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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三国人物―――法正

    提起三国人物,可能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孙权、周瑜、司马懿等这些妇孺皆知,广为传诵的人物。但在这里我要介绍的却是一个被大家所忽视的,但又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法正。
    法正(176-220),字孝直,扶风郿人也,是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卓越政治家和军事家。汉末群雄纷起之际,谁能对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谁就能踏上希望和成功之路,成为时代的主人。法正离弃昏庸的刘璋而投归思贤若渴的刘备,成为蜀汉的开国功臣,正是得益于他的远见卓识。
    不甘寂寞图功名
    建安初年,天下饥荒,法正与同乡孟达入蜀避难,投靠刘璋。当时法正没有什么名气,在蜀中又没有裙带关系,因此一直得不到重用,过了很长时间,才做了个新都县令,后来又回成都担任代理军议校尉之类的小官,而且屡遭同事的排斥打击,因此法正一直郁郁不得志。当时只有益州别驾张松与法正友善,张松是蜀中才识俱长的人物,又身居别驾这样的高位,竟能与这么一个名声官位都很不起眼的人交好,说明张松还是很善于识别人才的。两人都是怀抱利器而不甘于寂寞的人物,“忖璋不足与有为,常窃叹息”。生逢乱世而负大才,无奈所托非人,这对于英雄来说,无疑是最悲哀的事情了。马伏波说的好:“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君也。”
    当时的形势是:赤壁之战后,荆、吴之势渐强,三国并立已初现端倪。而益州僻处西陲,与世隔绝,深峡东临,秦岭北峙,具有支持割据的天然经济条件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但益州牧刘璋懦弱无能,无法成为一支独据一方,与中国其他势力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其时孙、曹两家都对益州垂涎三尺,虎视眈眈,可以预料,益州不为孙所吞,即被曹所并。如果这时有一支精明强劲的力量,抢在孙、曹之前取刘璋而代之,那么孙、曹之间便可存在一个第三者,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将在事实上形成。
    法正认识到了这种客观形势,他不愿做刘璋这个没落政权的殉葬品。他希望施展才华,改变自己的命运,获取显爵厚禄,且扬名于后世。于是便开始了他的奋斗历程。
    迎刘备入蜀
    机会终于来临,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进驻荆州,刘璋派张松面见曹操,为曹操所怠慢,还,劝刘璋绝操,结好于刘备。曹操欲攻张鲁,刘璋心存唇亡齿寒之惧,张松又乘机怂恿刘璋派法正迎刘备入蜀讨张鲁。对于刘璋此举,当时就有一些明智之士看出了其危害:璋遣法正迎刘备,刘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既入,巴复谏曰:"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听。“璋主簿黄权陈其利害”,“从事广汉王累自倒县於州门以谏”,巴郡太守严颜讽刺其是“独坐穷山,放虎自卫” ,但刘璋“一无所纳”。法正起初不愿意前往,但见到刘备后,遂被其雄才大略所折服,乃借出使为名,正式投奔刘备。
    “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法正得遇明主,遂竭诚尽智,积极替刘备出谋划策。他首先建议:“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刘备欣然采纳。
    迎刘备入川,的确是一个很有眼光很有见识也很大胆很冒险的行动。当时刘备虽然借孙权之力,新破曹操,名声大振,且刘备素有英雄之名。但其仅占有荆南四郡和刚从孙权借来的江北之地,力量仍然很弱;再加上蜀中地理复杂,山川险峻,易守难攻,即使有张松做内应,也很难说胜算有多大。而法正毅然选择迎刘备入川,这是相当有胆识的,也是法正把自己的个人活动和聪明才智烙在这段历史行程上的第一道印记。
    迫降刘璋
    接下来就是刘备入川,北拒张鲁,后又假意欲回荆州。张松不明原由,写信劝阻,被其兄张肃发现并告密,遭来杀身之祸,壮志未酬身先死,着实可悲可叹。刘备与刘璋的矛盾也因此公开化了,刘备乃依庞统之计,召斩杨怀高沛,夺白水军,攻打涪城。涪城破,遂进围雒城,成都告急。刘璋的部属郑度是一位有识之士,他认为刘备“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建议“尽驱巴西、梓潼民纳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擒耳”。刘备“闻而恶之”,法正则认为刘璋“终不能用,无可忧者”。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法正对刘璋的性格可谓了如指掌,果不其然,刘璋对其部下说:“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不仅没有采纳郑度的正确建议,反而将其罢免。呜呼,冤哉!不辨贤愚的刘璋,政治上如此无能,其结局只能是失败和垮台。这件事也从侧面衬托出法正的虑事之明和知人之深,可见法正弃璋投备,乃是何等的正确和识时务。
    为了促使刘璋早日投降,法正致函刘璋。这封信实质上是一则内容严峻而遣词委婉的劝降书。信中全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占有益州三分之二土地的刘备,粮食供应充足,得到方方面面吏民的拥护,且有孙权派兵作为后援,而刘璋方面则屡吃败仗,士无斗志,“坚城皆下,诸军并破”,且供给匮乏,民不堪命。官僚们则是没有远见,各谋私利的阿谀奉承之徒。非常明显,刘璋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地步,坚持顽抗绝不会有好下场,只有开城归顺才是“保尊门”无恙的唯一出路。这封软硬兼施的信,恫吓与规劝并举,诈惑与欺负欺哄齐下,在外部军事压力的配合下,刘璋只好乖乖出降了。
    厚靖安人心
    刘备军围成都,刘璋蜀郡太守许靖打算逾城投降,因被发觉而没有成功。刘璋投降后,刘备以许靖叛主不忠而瞧不起他,不予任用。法正因而进谏:“天下有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许靖是拥有“虚誉”的知名人士,薄待他,有损新政权的形象。若对他加以礼遇,既可获得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又可招揽人心,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刘备立即采纳了法正的意见。有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花瓶许靖”,花瓶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形象,既然是花瓶,为什么不摆起来呢?所谓:“太平崇仁义,乱世尚权谋”,斗争策略的灵活性,不是一般迂腐书生所能理解的。
    建策取汉中
    公元215年,曹操乘刘备初定益州,无暇北顾之机,一举灭掉张鲁,占领汉中,并以征西将军夏侯渊领军驻守。曹操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以汉中为基地,伺机西进,夺取巴、蜀。法正目光敏锐,深知曹氏这次军事胜利对刘备造成严重的威胁,于是献策:“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机不可失也。”刘备采纳其计。
    218年,刘备派张飞、吴兰等为先遣部队进至武都(治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与曹洪军相持。张飞分兵,扬言要出击曹洪军的后路,被曹休识破,结果前军吴兰等部被曹洪军集中兵力击破,雷铜、任夔战死,吴兰逃到少数民族部落后被杀,张飞被迫撤出武都地区。于是,刘备亲率大军北征,与夏侯渊、张郃军相持在阳平关一带,刘备屡攻不下,损失也不小。7月,刘备派将军陈式攻击马鸣阁道,企图切断阳平北面道路,从侧后方威胁阳平关。结果遭到徐晃军的截击,损失惨重。这时,刘备的夺取汉中的计划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主力仰攻阳平不下,侧翼迂回的两路部队均遭到失败,曹军已经威胁到其主力的侧翼安全了,而且兵力也损失很大,只好紧急命诸葛亮征调成都的留守部队增援汉中前线。
    219年1月,为争取主动,法正劝刘备放弃进攻阳平,渡过汉水,向定军山一带机动,以此调动夏侯渊军离开坚固阵地,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夏侯渊果然中计,与张郃率军渡过汉水,试图夺回定军山要地。刘备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先猛攻张郃军防守的东面,夏侯渊惟恐张郃兵少抵挡不住,就分兵一半增援。接着刘备火烧夏侯渊防守的西面外围鹿角,趁夏侯渊出营救火,疲于奔命之机,突然令黄忠从山上发起冲击,一举斩杀夏侯渊,益州刺史赵颙也同时阵亡。张郃守不住定军山大营,只好收拢散兵退过汉水扎营,夏侯渊的司马郭淮等临时推举张郃统一指挥剩余的部队。刘备军准备渡过汉水继续攻击张郃军,张郃欲沿河阻击。这时郭淮建议:沿河阻击是示弱的表现,应把部队向后撤,让刘备军渡河,待其半渡而击之。张郃采纳了这个建议。法正识破敌军图谋,于是放弃了渡河追击的计划,张郃遂率军退回阳平坚守。经此一役,刘备遂取得了主动权,战争形势发生逆转。
    曹操得知夏侯渊战败的消息,急忙从长安率兵赶到阳平一带,准备与刘备的主力展开决战。但刘备依靠大巴山的地形,“敛众据险,终不交锋”。曹操进攻没有效果,伤亡日增,而且运输线又过于漫长,经常遭到刘备军的偷袭,后勤得不到保障,最后曹操决定将所有部队撤离汉中。刘备遂据有汉中。
    定军山一战,夏侯渊授首,大破曹兵,夺取了汉中,这次胜利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对日后蜀汉的立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汉中是益州联结中原的门户,占有汉中,蜀汉在北面就有了一道屏障,这样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广大。献取汉中之策,无疑是法正在三国鼎立形成时立下的又一大功劳,曹操也对其赞赏有加:“吾固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又曰:“吾收奸雄略尽,独不得法正邪?”
    放任独行、纵情傲物
    在建立蜀汉政权、争取三国鼎立的过程中,法正起了重大作用,因此深受刘备信任。刘备夺取益州后,法正被授予蜀郡太守、扬武将军的重任,“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对于这个取蜀的功臣,刘备给了他相当高的待遇和权力,相当于清朝的九门提督,现在的北京市长。更重要的是“内为谋主”,成为刘备手下仅次于关羽,与诸葛亮并驾齐驱的第一谋士。
    法正既为蜀郡太守,“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向诸葛亮反映:“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诸葛亮一则爱法正之才,又深知刘备“雅爱信正”,故迂回地替法正辩解和开脱:“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许多人都以此否定法正的人格,认为这样的行事作风,表明他气量狭窄,不具备做一流政治家的广阔胸襟。然而法正所报复的,都是“毁伤己者”并且不但报仇,而且报恩,恩怨分明,这种任侠使气,蔑视礼法,挑战世俗权威的反叛精神,正是真性情、真英雄的表现,千秋之后,犹令人仰慕不已。法正的这种作风与诸葛亮的儒家宗臣作风迥异,但二人虽“好尚不同”,而“以公义相取”,即“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蜀朝人物大多褊狭,任侠使气,比如彭漾、廖立、李严,皆以短取败,但是法正在使气的同时,能够顾全大局,比如推荐许靖,和诸葛亮等同僚搞好关系等,实在是孝直的高明之处。
    智慧之花过早地凋零
    公元219年,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拜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明年,法正病逝,年仅45岁。功业未峻,谋臣先亡,刘备非常痛惜,“为之流涕者累日”焉。
    法正是在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过程中登上政治舞台并崭露头角的,他的智慧和谋略促进了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正如陈寿所评:“法正著见成败,有奇画策算,然不以德素称也。拟之魏臣,正其程(昱)、郭(嘉)之俦俪邪。”
    综观法正的一生,犹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在历史的天空一划而过,然而在这一划中,他发出了最热烈、最耀眼的光芒,在历史的天空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敢想敢做,敢爱敢恨,有谋有志,有胆有识;值庸主则郁郁不得志,遇英雄则竭尽其心力:豫让“众人国士”之说,于法正不为过矣。法正辅佐刘备九年,在这九年中,帮助刘备取西川,定汉中,克成大业。这九年是法正一生中最辉煌的九年,也是刘备一生中最辉煌的九年!
    法正死后第二年,刘备称帝,同年大举伐吴。这是一次感情用事的错误军事行动,蜀汉大臣赵云等纷纷劝阻,但都未成功。结果,夷陵一战,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几乎全军覆没,最终含恨逝世于白帝城。史载,诸葛亮与法正“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亮每奇正智术”。至此亮追忆法正,后悔之余,不由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惜哉孝直!痛哉孝直!
    以古为今,今则古也。法正的一生,实则是知识分子奋斗的一生,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既受社会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抓住机遇的结果。当今的时代是重视个人价值的时代,从法正身上,我们或多或少应该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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