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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璋失益州

    作者:唐茂约
    刘璋,字季玉,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市西北)人,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继其父刘焉任益州牧,至建安十九年(214年)所治益州被刘备夺取,统治益州凡二十年,其活动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末三国政治。迄今为止,学界尚无讨论刘璋的专文。人们对刘璋的评价,基本定于诸葛亮《隆中对》所云:“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璋遂庶几成为昏庸无能的象征。是耶?非耶?
    一、刘璋失益州失于“人谋”
    东汉末年,天下纷乱。刘璋所处益州,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兵精粮足,足以自守,甚至可以成就霸业。然而,刘璋在保守益州的过程中不能有所作为,在外来的刘备面前反主为客,处处被动,处处被欺,最终将益州拱手让人。其原因何在?
    与汉末群雄相较,刘璋“暗弱”、“不武”[1](卷32《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主要表现在:(一)不识益州兵要地理形势,不能努力修好汉中的张鲁,丧失了益州北面屏障,使益州处于外敌威胁之下。(二)缺乏重大军事斗争的心理素质。尽管拥有益州这块“风水宝地”,刘璋却极端地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对抗并不比其强大的张鲁,要拉曹操作为援手;当曹操对自己产生威胁时,又拉刘备来帮忙,使得刘备顺利入川。(三)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刘璋在认识到刘备入川的险恶用心、怒斩张松之后,虽迅速组织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来对抗刘备,却均以失败告终。《三国志·法正传》载:当刘备争夺益州之初,“郑度说璋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郑度之计可谓是抵御刘备的良策,但刘璋不能用,反而把郑度罢黜。郑度的遭遇,除了表明刘璋听不进忠言外,更主要的是表明刘璋“才非人雄”,缺乏军事头脑,不是枭雄刘备的对手。
    其实,刘璋并非毫无军事才能,在他统治益州的时期里,曾平定益州豪族大姓的数次大规模的叛乱,即是明证。导致时人视刘璋“暗弱”、“不武”的原因,除了刘璋为人“宽柔”“温仁”性格懦弱外[1](卷31《刘二牧传》及注引《英雄纪》),更与其身处推崇“人谋”的乱世之秋却不努力“人谋”有密切关系。突出表现是,刘璋立志不远,只图自保一州。
    保据益州,坐观天下,是刘璋之父刘焉定下的方针。《三国志·刘二牧传》载:“焉睹(汉)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欲避世难。……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恰好益州动荡,朝廷以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刘焉入益州后,以南阳三辅流人数万家为主组成东州兵,平定益州动乱,诛杀益州豪强,建立割据政权,便不复顾益州之外的天下形势。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这无疑限制了自己的发展。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中评论曰:“焉虽受命作牧,而汉之危亡,风波百沸,焉勿问焉。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肖事也。”刘焉死后,继任益州牧的刘璋基本遵循其父“坐保”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坐保”有它的合理性,如可以避免自身力量在纷争之中作无谓的消耗。然而,在汉末割据兼并的时代,满足于“自保”,没有远大的目标与积极的行动,最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公孙瓒、刘表等军阀就是典型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则有曹操统一北方、孙权鼎立江东等。刘璋的“坐保”,导致了他行动的保守和落后,黯于天下大势。当刘备处心竭虑谋夺益州时,刘璋还茫然不知,反而开门揖盗,最终葬送基业。可以说,刘璋失益州在一定意义上是失于“人谋”。
    《后汉书·刘焉传》论曰:“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豹则恐,吁哉。”的确,天下大势不容刘璋闭隘蓄力,然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如发挥“人谋”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进取,保守偏安一隅也未必无此可能。可是,刘璋暗于天下大势,不知权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称:“论者曰:‘刘璋暗弱’,弱者弱于强争、暗者暗于变诈。”处在汉末这样一个推崇“人谋”的时代,刘璋明显是落伍了,失益州诚为“自然之理”[1](卷31《刘二牧传》)。
    二、刘璋治益州有成就
    对于刘璋治益州,诸葛亮说:“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1](卷35《诸葛亮传》注引《蜀记》)时人一般也认为:刘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1](卷31《刘二牧传》)。因为益州在刘璋统治时期,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对刘璋始终没有好感,刘璋也始终没有能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不但外来地主与土著地主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刘璋本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优秀人才[2]、[3](P78-79)。笔者以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毕竟刘璋治益州并不象诸葛亮所说明那样无能、无功,如从经济发展角度言,其成就即不逊于刘备、诸葛亮治蜀。
    如所周知,诸葛亮治蜀,益州连边远地区都得到开发,但蜀汉的经济整个说来并未上升,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以人口为例,刘备章武元年(221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年)灭于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如果这个数字大致可信,蜀汉四十余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其中还可能包括被征服的一些落后部族,所以可以说蜀国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增加,这足以反映出在蜀汉统治之下,益州社会经济的停滞状态。又,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首次北伐前夕,上《出师表》云:“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1](卷35《诸葛亮传》)。诸葛亮这样说,诚然有警醒后主刘禅要努力振作之意,但也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之局面。在一条教令中,诸葛亮宣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蜀锦耳。”[4](卷"815《布帛部》)要注意的是,此时正是蜀汉国力比较强的时期。“益州疲惫”、“唯仰蜀锦耳”,此种经济状况,显然比刘璋治蜀时期有所倒退。诸葛亮在襄阳献“隆中对策”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1](卷35《诸葛亮传》)。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1](卷37《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也就是说,刘璋治理益州的效果是当世公认的。这除了与汉末益州少遭遇战乱的破坏有关外,更是与刘璋治蜀分不开。且以刘璋用人论,《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在夺得益州后,大用益州俊才,“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刘备所用的益州人才,其实基本上是原刘璋人才集团中的成员。特别是,刘璋所摈弃的彭羕,后来也被刘备所摈弃乃至诛杀。这说明刘璋在治蜀之时可以说还是比较能识人、用人的,对益州土著也曾努力的拉拢与团结。这应是刘璋统治时,益州政治得以稳定、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史籍中虽没有直接的史实来说明刘璋治蜀的业绩,但刘璋能稳定益州,发展益州,不能谓无能、无功。退一步言,刘璋统治下的益州虽然也有一些内乱,但政局尚稳,国富民殷,说明刘璋还是有一定的政治才干的。
    我们也注意到,刘璋还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考察刘璋的言行,时时都可窥测到他以民为念的思想。撇开其它原因讲,(一)迎刘备入川是基于保境安民。(二)当郑度提出坚壁清野以抵御刘备军时,刘璋认为: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也。”[1](卷37《法正传》)可见,刘璋不纳郑度之策有不愿劳民的缘故。(三)刘璋举成都而降刘备是基于不愿伤民。当成都尚兵精粮足、臣民表示愿坚守城池时,“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1](卷31《刘二牧传》)就此而言,说刘璋“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是不符合刘璋统治益州的实际。
    宋人叶适云:“刘璋虽暗懦,然国富民盛,守之以恩,无所得罪也。”[5](卷28《蜀志·刘璋》)清人王夫之直言,刘璋非“昏孱”[6](卷9)。的确,刘璋诚然算不得明君,但也不能归于昏君之类,更算不上暴君,故刘备比拟夺益州为伐纣时,当即遭到其属下庞统的反驳[1](卷37《庞统传》)。《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张璠言亦曰:“刘璋愚弱而守善言,其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回顾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其作《隆中对》时说“刘璋暗弱”,为的是树立刘备进攻益州的信心;在占领益州后,全面贬低刘璋治益州,则更多是为自己的严刑立威辩护。
    三、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
    建安十三年(208年),诸葛亮作《隆中对》称:刘璋所治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后来,在刘备图谋益州的过程中,刘璋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果然积极策划迎接刘备入蜀;在刘备攻占益州的战斗中因抵抗不利投降或欲降的李严、费诗、许靖等人,他们或就是诸葛亮所谓的“思得明君”的“智能之士”。但另一方面,还有更多的“智能之士”在支持拥护刘璋。
    对于刘璋迎刘备入川,就有黄权、刘巴等一批“智能之士”表示反对。《三国志·黄权传》云:主簿黄权陈其厉害,“左将军(刘备)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又,《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璋遣法正迎刘备,(刘)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更有甚者,王累自悬于城门死谏刘璋拒纳刘备。此外,在刘备夺益州的军事进攻中,也有不少忠勇之士为刘璋而战。《三国志·王连传》载:“先主起事葭萌,进军来南,(王)连闭城不降。”刘璋巴郡太守严颜,抵抗失败被俘后,愿作断头将军[1](36(《张飞传》)。又,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刘璋遣张任、刘!率精兵拒捍先主于涪,为先主所破,退与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于雁桥,战复败。禽任。先主闻任之忠勇,令军降之,任厉声曰:‘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乃杀之,先主叹惜焉”。即使是到了成都被围,刘璋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全城军民也纷纷表示坚决抵抗。刘璋举成都投降之时,军民咸流泪。这些都足以说明刘璋在益州有深厚民众基础,深得民众拥护,决不是众叛亲离的独夫民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蜀人心目中,刘璋未必不是“明君”。正因为如此,尽管刘备处心积虑,竭尽全力,占领益州还是费了不少周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如雒城之役,耗时一年,折损军师中郎将庞统,才艰难取胜。另外,据史籍记载,建安十六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川后,积极争取蜀地民心。《三国志·庞统传》称:“益州牧(刘璋)与先主会涪,统进策曰:‘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从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此后,刘备“厚树恩德,以收众心”[1](卷32《先主传》)。刘备不敢也不能遽取刘璋,反而需花费较长时间来“厚树恩德,以收众心”,这除了说明刘备的“帝室之胄”的旗号在真正的“帝室之胄”刘璋面前黯然失色和刘备的处事谨慎之外,更足以说明刘璋并未失去蜀地民众的支持。总之,诸葛亮所谓“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并不符合刘璋所治益州人情实际,毕竟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
    综括全文,刘璋治理益州并不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而是有一定的“民本”的思想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刘璋失益州,也不是因为他昏庸无道,益州人民反对他的统治,而主要是处在东汉末年群雄相竞的时代,刘璋军事才能一般,拙于“人谋”,不识天下形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刘璋可谓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凡人”。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甚至是不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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