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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悼沈骊英女士
民国十四年夏季,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暑期学校里,得到北平燕大一女同学的信,说“本年本校有一位同学,沈骊英女士,转学威尔斯利大学,请你照应一下。”
我得着信很欢喜,因为那年威大没有中国学生,有了国内的同学来加入,我更可以不虞寂寞。
暑假满后,我回到威大,一放下行装,便打听了她住的宿舍,发现她住的地方,和我很近,我即刻去找她,敲了屋门,一声请进,灯影下我看见了一个清癯而略带羞涩的脸。说不到几句话,我们便一见如故了。我同她虽没有在燕大同时,但是我们谈到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校园,谈话就非常亲切。当天晚上,我就邀她到我的宿舍里,我从电话里要了鱼米菜蔬,我们两个在书桌上用小刀割鱼切菜,在电炉上煮了饭。我们用小花盒当碗,边吃边谈,直留连到夜深——我觉得我欢喜我这位新朋友。
那一年我们大家都很忙,她是本科一年生,后修功课相当烦重,我正在研究院写毕业论文,也常常不得闲暇,但我们见面的时候还相当的多。那时我已知道她是专攻科学的。但她对于文学的兴趣,十分浓厚。有时她来看我,看我在忙,就自己翻阅我书架上的中国诗词,低声吟诵,半天才走。
威大的风景,是全美有名的。我们常常忙中偷闲,在湖上泛舟野餐纵谈。年青时代,总喜欢谈抱负,我们自己觉得谈得太夸大一点,好在没有第三人听见!她常常说到她一定要在科学界替女子争一席地位,用功业来表现女子的能力。她又说希望职业和婚姻能并行不悖,她愿意有个快乐的家庭,也有个称心的职业。如今回想,她所希望的她都做到了。只可惜她自己先逝去了!
十五年夏,我毕业回国,此后十九年中便不曾再见面,只从通讯里,从朋友的报告中,知道她结了婚,对方是她的同行沈宗瀚先生,两个人都在农业机关做事,我知道骊英正在步步踏上她理想的乐园,真是为她庆幸。
去年这时候,我刚从昆明到了重庆,得了重伤风。在床上的时候,骊英忽然带了一个孩子来看我。十余年的分别,她的容颜态度都没有改变多少,谈起别后生活,谈起抗战后的流离,大家对于工作,还都有很大的热诚。那时妇指会的文化事业组的各种刊物,正需要稿子,我便向她要文章,她笑说,“我不会写文章,也不会谈妇女问题,我说出来的都是一套陈腐的东西。”我说,“我不要你谈妇女问题了,我只要你报告你自己的工作,你自身的问题,就是妇女问题了。”她答应了我,暮色已深,才珍重的握别,此后她果然陆续的寄几篇文章来,分发在《妇女新运》季刊和周刊上,都谈的是小麦育种的工作,其中最重要,最能表现她的人格的,便是那篇《十年改良小麦之一得》。
今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她又带了一个孩子来看我,据她说沈宗瀚先生就在我们住处附近开会,会后也会来谈论。
那天天气很好,大有春意,我们天东地西,谈到傍晚,沈先生还不见来,她就告辞去了,那是我们末次的相见!
本年十月里在报纸上,忽然看到了骊英逝世的消息,觉得心头冰冷,像她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死去呢!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骊英都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女子。我所谓之不平常,也许就是她自己所谓的“陈腐的一套”。女科学家中国还有,但像她那样肯以“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的,我还没有听见过。这正是骊英伟大之处,假如她不能助夫,不能教养子女,她就不能说这种话,假如她自己没有成功的事业,也就不必说这种话了。
在《十年改良小麦之一得》一文里,最能表现骊英工作的精神,她相信我们妇女的地位,不是能用空空的抗议去争来,而是要用工作成绩来获取的。骊英和我谈到种种妇女问题,她常常表示,“妇女问题,已过了宣传时期,而进入工作时期”。她主张“女界同志一本自强不息精神,抓住社会埋头苦干”,她主张“自问已劳尽力为国家服务,而不必斤斤于收获之多少”。这种“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和“多做事,少说话”的态度,也是骊英最不平常之处。
骊英对于她工作的成就,处处归功于国家之爱护与友人之协助,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平常。抗战期间,普通是困苦的环境多于顺利的环境,而有的人很颓丧,有的人很乐观,这都在乎个人的心理态度。骊英是一个“已婚女子”,以“生育为天职”,同时又是一个“公务员”,“亲理试验乃分内事”,在双重的重负之下,她并不躲避,并不怨望,她对于下属和工友,并不责望躁急,并不吹毛求疵,她处处表示“钦慰”,表示“这工友不可多得”,她处处感谢,处处高兴,这是她平日精神修养的独到处,使她能够以“自信心与奋斗力与环境合作,渡过种种的难关”。
最后她积劳成疾,“卧床两月,不能转动,心至烦躁不耐”,这是我对她最表同情的地方。我年来多病,动辄卧床休息,抑郁烦躁,不能自解。而骊英却能“看得淡,看得开”,以“卧病实与我为有益”。因为她以生病为读书修养之机会,这也是常人所不及之处。她的结论是“我等当保养体力争取长时间之胜利,不必斤斤于一日之劳逸而贻终身之痛苦”。这是句千古名言。我要常常记住的!
今天是重庆妇女界追悼骊英的日子,骊英是最值得妇女界追悼的一个人,我愿意今日的妇女青年都以骊英的言行为法。我自己又是因病不到会,但是在床上写完了这一篇追悼的文章,心里稍稍觉得温暖。我万分同情于沈宗瀚先生和他们的子女,我相信在实验室里,在家庭中,在她许许多多朋友的心上,她的地位是不能填满的!然而骊英并没有死,她的工作永存,她未竟的事业,还有沈宗瀚先生来继续,她对于妇女界的希望,我们要努力来奔赴,骊英有知,应当可以瞑目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歌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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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11/23 05:1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