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学”是新索隐——张庆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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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百家讲坛”栏目中讲《红楼梦》，几乎与此同时也出了好几种刘心武的关于《红楼梦》的书，如《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一时间刘心武先生成为当前最有名的“红学家”了。据说刘心武先生谦虚地称自己是“平民红学家”，我不太懂得这种“称号”的含义。我只知道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有工作的不同，有职称的不同，在学术研究中又有科学与非科学、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的不同，但不知道搞学术研究还有什么“平民”与“贵族”之分。搞学术研究似乎与什么身份没有关系。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既然是在搞学术研究，都应该遵守学术规范，都应该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都应该实事求是。不能说我有了“平民红学家”封号，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胡乱说。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早就提出了。研究《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还不是《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人物，就能建立一种“学”，这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建立一种“学”是不是太容易了。当时许多研究者并不在意，据我所知，红学界绝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并没有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的“秦学”，大家认为去讨论这种问题，对学术研究没有多大的意义。不想，刘心武先生是越讲越敢讲，越讲越悬乎，再加上我们的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推波助澜，在全国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对“秦学”我们真是要刮目相看了。
其实刘心武先生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都不新鲜。他研究的方法在红学史上早被学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方法，也就是索隐的方法。但是刘心武的索隐方法和历史上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的方法还有些不同。蔡元培先生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正确，但他们所索隐的东西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事其人，只不过和《红楼梦》毫无关系。比如说索隐派认为《红楼梦》讲的是顺治皇帝和董小宛的爱情故事，那么历史上确实有顺治皇帝，确实有个董小宛。刘心武以及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搞《红楼梦》索隐的人，他们和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全凭主观臆测。比如刘心武的“秦学”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秦可卿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胤礽的一个女儿。但如果人们要问刘心武先生，这方面有什么文献记载证明吗？完全没有。那刘心武先生怎么知道的？原来是刘心武先生自己分析和猜想出来的。事实是，就目前的史料而言，废太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送给了别人的女儿，没有任何哪怕是一点点的史料记载，这完全是刘心武的杜撰。从这么一个虚构的故事引发出的那么多“秦学”的内容，他所创建的“秦学”能靠得住吗？从历史常识来讲，刘心武先生编的故事也讲不通。不要说废太子没有这样一个女儿，就是退一万步讲废太子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女儿，也不可能送给曹家这样的家庭去做媳妇。因为曹家虽然在清代是很有名的家庭，但是他们出身包衣，是皇帝的奴仆。清代满清贵族中规矩是非常严格的，公主与包衣他们之间的身份差距太大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一个被圈禁的废太子他能把女儿偷运出府吗？康熙在废黜皇太子的同时，也严厉地打击太子党，在这种形势下废太子就是能把女儿偷运出府，曹家敢把废太子的女儿藏在家里吗？当时曹家都生活在江南，他们又怎么来藏这么一位“公主”呢？更何况没有任何记载能证明曹家是什么太子党，倒是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证明曹家与康熙皇帝关系密切，对康熙忠心耿耿。这样一个忠于康熙皇帝的曹家，他们怎么会在康熙第二次废掉太子以后，还敢私藏废太子的女儿，对皇帝图谋不轨呢？这是毫无道理的。在《红楼梦》中秦可卿的出身交代得很清楚，是养生堂抱来的，这在小说中是一种很正常的艺术的虚构，我觉得对于《红楼梦》中的文学人物形象采用所谓“考证”的办法、“索隐”的办法是非常不可取的。刘心武有个观点认为秦可卿如果出身寒微就不可能嫁到贾府，不可能嫁给贾蓉，成为贾家长门长孙媳妇，从而怀疑秦可卿的出身。可是在《红楼梦》中贾家的很多媳妇出身并不高贵，包括贾赦的妻子邢夫人，贾珍的妻子尤氏等等。《红楼梦》第二十九回，贾母等到清虚观打醮，张道士向贾母提到贾宝玉的亲事，贾母说：“你可如今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贾宝玉的亲事标准尚且如此，何况贾蓉呢。小说中说秦可卿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就是养生堂抱来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原本是文学创作的需要，是艺术虚构允许的。
刘心武先生自称他的研究是“探佚学中考证派”，但不管是探佚还是考证，都要占有资料和证据，而我们看到刘心武先生的“探佚”、“考证”则什么历史记载和文献资料都不需要，有的只是猜测和想象。比如，《红楼梦》第三回写到林黛玉进府，看到荣禧堂一副对联：“坐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刘心武先生说：“现在我告诉你，这个胤礽，做太子的时候，他有一副对联是备受他的皇父康熙表扬，而且他到处把它写出来送人。史书上只是没有具体记载，他也写了送给了曹寅而已。”是怎样的对联呢，叫做“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刘先生接着告诉我们：“我现在让你把林黛玉在荣国府所看到的那副银联，和真实生活当中胤礽在做太子的时候写的对联加以对比，你就会发现这两副对联是有血缘关系的”。这也成了秦可卿生活原型是废太子女儿的史料证据。尽管刘先生说的这样肯定，可问题来了，第一，既然连刘心武本人都不得不承认所谓的“太子对”送给曹寅没有史书记载，那你根据什么说废太子曾把这副对联写了送给了曹寅呢？第二，这副对子明明是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怎么能说成是废太子胤礽的对子呢！既然没有记载证明废太子将此对子曾写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而对子又不是废太子的而是唐人刘禹锡的，那它跟《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它怎么能成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是废太子胤礽之女的证明呢？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刘心武先生知道了对子是刘禹锡的诗句后，还强辩说：“胤礽这副对联的事儿，最早记载在康熙朝一个大官王士祯所写的一本书《居易录》里面……经查，这确实是刘禹锡老早写下的诗句，那么王士祯的所谓‘太子名对’的记载，该怎么看待呢？王士祯行文比较简约，我想，他所说的情况，可能是当年太子还小，他的老师说了刘禹锡诗里的前半句，作为上联，让他对个下联，他当时并没有读过刘禹锡的这首诗，却敏捷地对出了下联，与刘禹锡的诗句不谋而合。……没想到，这‘太子名对’，后来又演化为《红楼梦》贾府里，与皇帝御笔金匾额相对应的一副银的对联。”看了这样的解释你还能说什么呢，这位太子真是了不得，没看过刘禹锡的诗，竟能说出和刘禹锡一样的诗句，做诗的水平够高的了。但这是学术考证么！这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吗？这是在编故事。遗憾的是刘先生在这里只顾补漏洞，却没顾上把两副对子的内容搞搞清楚。刘先生想出了那么具体的故事细节，却没想到这两副对子的内容是毫不相干的。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在接受《艺术评论》记者采访时曾分析了这两副对子的内容，蔡先生说：“王渔洋将唐诗当成本朝诗，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闹出了笑话……现在，我们退一步讲，假设‘楼中饮兴’一联不出自刘禹锡而真是胤礽所拟，那么，它有没有可能是小说中荣禧堂对联的原型呢？也绝不可能。因为既是‘原型’，总得在诗意构思上有某些相似。可是，误归太子一联说的是江上楼头风景极佳，能助酒兴，添诗情。小说中的一联说的是来荣国府者，尽是达官贵人，其佩饰袍服珠光炫耀，五色映辉。前者‘明月’‘晚霞’是实景，后者‘明月’‘晚霞’是虚喻，两联风马牛不相涉，怎么能是‘原型’呢？”蔡先生说的够清楚了，刘心武先生的所谓证据完全站不住脚。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想当然、主观臆测在刘心武先生的讲座和书中比比皆是，他用的最多的词之一就是“可能”，而不需要任何可靠的记载和材料来证明为什么是“可能”的。
在我看来刘心武先生的所谓“秦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新索隐，是在搞创作，是编故事，只是这些故事编的不如他以前的小说故事编的好，可以说是矛盾百出。比如说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后，她的两个丫鬟瑞珠、宝珠，一个触柱而死，一个甘做义女。刘先生为了把这两个丫鬟的命运与所谓的秦可卿真实身份的政治秘密联系起来，就演绎说，两个丫鬟如果只是在天香楼看见贾珍与秦可卿淫乱，何至于触柱而亡啊，一定是听见了绝对不应该听见的话，是什么话呢，“就应该是秦可卿真实出身的泄露，就应该是政治性的消息，也就是义忠亲王老千岁那一派，‘义’字派的绝密消息”，所以瑞珠只有一死了。那宝珠不死却做了义女，又怎么解释？刘先生告诉我们宝珠甘做义女是表示她在铁槛寺再也不回来了，“打算永远闭嘴”，这样令贾珍很放心。问题是瑞珠死了可以说“永远闭嘴”，可宝珠还活着，谁能保证她“永远闭嘴”，贾珍能放心吗！看来这个故事编的不能令人信服。再比如，刘心武先生把秦可卿和贾珍的关系说成是爱情，也令人感到十分荒唐。刘心武先生说秦可卿与贾珍是一辈人，虽然他们之间有了爱情，因为贾珍有了夫人，所以只好让她做了儿媳妇，但秦可卿与贾蓉没什么事，只是名义上的夫妇，倒是成了贾珍的情人。如真是这样，贾珍为什么不把秦可卿收为姨娘，这总比当他的儿媳妇冒着乱伦的丑闻要好说呀。至于说到秦可卿真实出身的败露是由于元春告密，说元春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贾家的利益，更是无稽之谈。如果贾家真有这样的事情，元春敢告密吗？她告密就真的能保护贾家的利益吗？如果保护不了贾家的利益弄个满门抄斩怎么办？更为荒唐的是刘心武又杜撰出贾元春的生活原型，说贾元春的原型，“应该”是曹家的一个女性，最早“应该”是送到胤礽身边，跟胤礽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又与胤礽的儿子弘皙生活过，后来又有了“二次分配”，这位曹家女子幸运地“从弘皙那边，拨到了弘历的身边”，而且“她到了弘历身边以后，很可能在弘历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宠幸，成为了一个王妃。”这些宫廷秘史不见任何记载，不知刘心武先生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看这是看武则天的故事看多了。这些荒唐可笑的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不要说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曹雪芹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女子，即使就编故事来看也是蹩脚的故事，不知刘心武先生怎么想的出来。
在刘心武先生的讲座和书中牵强附会的东西非常多，比如他对“三春”的解释就是典型的例子。《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有一赠言：“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这本来的意思是春光逝去后，众花都要落尽。隐寓贾家三位小姐元春、迎春、探春或死或远嫁后，大观园众多的姊妹也都要死的死，散的散，预示贾府最后衰落的结局（见蔡义江先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刘心武的解释却是“三春”不是指元春、迎春、探春，而是指三个春天。那三个春天呢，就是乾隆元年的春天、二年的春天、三年的春天。“三春去后”就是“三度春天过去”。还说：“乾隆元年、二年、三年，这三个美好的春天过去之后，在第四春的时候，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红楼梦》中写“三春”有好几处，如第五回惜春的判词“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装”，第五回《红楼梦曲?虚花悟》中的“将那三春看破”，这都能解释为三个春天么？特别是元春判词中的“三春争及初春景”，照刘心武的解释，“三春”就是乾隆元年、二年、三年三个春天，那这里的“初春”又做何解释？这又怎么讲？刘心武先生说：“贾元春她最美好的日子就是封为贤德妃的第一年，就是乾隆元年，就是初春。”如果可以这样讲，那么“三春争及初春景”这句话就成了“乾隆元年、二年、三年三个春天啊怎及乾隆元年的春天”，这通么？刘心武先生为了与政治事件、重大变化挂钩，胡乱解释，牵强附会，顾此失彼，矛盾百出。这种解释都是很可笑的。
刘心武最大的问题在于他混淆了文学和历史的关系，混淆了生活素材、生活原型与文学创作、文学形象的关系。他不是用文学的眼光去看《红楼梦》，而是搞索隐，可以说他是把索隐和自传说结合起来，并发展到极端。刘心武先生一再强调《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他说：“我越细读，就越相信书中的主要人物都能找到生活原型”，而他认为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破解《红楼梦》的总钥匙，在她的身上，隐藏着《红楼梦》的巨大秘密”。且不说《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是不是像刘心武所说都有生活原型，即便是有生活原型，当生活原型进入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形象，那么生活原型与文学形象能完全是一回事么？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作家创作“取人模特儿”一般用两种方法，一是专用一人，二是杂取种种人，而他向来是取后一种方法，“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他说：“……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段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有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鲁迅先生的精辟论述阐明了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红楼梦》不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也不是清史实录，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能用文学和艺术的眼光看《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用刘心武的方法是不可能找到解读《红楼梦》的钥匙的。
刘心武先生说，他也不认为《红楼梦》就是一部政治小说，可他的探佚、考证、索隐都是在强调《红楼梦》中充满了政治斗争，充满了阴谋、夺权等。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贾母行酒令时说了一句“头上有青天”，不过是一句俗话，有所谓“做人要凭良心”的意思，可在刘心武那里就成了什么雍正死了，乾隆继位，给曹家带来了新的生机，所以贾母用“头上有青天”称颂乾隆；还有史湘云说了一句酒令“双悬日月照乾坤”，这本是李白的诗句，刘心武则解释为日月双悬，是宣示在曹家“他们的头顶上，有两个司令部”云云；甚至连贾雨村的咏中秋诗“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也成了“隐伏着一种政治形势，就是在‘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情况下，月亮已经非常地膨胀了”。更可笑的是张友士给秦可卿开的药方，诸如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等中药也都是“进行秘密联络，亮出的一个密语单子”。《红楼梦》那是什么文学作品，简直是一本密电码。在刘心武的解读下，《红楼梦》岂止是政治小说，简直是一部《清宫秘史》。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刘心武本身是一位作家，他完全懂得文学创作，那么他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说成是类似“清宫秘史”一样的东西，你说这合适么！而且我认为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书说成“清宫秘史”也丝毫没有提高《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缩小了或者歪曲了《红楼梦》的价值。我很喜欢刘心武先生的小说《班主任》和《钟鼓楼》，我不知道刘先生能不能用他的方法去解读自己的这两部作品，去探寻一下《班主任》中的女主角的出身。如果他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读自己的小说，那么或许能有些说服力，否则他的所谓“秦学”只能是歪解《红楼梦》、误解《红楼梦》，对《红楼梦》研究没有任何好处。
我认为这样讲《红楼梦》，不管是刘心武本人还是中央电视台都是一种很不负责任、很不严肃的行为。这种所谓的研究解读，不仅仅对《红楼梦》研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学术氛围、学术环境也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好像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解读《红楼梦》。像刘心武这样去解读《红楼梦》不仅给学术研究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还会给很多年轻人造成思想的混乱，把一门严肃学问搞成了滑稽，搞成了粗俗，这是不值得提倡的。学术研究应该倡导科学的态度，不鼓励这种非学术性的，随心所欲的乱讲。我认为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引之为骄傲，要珍惜，要敬重，不要随便去歪曲它、误读它。我对刘心武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完全不赞同，我对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作这样的节目感到非常遗憾。
不论是《红楼梦》还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学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常常会产生一些轰动效应，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化和学术现象。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很少有这样一部作品，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保持着对广大读者的这么大吸引力。我认为，这种现象包含着诸多因素，但首先是因为《红楼梦》确实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本身的魅力是最根本的原因。正因为《红楼梦》具有这么大的魅力，《红楼梦》的创作又具有自身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红楼梦》的创作与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家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小说都有所不同，这样的话就给《红楼梦》研究带来很多难题，很多谜。因此人们的兴趣都很大，但人们往往把兴趣都放在了解读这些谜上，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想入非非，很多人寻根问底，一定要找出《红楼梦》到底讲的是什么事情。在《红楼梦》最初产生的时候有过一个“本事说”，后来又发展到了索隐派，他们抱着一种好奇心，一定要从《红楼梦》中找出《红楼梦》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刘心武的索隐也是这种方法和兴趣的结果，当然他走的更远。
现在有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认为这样的现象出现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为任何一种说法都可以作为一家之言，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作为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它应该有学术的严肃性、系统性，必须建立在严肃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随心所欲，随便讲一句话便称为一家之言。先秦诸子百家那才叫做“百家争鸣”。我们今天这些包括刘心武先生在内的索隐、误读根本算不上一家。这几年红学当中确实产生了一些令人很担忧、很顾虑的现象，刘心武算是其中一例，刘心武的“秦学”也不是偶然产生的，之前也有过类似的东西，比如产生过一定影响的《红楼解梦》，对这种现象的产生确实要认真对待，严肃对待，认真研究。为什么索隐的东西早在几十年前就被胡适之先生批评过，但是在今天还有人在认真地搞，而且很多读者非常相信，觉得他讲得有道理有意思。搞索隐的人都有非常令人佩服的丰富想象力，可以像讲故事一样，非常吸引读者。我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现在学术界确实有一种浮躁、不严肃和不严谨的状况，这种状况不仅红学界，其它领域也存在，只不过在《红楼梦》研究中显得突出一些。这和当前的市场经济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很难坐下来认真做学问，甘心坐冷板凳，下苦功夫，总喜欢像吃快餐一样，今天发明一个观点，明天又发明另一个观点。但我认为，它能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并不能说明它的观点正确。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红学研究确实要注意普及，我们的专家学者要注意在广大的读者当中宣传倡导正确的方法，引导广大读者正确地去认识《红楼梦》，不被错误的东西所误导。
刘心武的观点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有直接关系。正是因为他借助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平台，使他的很多观点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这一点恐怕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今天的生活方式与十年二十年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更多地借助现代化手段，我认为大众传媒应该有一种历史责任感，对民族、对观众要负责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曾经做过不少好的节目，采访了很多著名的学者专家，开了很多很好的课，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但是近期，特别是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其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是负面的。大众媒体不要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只顾追求收视率。要知道，积极宣传正面的东西可以影响观众，宣传错误的低俗的东西同样也能影响观众，但效果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效应。我认为现在的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台，低俗化粗俗化的倾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它造成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现代红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和政治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和社会经济有过这样那样的关系，都需要认真对待认真研究，重要的是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坚持正确的方法。当前的学术研究要大力倡导科学的态度。作为一个学者也好，作为有文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好，都应该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坚持科学的学术方法，现在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红楼梦》是中国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读者都可能对它产生兴趣，都可能去研究它，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我注意到这些年来有一些著名的作家研究《红楼梦》，这也是一种好的现象。作家研究《红楼梦》有独特的优势，他们对创作的过程有更深更细的体悟，他们研究《红楼梦》的创作、研究《红楼梦》艺术成就可能会有一些一般的研究者所没有的见解与体悟。比如，王蒙先生的《红楼梦启示录》就给我很多启发，我认为王蒙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红学专家。但是像刘心武这样的研究则不能提倡，一个著名的作家连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都不顾，这是非常遗憾的。
我认为不管专家还是一般读者，要研究《红楼梦》至少应该坚持两条，一条是，对红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有个基本的了解。红学史上有过评点派、索隐派、考据派，在百年的红学历史上事实已经证明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比如考据派，以胡适之为代表的新红学，在考据上有很大的成就，考据作家的家世、版本，这是非常有效的科学方法，但是如果用这种方法去研究《红楼梦》当中一些人物却未必可取。另一条是，不管怎么评价《红楼梦》，它都是一部文学作品，一部伟大的小说，这个基本定位不能变。因此我们在阅读、研究《红楼梦》的时候，要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这样我们才可能在《红楼梦》的具体描写当中体悟它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深邃的思想精华和精湛的艺术成就。现在有些人总是不满足，好像把《红楼梦》说成一部文学作品就显得《红楼梦》不伟大了，这是错误的观点。像刘心武那样把《红楼梦》说成“清宫秘史”，并不提高《红楼梦》的价值和成就。《红楼梦》就是《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反映清代社会的书，反映贵族家庭兴衰的书，反映青年男女爱情和人生悲剧的书，它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不是清史实录，更不是清宫秘史。
这段时间由于刘心武讲《红楼梦》，引起了很多观众、读者广泛的关注和兴趣，又引起一股红楼热，但我觉得热未必就是好事。文革期间的评红热，热度比现在高得多，但热的结果是歪解了《红楼梦》，误读了《红楼梦》，这对于学术发展，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没有任何好处。现在我们要摆正一个关系，就是我们研究《红楼梦》的目的还是要认识《红楼梦》，认识它的伟大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并通过我们研究，通过我们对《红楼梦》的认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我们对历史对今天的认识，增加我们的民族文化沉淀。包括我们研究作者的家世、研究版本，目的都是要认识《红楼梦》的价值，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正确。也许有些学者一辈子只能侧重一个方面来研究，但是从红学的整体上来讲，我们研究的着重点还是要放在《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和它的文化价值上，这一点也是今后红学发展一个重要的方向。对于现在的红学人们有一些意见，认为《红楼梦》研究好像都是在挖故纸堆，都是在抠一些钻牛角尖的问题，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个人对红学的状况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整体来讲红学发展还是很好的，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是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像刘心武先生这样的索隐毕竟是少数。记得上个世纪末期，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叫做“红学的展望”，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说，人们对红学发展有不满意的地方，期待做总结；一层意思是说，人们期待红学有些新的突破，有更大的发展。这个突破和发展不仅仅在于发现一个新的版本或者发现一条曹雪芹新的史料，更多的在于对《红楼梦》思想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认知。我们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多元化的研究，但不提倡不顾学术规范的胡乱说。不管是从文献的角度、文化的角度、还是艺术的角度去研究《红楼梦》，都可以对红学事业有所推动，增加我们对《红楼梦》认知的程度，重要的一点还是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我非常寄希望于广大的研究者、广大的读者，特别是年青的读者，应该了解红学的历史，应该对我们的伟大作品《红楼梦》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而且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用严谨的态度来研究来阅读。我相信红学的未来会更好。
来源：《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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