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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3)


    五、 学者的责任与学术的使命
    中国文化人最不缺少的是智慧,而最缺少的是社会责任,我们的学术因此没有社会使命感。
    《红楼梦》不是某一个男人的“自传”,它成为名著是因为它是无数中国失意文人的心灵自传,当我们的文化人、学者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红楼梦》时,作者的具体身世与祖坟上墓碑就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了,而是题外闲话了!
    中国的文人都有济世补天之志,就像女娲娘娘手中的五色石一样,然而多时运不济,补天不成,遗失于风尘之中,他没有主体性,被一僧一道弃于人世间,演绎一段人生佳话。但这被儒化、功利化、情色化的世态并不适合一颗纯粹的心灵栖居,最终一僧一道将他带回天界,无中生有,有又至无,人生的努力都在佛道掌控之中,只有超度自己才是永远的解脱,“好”不过是浮华世象之假象,“了”才是最终人生的结局。人生的舞台似乎是儒家的,而原创是“神”、是女娲,导演却是一僧一道,一僧一道总在掌控着男女主角的命运,男女主角就像木偶一样,一根线牵在僧道手中,让他们出台,他们就登台,让他们消失,他们就无影无踪!
    《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因此截然异趣于西方悲剧精神。《红楼梦》悲剧是“先天的”、自然形成的,长成了色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悲剧,或叫“软悲剧”,这种悲剧不撕心裂肺,也没有巨大的震撼力,它是让人悟出其中悲剧意味,阅读《红楼梦》时,人们在其中可以有更多的留恋、游戏,可以在其中寄托情思,品评儿女风情。《红楼梦》因此带有自然的真实性。接受美学认为,是读者创造了名著。《红楼梦》更多的是被点评者,研究者和政治家们做大炒热的!
    优秀的名著都具有多面性,人们在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面目,也有多层次性,不同的审美眼光看到不同的文学境界!
    我认为: 《红楼梦》“一首五面”或者说有五层境界:
    第一面孔: 《石头记》,他讲述了中国的精神天空已被儒家文化装饰弥补过了,一个知识分子沦落的灵魂从天上降落到地上。他无法与世俗生活同流合污,他的情感与思想无法完成统一,他的人格是分裂的,现实的生活亦不是他的追求,他是为补天而制成的,不补天毋宁死。这副面孔讲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
    第二面孔: 《情僧录》,一僧一道本无情,携石入世却惹情,它讲的是儒、道、释对中国人的巨大影响力。真正的知识分子要么去补儒家的天空,要么在俗世出家超脱,很难在俗世实现思想、情感与现实的统一。
    第三面孔: 《风月宝鉴》,它是一面情感之镜,中国男人与女人都可在这里找到情感寄托与自己的情感对象。《红楼梦》的社会影响力的成功源于它是一面风月之镜,许多人天天用它来照自己。
    第四面孔: 《红楼梦》,贵族府宅一场梦,这是红学研究者的心灵游戏空间、思想角逐场地。专家们要研究这是谁家的楼,谁人住,各色人等的无数故事,各种梦的象征或梦的对应物,这楼是谁人建成,这梦后又飘向了何方?以及楼的主人后来又葬在何处,等等。甚至有人认为楼里发生过阶级斗争。
    第五面孔: 《金陵十二钗》,是宝玉眼中的十二钗,也是读者眼中的金陵十二钗,现在刘心武先生主攻研究这副面孔,从研究秦可卿开始,将秦可卿个案研究升格为“秦学”研究,所谓“秦学”,也就是将成规模、成体系、成独立学科地进行研究,中国文化学术体系中又多了一门学科。如果再往下一步发展,可以研究秦可卿的肢体语言学,可能更有轰动效应。遗憾的是,刘心武研究重点不是艺术人物形象,而是艺术人物的历史身世!这种研究方式运用在研究当代小说者研究刘心武《班主任》中,把重点放在“班主任”是谁的后人这一问题上,这无疑是泛化研究领域,对艺术学研究来说是南辕北辙,将红学研究引入歧途,使艺术问题考据化、复杂化、无聊化,这种方式刘心武叫“探佚学”。
    遗憾的是,我们学者的研究不关注《石头记》、《情僧录》这两副深刻的面孔,都把时间花在释梦比附上,花在《红楼梦》作者人物考据上,花在风月宝鉴映照之中,花在为十二金钗立学探佚上,学问越做越深,离艺术越来越远,离无聊虚妄却越走越近!现在的红学真正名字应该叫“红外学”!
    注解:
    ① 参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4月版《红楼梦》陈序。
    ② 《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原载于《艺术评论》2005年10月号。吴祚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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