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4)

    疑问总是存在的。但是,天子既然来到了许县,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这里就成为东汉帝国最后的国都。
    如果说,在建安初期,曹操只是看中了“奉天子”能够给其带来的政治利益的话,即上文荀彧所言的三点收益,那么,随着曹操的征战,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实力日益增强,“挟天子”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马植杰先生就曾指出了“挟天子”对于曹操的政治影响具有两面性,即有利有弊,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是利大于弊,大局基本稳定后,则弊大于利。既然如此,那么,曹操为什么在羽翼丰满之时,还要固执地保持着其对汉天子的控制呢?通常有两种看法:
    首先,曹操“挟天子”,具有明显的因袭性,就此点而言,“挟天子”的实质是控制天子,把持皇权,左右政治,这对于熟悉东汉中后期以来政治状况的人来说,母后、外戚以及宦官垄断皇统继承的做法,董卓的废少立献,无疑都是在同一层次上重复“挟天子”的把戏,曹操只能算是一个“挟天子”的继承者。有学者曾对曹操继承董卓的政治遗产问题做出过剖析,就强调了这层因袭关系。
    其次,君臣名分的观念仍旧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用,如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一文中言:“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君权更扩大了,再经光武的提倡儒术,崇尚气节,深深地植下了汉帝国的一个坚强的君臣名分观念,这个观念使东汉中以后百余年间乱而不亡。三国之前期,群雄……无不欲帝制自为,而终于不敢建国称号,窃据名器,就因为碍于这个名分观念。”
    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如同曹操讲“奉天子”而讳言“挟天子”,在矫饰之下还有其真实的一面,但最终还将归于一种假象。历史究竟能给那个时代带来怎样的思想解脱?是否能为时代的政治转机带来某些可资利用的成例?如果说“奉天子”规范了建安时代的政治路向的话,曹操可以不作出超越,可以不作出有违初衷的选择,但是因袭并不等于无所更新,恪守君臣名分,却可作为体面的外衣,其遮掩的是一个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许昌汉廷的曹氏政权,在那里清晰地指示出了“奉天子”的未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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