嗯！”金庸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
    “多谢！多谢！”倪匡马上脱帽致敬。
    原来王司马的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现在有一千二百元，倪匡如何能不致敬？
    这一回是小倪匡计取金庸了。
    后来，金庸知道了，笑笑说：“一千五百元买王司马的画，还是太便宜了。”
    可见金庸是多么的爱才。
    还有一个是王世瑜，这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许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
    据《明报》老职员说，王世瑜初入明报，职位只是信差。
    但这个信差，套句广东话，是“话头醒尾”，兼且“做事勤力”，因此甚获金庸欢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而到最后，金庸更叫王世瑜出任《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堪称一时无俩。
    后来，王世瑜因事离开了《明报》，进入《新报》做事。《新报》创立《新夜报》，王世瑜出任总编辑，我就坐在离他十尺不到的那张写字台。其时我在《新报》任通天小职员。
    何谓“通天小职员”？便是报馆大小事务都要做：校对，听电话，写新闻，而工作时间或日或夜，毫无准则。
    王世瑜虽然身为老总，助手只有号称零零八的雅伦方一个。真佩服王世瑜的干劲，《新夜报》是他一手搞出来的，销路几万份，替《新报》罗斌赚了不少钱。
    后来王世瑜自己办《今夜报》，销路居然盖过《新夜报》。《新夜报》停刊后，《今夜报》一枝独秀，成为小报之王，王世瑜因而赚了不少钱。
    最近王世瑜举家移民加拿大，把报纸卖掉，报社变现钞，袋袋平安，王世瑜的本事你看有多大！
    金庸对王世瑜堪称念念不忘，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报政，衔头是《明报晚报》社长兼《财经日报》社长，风头之盛，一时无俩。
    谁都知道，王世瑜离开明报时，是满腔冤气的，年少气盛，到了创刊《新夜报》，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
    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总不放在心上。
    现在居然邀请王世瑜回巢，金庸气量之大，真是罕见！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斯是至理明言。金庸爱王世瑜的才，才对金庸而言，实在可以盖过任何积怨。《明报晚报》有王世瑜这样的鬼才，当大有机会重振声威也！
    除了王世瑜，还有林三木。
    林三木在明报，起初只是在资料室任职。金庸欣赏他，把他保送到英国念书。学成归来，立刻请他出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
    后来总编辑潘粤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报》，林三木升任老总，恰值股市狂潮，《明报晚报》这张全港独一无二的经济报纸，遂成为一纸风行的晚报。销路有好几万份。直到林三木创办《信报》后，《明报晚报》的销路才逐渐跌下来。
    许多人都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
    然而，金庸从来不这样说过。反而替林三木辩解：“人望高处，水望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宴会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
    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的习气，大言炎炎的叫林三木做“三木，三木”。
    甚至对胡菊人，金庸也是念念不忘的。
    八十年代初，明报发生了一件大事，便是《明报月刊》的总编辑胡菊人脱离《明报》，创立《中报》。
    金庸劝胡菊人三思，胡菊人坚持不纳，而且暗中招兵买马，金庸逼于无奈，只好忍痛割爱。
    为了酬谢胡菊人对明报十三年以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海城”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场面异常感人。
    及至胡菊人失意《中报》，金庸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菊人的近况。
    胡菊人当年离开《明报》，曾经暗底拉拢《明报》编辑部的人员，当时军心颇为动摇，幸赖金庸震压才保平安，但金庸一点没怪胡菊人，还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是个好编辑，这是无可置疑的。离开《明报》后，月刊的销路一直下跌，开战鼓而思良将，金庸午夜梦回，大概是忘不了胡菊人的。
    金庸有什么嗜好呢？
    他喜欢看书。住在渣甸山的时候，除了那个一千尺的大书房外，楼下还有书库。最保守估计，他储藏了几万册的好书。
    书以外，金庸极喜欢捉围棋。
    可以说他是一等一的棋迷。段数嘛，现在也应该有一段了吧。
    这几年，金庸不断请了大陆的围棋高手来香港跟他对奕。有一段时期，有两个围棋高手一直住在他家里，食佣工全归金庸。工作就是每天陪金庸下棋。
    为了棋，金庸可以浑忘一切。以前他每天晚上都回报馆。有了围棋，他不常回报馆写社论，所以现在《明报》的社论有部分是由徐东滨执笔，偶尔也有老总潘粤生的客串。
    对围棋，金庸甚有研究。家中收藏有关围棋的书实在不少。而对棋盘及棋子，也十分谨慎选购。
    最近金庸搬了家，从北角半山搬了去山顶道。
    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积好几万尺。那个花园也大得惊人，据说单是装修费已用了百万元。
    新居搬定，倪匡去参观，第一个印象是“必须装室内电话”，否则同居一楼，招应不易。
    金庸听了也不在乎。独要倪匡看他新买的木棋盘。
    他把棋盘拿了出来，让倪匡过目：“猜猜看，买了多少钱？”
    倪匡一看，暗想：“你查良镛问得我价钱，自然不会是次货，那就估高一点吧！”
    “一万块！”倪匡想了想答。
    “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金庸提醒他。
    “那么----”，倪匡再想了想，“三万块！”
    “唉！”金庸摇了摇头：“倪匡，你怎么这么不识货？”
    倪匡有点不服，“我怎么不识货？”
    “这是甄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还要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金庸一本正经地说。
    “甚么？”倪匡跳了起来，这么一个劳什子的棋盘，还要央人去说项，放屁！没好气地问：“那么到底多少钱？别卖关子了！”
    金庸竖高十根指头。
    “哇！十万块！”倪匡跳了起来，指住那个棋盘，“这个棋盘要十万块？”
    金庸把棋盘抱得紧紧，生怕它溜走似地。
    “唉！”这回轮到倪匡叹气了。
    十万块买一个木棋盘，你说金庸对围棋是迷到了什么地步。 除了书与围棋，金庸似乎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了。
    最近有记者问他，还会不会写武侠小说？
    金庸没有正面答复，但言下之意，是不会再写了。
    为什么金庸不再写武侠小说呢？
    倪匡的解释是：“他写不出了！”
    以我看来，写不出则未必，但会否比旧作写得更好呢？恐怕金庸没有十足把握。
    一个作家做到金庸的地步，可谓苦乐兼尝。他一方面享受成功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又受着精神压力煎熬的苦处，正是茫茫然不知所措。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便是受尽这种心情的煎熬而踏上自毁之路的。
    金庸比川端康成聪明得多，在事业上，他有《明报》，让他享受成功的果实，在精神上，他籍自潜修佛经和围棋来得到解决，所以他能超脱，不会有任何困扰。
    有许多认识金庸的人，都以为近年金庸变得孤家，不爱交际。孰不料这正是他自保之道，他实在 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那样的小说。 不过，一个写惯小说的人，如果叫他常年不写字，也是会技痒难熬的。金庸没有新作，但这十年间，却从事修订的工作，他将出版了的武侠小说重新修订。
    所谓修订，有时是变相的改写，像《天龙八部》，就将倪匡所代笔的那一大段删掉了。
    据金庸说，删掉那段，并不代表倪匡写得不好，而是想统一风格。
    修订过的新版，好不好呢？见仁见智。
    倪匡在他论述金庸小说的专著里，曾提出抗议，认为有时斧击之根实在太深，反而减弱了阅读的趣味。对这一点，不独倪匡如此，许多人都有同感。
    但是，有时也得替金庸想一想，他的武侠小说发表时都是一天一天的刊在报上，结集成书，碍于时间，也未必逐一看清楚，所以有些情节往往出现首尾不接的现象。如果不加以修改，实在有碍小说结构的完整性。
    就是修订过后的小说，情节也有不如人处。
    八一年，我在”无线“工作，创作组决定把金庸的《天龙八部》搬上银幕。我们一队工作人员跟随萧笙去澳门“度桥”，每人事先精读《天龙八部》，这才发觉漏洞百出，编剧人员惟有想尽办法修补，同样情形，相信一定出在《射雕》和《神雕》身上，可见长篇小说并不易写，强如金庸，经过修订，仍有瑕疵，何况未修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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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5 08: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