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谯周与陈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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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定璋
汉末三国之际,蜀中大地先后诞生了两个著名的历史学家,驰名于史学界,那就是出生于巴西西充国(今四川省西充县)的谯周和他的最为得意的门生巴西安汉(今南充市)人陈寿。二人皆以史学研究著称于世,在几乎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均属今之南充市)先后显赫的史学名流,是一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是具有史学价值的重要课题,促使人进行探索与反思。
(一)
谯周于东汉末年献帝刘协建安五年(200年)出生于著名的书香人家。他的父亲谯岍,字荣始,研治《尚书》颇有心得,不仅如此,谯岍还兼通诸经和图、纬之学,是一个学识淹贯和节操可风的读书人,他谢绝了州郡官吏对他的辟请,即或如此,仍“州就假师从事”(《三国志·谯周传》)。
成长于这样家庭环境中的谯周,自幼接受了乃父熏陶,耳濡目染,养成了嗜古笃学的习惯,学而不倦,乐以继忧,于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研习中忘记了自身的贫困潦倒。经过自身充实与刻苦钻研,谯周已是“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三国志本传》)也就是说:谯周不以贫困坎坷为意,将自己的精力和兴趣集中于传统文化里的《六经》之中,长于著述,沉静博学。并且,“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不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同上)
如此的饱学之士,杰出的蜀中人才,自然非“系而不食之瓢瓜”,因而在后主刘禅建兴(224-237年)中期,诸葛亮以丞相领益州牧时,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大将军蒋琬任其作典学从事,总州之学。后主立太之后,他担任过家令,官至光禄大夫,位亚九卿。
谯周是称名当时的硕儒,史称他“词理渊通”,著作不少,有《法训》八卷,《五经论》五卷、《古史考》二十五篇,《论语注》十卷、《五教志》五卷多种,可惜已亡佚不传,只在《三国志·本传》中保留了《谏帝后疏》、《仇国论》、《谏后主南行》等为数不多的资料了。由于资料的散佚,我们今天欲对其史学思想和学术造诣进行全面评价是很困难的。但是,仅从留存于《三国志》的一些篇章也可窥探其治史概略的。
由于后主平庸,政绩几无甚可叙者,然而却喜声乐之享与游观之趣,为此,作为后主家令的谯周向后主上疏劝谏: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弄神器。于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憔其德之厚薄也。是故于时更始、公孙述及诸有大众者多己广大，然莫不快情悠欲，怠于物善，游猎饮食不惜民物。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遂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故于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未识世祖，遥闻德行，遂以权计举渔阳、上谷突骑迎于广阿。其余望风慕德者邳彤、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赉棺，极负而至者，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屠王郎，吞铜马，折赤眉而成帝业也。及在洛阳，尝欲小出，车驾已驭，姚期谏曰:“天下未宁，民诚不愿陛下细行数出。”即时还车。及征隗嚣，颖川盗起，世祖还洛阳，但遗寇恂往，恂曰:“颍川以陛下远征，故奸猾起叛，未知陛下还，恐不时降;陛下自临，颍川贼必即降。”遂至颍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
精通历史的谯周，引经据典，援古证今，向刘禅进言，作为蜀汉之君，应以德治国，约束自身行为以赢得国人的拥戴。就像西汉末年群雄并起，刘秀(世祖)关切民旗，务理冤狱，节俭饮食，以法度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得民望而安天下，这难道不值得后主深思并效法吗?
“百姓不徒附”真是至理名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帝只将命运踢给有德爱民之君的，这是谯周谏表的上半部份的核心思想，应当说是找准了刘禅蜀汉政权的病根的中肯之论。谯周接着说: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陛下天姿至孝，丧逾三年，言及陨涕，有逾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陈。然臣不胜大愿，愿复广人所不能者。
夫挽大重者，其用力苦不众，拔大艰者，其善术苦不广，且承事宗庙者，非徒求福祜，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
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官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谯周上疏在强调帝王祟德修身的同时，更指出遭天下三分之际，先帝刘备之志未竟之时，实在不应该倾情声色，游猎观赏的!谯周为了使自己所上的谏表收到较好的客观效果，不免对后主说了一些悦耳的颂扬，诸如“天姿至孝”“敬贤任才”等等。但也大体近是!刘禅平庸，没有多大的政治才干，但也还不算昏庸，他对先帝的孝顺也是事实。所谓“敬贤任才”，刘禅委军国大事于贤明承相诸葛亮，也确实任用了一批忠勇可风的文武官员，蒋琬、费祎、廖立等人。只是后来宦官黄皓用事，祸乱朝纲，这就是《三国志·后主传》中所说:“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传》曰”‘素丝无常，唯所染之，’信矣哉！”
谯周的《仇国论》是他针对魏、蜀、吴三国鼎立的现实，对于长年征战的小国蜀汉人民不堪重负之下的有感而发。据《三国志》记载:“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彤瘁，(谯)周与尚书令陈抵论其利害”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不妨一读:因余之国小，而攀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因余之国有高贤卿者，间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优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王)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惜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庆，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候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候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兽惊骇，莫知所以，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多获，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族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
这篇以因余，肇建二国之间大小不同，强弱亦异却并争于世，互为仇敌立论，假托高贤卿与伏愚子之间的对话，阐明强弱不同的国家之间，根据不同的形势，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应当采用灵活多变的策略以求得主动的生存空间，与民休息，慎用兵戈。要效法周文王以少取多，越王勾践以弱胜强那样立于不败之地。
显然，谯周之意指出较之于中原曹魏，蜀汉地狭人少，难与强大的曹魏硬拼，当时的情况是:“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只可仿效当年周文王修养生息待时而动，始可收以少取多之效。否则“民疲劳则骚扰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危险必至。不能说谯周之论毫无道理，他强调“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的稳健持重的策略对于处于弱小的蜀汉而言，未尝不是一剂良药。英睿的丞相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不也说过当时的形势是:“天下兰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和谯周着到的“军旅数出，百姓彤瘁”的状态是完全一致的。诸葛亮之所以仍然坚持北伐，六出祁山，那是诸葛亮与忠臣志士要“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以及“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狠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世，由是感激，遂许先以驱驰“(同上)真有几分孔子当年执著于事业，“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情景。
谯周博通五经，耽迷稽古，他所著《古史考》可惜失传了。使我们无法知悉其详。他最为后人垢病的是在邓艾偷渡阴平成功，大兵进逼成都之际向后主所进的《谏后主南行书》。那时的态势是蜀汉政权根本没有御敌守城的任何准备，“而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守城调度，及闻(邓)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进山野，不可禁制。”((三国志·谯周传))在这种形势下，“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南奔。”于是谯周针对群臣无计可施，朝廷混乱之际发话道:“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突。等为小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
三国鼎立，蜀、吴较魏弱小乃不争事实，曹魏吞并之心由来已久，采用各个击破，先蜀后吴乃是魏之策略。当邓艾进逼成都之际，有人提出蜀吴盟国友好，可以投奔。而谯周通晓历史，明晰蜀国现状，败亡之时投奔吴国岂可能再为天子吗?既然投吴称臣，见辱于吴，最后曹魏并吴，岂不是再受一次称臣之辱了吗?投吴之策是决然行不通的。至于说可以到南中七郡凭险据守，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南中七郡当年诸葛亮费尽周折才使其归附，那时蜀汉强大，而今以流亡之身南奔，将是何等结局，很难想象，如何是好?既然不能东奔于吴，又不能南下七郡，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据城死战，一是归降。前者壮烈，但无可能，那时蜀中成都无险可据，无兵可用，根本没有任何坚守的物质准备与策略应对。刘禅的儿子北地王刘谌在获知其父欲从谯周降魏决定之后，发怒道:“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理，以见先帝可也。”(《汉晋春秋》)无奈刘禅乃儒弱之君，决不会选择悲壮方式结束自己的身家性命的。看来归附是唯一符合后主实际的选择了。
令人优虑的问题提出来了，如果以武力征战的邓艾拒绝受降又将如何呢?洞悉历史明瞭现状的谯周认为:“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之后，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列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谯周的劝降之论，在蜀汉当时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谯周显然窥破怯懦的后主既无抗敌之实力，又无城破殉国的决心。既要劝刘禅降魏，又要保留一点尊严，不免引经据典为之伸说:“《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壁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
谯周之论，不为无见，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私有，谁能统一天下，就看谁的政怡能力与权谋策略是否符合历史发展潮流，顺应民心了。正如谯周所说，尧禅位于舜，殷微子归周乃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大变动。可谯周也因此被骂为历史罪人，投降派的典型，实在有失公允。
平心而论，三分天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生产力的发展，统一是顺应民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魏、蜀、吴三国中，蜀和吴显然没有统一中国的实力，蜀吴被魏吞灭是不以个人好恶所能改变的历史事实。谯周的劝降不仅避免了蜀中地方糜烂与生民涂炭，也是审时度事之举，这就是《三国志·谯周传》所称:“刘氏无虞，一郡蒙赖，(谯)周之谋也。”后人孙绰有不同见解:“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亡，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仇，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三国志裴注》）大道理是不错的，实为不达时务的书生之见，刘备当年的称雄岂可等同于庸弱的刘禅，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岂能以彼时的辉煌取代此时的衰微。
孙盛更有过激之论谴责谯周，他说:“《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禄，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巘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揖，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则姜、廖五将自然云从，昊之三师承命电赴，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同上)引《春秋》发高论，昧于时势纸上谈兵，实为书生迂论，死社稷死位固然不错，既然孙盛也承认刘禅为庸主，只是还没有流于残暴而已，又何能调度军机，背城借一呢?而孙盛为之调兵之论更属空幻，白帝、夜郎撤兵驰援且不说尚需时日，而东、南门户洞开，其情更危殆。至于东吴“三师承命电赴，更是幻想，孙盛骂刘禅为“閽主”极是，斥谯周为“弩臣”则未必!
谯周劝降刘禅，历代骂名相随，但是我们在同为蜀人的常璩眼中，似乎对他还有好感，《华阳国志》说:“谯(周)侯修文于前，陈君(寿)焕炳于后。“认为谯周乃蜀中才俊，当代硕儒。陈寿对谯周的劝降也是持赞许态度的。如果我们把谯周前后多次向后主所上的疏奏表章联系起来予以审视的话，他是希望后主修身崇德，任贤重才，亲君子远小人，从物欲享受中挣脱出来，成为有的之君的。然而，刘禅乃扶不起来的天子，识时降魏也是无奈之举。
应当看到将谯周劝降视为罪过的那是晋代以后正统观念浓重的人，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站在时代的高度来审视谯周的劝降，可能会宽容客观一些，毕竟统一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分裂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无怪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满怀激情地讴歌统一大业: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四海一家既是诗人的吟唱，更体现了普天下人民的愿望，分裂是不得人心的，我们似乎应当给谯周以公正的历史评价。
(二)
谯周的得意门生陈寿，字承祚。他出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癸丑，前半生(31岁以前)生活在蜀中，任职于蜀汉。据蜀人常璩在《华阳国志·陈寿传》中说:“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毅梁传》)，锐精《史(记)》《汉(书)》，聪替敏识，属文富艳。“他不仅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系统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而且对于历史学兴趣浓厚，钻研精深，成就斐然。
陈寿在蜀汉后主时期，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刘禅信用宦官黄皓，朝政昏閽，群臣曲意阿附，小人道长，君子道消。陈寿不愿趋附时流，仕途坎坷，屡遭贬黜。蜀汉被曹魏吞灭之后，陈寿已经31岁了。曹魏并蜀之后两年，司马炎篡魏而建立西晋政权。陈寿居父丧时不幸患病，叫侍婶为自己调治药丸，这在当时的舆论界认为是不合礼教的行为，所以遭到贬斥，沉沦很久。后因尚书令张华赏识陈寿的才华，为之愉扬，他才被举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兼本郡中正。
陈寿受业于谯周，治史始于《尚书》而精研《史记》、《汉书》，自己的著作也从他捻熟的地方史和人物志入手，前人郑伯邑、赵彦信、王文表等人曾作《巴蜀耆旧传》，陈寿认为他们的著作尚存不足，于是将其内涵拓展，增益为《益部耆旧传》十篇，主要记叙巴蜀人物。陈寿入晋为佐著作郎时，曾受中书监苟勖、中书令和峤之委托定诸葛亮故事，编辑了《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晋武帝咸宁六年(280年)，西晋灭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结束了持续90余年的分裂局面，这时，陈寿着手整理三国史事，从王沈《魏书》、韦昭《吴书》以及鱼豢所撰的《魏略》中汲取一些材料，写成了《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因蜀汉未立史官.《蜀书》所用的材料完全由陈寿搜集。不过，陈寿也有其有利条件，他是蜀人，31岁之前又在蜀汉担任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文职.使他有机会接触蜀汉的文献资料，兼之个人对史学的浓厚兴趣，因而对故国史料留意搜求。他是史学家憔周的门生，向来注意撰写史书的方法、义例、他在撰写《益部耆旧传》和编辑《诸葛亮集》的过程中也积累不少的文献资料，稔熟蜀汉的史事、掌故、文物、制度、人物及山川地理方面的相关情况，还积累了一些写作经验。这些适可补蜀汉无史之缺，是其撰写《蜀书》有利因素。
应当看到，陈寿是三国时代的见证人，不少事件他还亲身经历过，见闻真切，以同时代人身份修史有其有利的一面，就是一些三国史事虽非陈寿亲身经历或见闯，可也相去未远，记忆尚清。不过陈寿以三国时代的人修三国历史，时代太近，史料并非出全，政治人物之间的是非恩怨尚未全然遗忘，容易导致评论与褒贬分寸难于掌握。《魏书·三少帝纪》中陈留王曹奂比陈寿还晚死五年，而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这类事件，已为晋臣的陈寿显然难于写入史中的，这是时代太近人修史不可避免的难题，这大约就是后人在肯定《三国志》的同时难免有所责难的因由。
陈寿史学著作不少，有《古国志》五十篇、《官司论》、》《释讳广国论》等，但已亡佚。当然最为人所称道是名列前四史中的《三国志》。《三国志》修成之后，受到中书监苟勖、中书令张华的赏识，认为可以比肩于司马迁《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晋书·陈寿传》)当时之人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三国志》确有记事翔实，文笔简赅，剪裁得当，编纂精审之长，是二十四史纪传体断代史中的佳作。所记史事真实可信，编纂精密而前后连贯，立传归类简明，除本纪外，都以立传为之，所用材料不重复，若见之于《魏书》则《吴书》、《蜀书》不再征引，史论眼光也很突出。但是《三国志》只有本纪、立传而无志，主要是陈寿可资凭借的材料不够丰富之故，自然是其不足。被后人责难的是《三国志》的正统观念与回护曲笔等问题，对此，笔者拟为之辩析。
《三国志》所记为魏、蜀、昊三国鼎立纷争的历史，这就牵涉到在三个国家将那个国放在首要位置予以记述，而其余两国只能放在后面了。陈寿按《魏书》、《蜀书》、《吴书》顺序来编辑的，显然曹魏成了三国鼎立的首要了。不仅如此，陈寿还将曹魏的国君，以帝王才享有的《本纪》叙写，这样蜀和吴的国君尽管同样称帝其编撰方式也只能以《列传》的形式予以安排。曹氏政权统治人物如曹操、曹王分别为《武帝纪》、《文帝纪》，而刘备、孙权同为国君，也只能以《先主传》和《吴王传》来处理。其实这样编纂不仅较为合符实际，而且也是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合理编排，“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只能在三个国家考虑一个《本纪》，而其余只好为《列传》了。
什么是“正统”?历史上通常将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称为正统，否则即为僭伪、偏安。陈寿虽然将曹魏视为正统，以《本纪》的方式来叙写其历史，但是在蜀、吴两国关于国君的记载名为列传，实则仍然用的本纪编年体的方式，按年月日记事，不过，在《魏书》中对于刘备、孙权称帝这样的大事都不记载，而在《蜀书》、《吴书》中君主即位之时却必然记明魏国的年号，如蜀汉后主刘禅即位之际，在《后主传》作了如下记载:先主殂于永安宫。五月，后主袭位于成都，时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岁魏黄初四年也。
同样，孙权死后孙亮嗣位之时，也是:“明年四月，权亮，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是岁，于魏嘉平四年也。“(《吴书·三嗣主传》)这样修史，既本着尊重历史事实，而又考虑到蜀、吴称帝的背景，看来陈寿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合理安排，因为最后结束三国纷争局面并非蜀、吴而是曹魏、西晋，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历史。当时的张华、稍后的蜀人常璩都认同陈寿的做法，然则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其所撰的《汉晋春秋》首发其难，不满陈寿尊魏为正统的作法，直接以晋承汉，视刘备为正统。所谓“正统”之争，由此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正统观念极浓的司马光在其编纂的《资治通鉴》中，尊重历史事实，仍然沿袭陈寿的办法.将曹魏纪年统领三国所发生的史事。然而南宋朱熹在他辑撰的《通鉴纲目》以蜀汉纪年来安排相关史事，元郝经的《续后汉书》，以及后来的明人谢陛所作的《季汉书》等，无不沿袭习凿齿开创，朱熹秉承的编纂方法，视刘备蜀汉为正统，魏、吴为僭窃。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已亡佚，无法评论其历史价值，而萧常、郝经、谢陛等人的著作尚存，其材料完全出自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注，没有什么实际用途。陈寿修史，尊曹魏、西晋为正统，这既是历史事实，也有陈寿个人无法摆脱的苦衷。历史就是曹魏，西晋吞灭蜀、吴，无论个人好恶如何，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即或尊刘备将蜀汉视为正统又能怎样呢?刘禅不就只是曹魏的降臣吗?时至今日，再为封建王朝争正统显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无论曹魏、蜀汉、东吴都是分裂时代的割据政权，退一万步说，即或尊刘备为正统，最后仍然被西晋取代，还有什么正统可言?
我倒认为，陈寿编纂《三国志》，将互不统率的三个国家的历史分开来写，既尊重历史，又创新体例，是极具眼光的编篆。试想陈当日的处境，先为蜀汉文吏，蜀汉灭亡之后又作曹魏、西晋臣子，西晋是曹魏政权和平过渡的合法取代者。曹魏西晋政权是历史的胜利者，结束分裂完成了统一，尊之为正统是理所当然之事，断无将一个被吞灭的蜀汉作为正统之理。钱大昕在《三国志辩疑序》中说: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昊蜀既灭，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唯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南史、董狐、古之良史)何多让焉。
客观公正地指出，以历史背景和客观史实为出发点，对陈寿三国分志中，以魏为正统作了合情合理的辩析，令人信服。虽然蜀、吴以列传记之，其编年述事，实际就是本纪。刘知几说:“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史通·列传篇》)是符合实际的，从中适可窥探陈寿的良苦用心。
《四库金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过一些公道话:“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亦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看来，从东晋习凿齿以来掀起的正统之争，无不具有现实的目的和为当代政权服务的用心，知人论世，知世论史是至关要紧的，没有永恒不变的正伪标的。
陈寿受后人批评的另一弊病是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丑事缄口无言，为之回护。我们在《三国志·魏书》中确实没有看到刘知几所论的内容，对此，清人赵翼在《廿二史答记》卷六中“三国志多回护”写到:《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物为尊者讳也。至于孩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诚，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
赵翼在回顾自《春秋》以来即有回护现象的存在，认为陈寿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于是赵翼列举一些例证，如汉献帝逊位之后，魏封其为山阳公，到他死时，才追谥为献帝，陈寿隐去曹王篡汉封山阳公一节，在《魏纪》中只称汉献帝。同样常道乡公逊位，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为之讳隐掩饰。司马师废齐王芳，《魏略》是这样记载的:“(司马)师遣郭一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日:‘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邪。’太后乃付以玺缓。’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陈寿《魏纪》“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关。’如此等等。
最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跋扈专横，专权祸国，心不能甘，“发甲兵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司马昭令贾充拒之，时府兵尚不敢动，贾充即令成倅、成济曰:‘公蓄养汝等，正为今日。’成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而陈寿“《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命，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这样，赵翼感叹道:“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
赵翼的责难，尖锐深刻，例证还多，余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最后，赵翼认为陈寿不仅牵涉到当权统治者的本纪多回护，而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回护曲笔，不竟让赵翼困惑不解:“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陈寿修史中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他显然是处在曹魏、西晋政权交替过程中的一种避祸方式，对大权在握的统治者隐恶滥美，为统治者服务的倾向是存在的。作为封建时代的史书，必然会对当权者有所回护，为尊者讳是无法超越的潜在规则。就是赵翼所肯定的秉笔直书的南史、董狐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赵盾弑君”(《左传·宣公二年》)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结论。他们立论的理由是赵盾“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计贼”，没有尽到臣子的责任。
当然，赵翼也为陈寿的曲笔作了历史考辩，指出:“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当然，也有可能是陈寿所参考的魏、晋资料原来就是这样记载，陈寿未作订正吧!他也不敢妄加篡改的。设身处地，为陈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作了客观剖析，并认为处于改朝换代之际修史者顾忌更多的实际背景，是可以理解的。
毋庸置疑，修史贵真实，不虚美，不隐恶应是史家必须格守的准则,曲笔是不足为训的。应当看到,陈寿除了涉及魏晋易代的敏感问题与当权人物之外,其叙写仍属翔实可信的。我们不必讳言陈寿的曲笔,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三国志》的信史价值。钱大昕所说:“然吾所以重承祚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盖史臣载笔,事久则议论易公,世近见闻必确。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晔)、欧阳(修)。”《三国志辩疑序》)
“叙事可信”和“闻见也确”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评价,惟其如此,陈寿《三国志》为前四史中较好的史籍,也是二十四史中的优秀之作。
王定璋,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客座教授
来源：《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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