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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忠义观

    “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祖师的语录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教人以善谓之忠”(《孟子·滕文公》);“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孟子·梁惠王》)。
    先秦以后,“忠”的概念逐步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的概念则逐步转化为同类人(家庭成员、亲朋戚友、官场同僚)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一般说来,“忠”与“义”这两个概念已经演化为一个对立的统一体。汉代以后,“忠义”连缀的现象开始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说明他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如《资治通鉴》在提到唐代“安史之乱”,张巡困守孤城,抵御叛军时,就有以下叙述:
    令狐潮复引兵攻雍丘。潮与巡有旧,于城上劳苦如平生,潮因说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坚守危城,欲谁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义自许,今日之举,忠义何在?”潮惭而退。(《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文中张巡对令狐潮的责备,是说他不忠义。不忠,指令狐潮投降了安禄山,背叛了唐王朝;不义,是说他劝朋友投降,对不起朋友。此处正是涉及“忠”、“义”这两方面的概念。
    在“忠”与“义”这两个概念的发展中,“忠”的含义越来越固定,直至被完全局限于君臣之间个人的单向度关系中,且是天定的具有形上必然性的关系,从而使“忠”具有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内涵。而“义”的含义却在表同类人的关系这个大范围内越来越变化多端,直至成为地方武装联合、民间组织的一种号召和纽带。这种“义”的观念的发展当然对统治阶级是很不利的,因为以“义”为号召的联合,既可以表现为互相扶持的小集团的“结义”,也可以表现为反抗官府和朝廷的人民的“聚义”。明张溥的《五人墓碑记》里记载苏州市民反抗魏忠贤的斗争,就有“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和“大阉亦逡巡畏义”的话。为了防止这种“义”逸出封建统治阶级修筑的轨道之外,朝廷的策士们就在“忠义”二字上下工夫,这种“忠义”不同于上文所说的“忠”与“义”的自然连缀,而是含有政治目的的捏合。首先承认某部分人或某集团在下层的活动是“义”,然后在“义”的前面冠以“忠”来诱导这些人不造反,甚至是效力朝廷。“义”在这一政治伦理“忠”的统辖下,遂演变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能够容忍与许可的行为。再者,“忠”、“义”二字连辞,显然有化解其狂狷之气,整合其豪侠之心的作用,并以此为行动者提供一种价值预设,经由这一人格的自觉和提升,最终走上忠君报国之路,成就“大我”的境界。
    二
    在《三国演义》中,“忠”、“义”浑然一体,几近天衣无缝。“忠义”这面旗帜在第一回“桃园结义”中就明确亮出来了:“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忠于刘汉王朝是刘关张共同的政治理想,对刘关张来说,“尽义”就是“全忠”。
    “义”在《三国演义》中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君主之义在于爱民;臣下之义在于忠君;朋友之义在于一诺千金、知恩图报;兄弟之义在于生死与共等等。刘关张之“义”之所以为后人推崇,是因为他们的“义”是所有这些“义”的集中表现。
    刘备可称为人们心目中“仁义之君”的典型。他在任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任新野牧时,民众以歌颂之:“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兵败樊城时,更有一幕足感神明的情景:
    ……令孙乾、简雍在城中声扬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中华书局1995年版)
    刘备正是凭着这种”爱民如子”的“大仁大义”,独占“人和”之利,吸引了文如诸葛亮、庞统,武如关、张、赵云等英雄才俊似百川入海般争相归附,最终成就了鼎足天下的丰功伟业。
    要论《三国演义》中的“义”,就不能不谈关羽,人称三国之中有“三绝”,关羽就是“义绝”。关羽历代加封,直至“盖天古佛”,成为人神极至,这与他的“忠义”是分不开的。
    在第一回出场时关羽就介绍自己说:“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路见不平,锄暴安良,颇有些江湖豪侠的狂狷之气。
    而这种江湖侠义在“桃园结义”之后,因为有了“忠”的牵引,就逐渐转化为“忠君之义”了。正如关羽在“封金挂印”前对张辽所说的:“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
    要为“义”干几件大事也许并非不易,但要将其融化在血液之中,见之于生活细节,而且有始有终,则着实不易。关羽则事无巨细,皆以“义”为准则,不僭越,不疏漏,不愧真正的“义士”品格。下邳败降,他与曹操立以“三约”:一保节操,辨君臣之分,“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严男女之义,“二嫂处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明兄弟之义“但知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也就是说,投降可以变通,惟有对大汉之忠,对刘备之义,生死不渝。所约三事,第一件似难却易,第二件更是不难,曹操所难的只是第三件:“然则吾养云长何用?”张辽此时劝曰:“岂不闻豫让‘众人国士’之论乎?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之不服也?”曹操于是从之。可是曹操和张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曹操“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但关羽并不领情,礼不足以结之。“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公都送与二嫂收贮。”金帛不足以动之。“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遣入内门,令服侍二嫂。”好色不足以眩之。曹操见关羽战袍已旧,便以异锦做袍相赠。关羽将新袍穿于衣底下,仍用旧袍罩之。曹操以为他节俭,关羽解释说:“某非俭也。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曹操见关羽马瘦,便赠以赤兔马,“关羽再拜称谢”。曹操不解。关羽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毛宗岗叹曰“至情至性,读至此令人泪下。”
    当然,曹操的厚待关羽也得到了回报。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为曹操立下奇功。更在曹操赤壁惨败,逃至华容道时,关羽担代着触犯军法的死罪,硬是网开一面,以自己的性命为代价报答了曹操当日的厚遇。“愿以一死酬知己”,关羽的“义士”形象也更显得高大丰满了。
    但即便在“义”的光环掩盖下,《三国演义》中结合得几近完美的“忠”与“义”也因此出现了一丝裂痕:为“义”,关羽固然要“网开一面”;为“忠”,关羽却应将刘备集团最大的敌人曹操斩尽杀绝。“忠”与“义”在这时注定不能两全,两者的矛盾已初见端倪了。
    《三国演义》中对张飞重“忠义”的品质虽然着墨不多,但寥寥数笔也勾勒出了一位活脱脱的为“忠义”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丧失理智的“莽汉”形象。书中写到关张“古城相会”时,有一段出人意表的精采描写:
    关公望见张飞到来,喜不自胜,付刀与周仓接了,下马来迎。只见张飞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吼声如雷,挥矛望关公便戳。关公大惊,连忙闪过,便叫:“贤弟何故如此?岂忘了桃园结义耶?”飞喝曰:“你既无义,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关公曰:“我如何无义?”飞曰:“你背了兄长,降了曹操,封侯赐爵,今又来赚我。我今与你并个你死我活。”(同上)
    及至关羽斩蔡阳辨其冤,又借曹军之口证往事,张飞才肯罢休。在听了二嫂述说前事后,“张飞方才大哭,参拜云长。”由此可见张飞对“忠义”的执着:桃园之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先前张飞误会关羽背义,故不惜拼个你死我活,在张飞而言,这不仅是“义”,更是对刘备的“忠”;在误会冰释后,则大哭下拜,哭的是自己的莽撞,竟误会了好兄弟,拜的是关羽的义薄云天、忠心不贰。
    在闻知关公为东吴所害时,张飞每日望南,切齿睁目痛恨,放声痛哭不已,以至“血湿衣襟”。在刘备因“多官谏阻,未敢轻举”时,飞曰:“他人岂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舍此躯与二兄报仇!若不能报时,臣宁死不见陛下也!”端的是一位至情至性的英雄。
    而作为三人之首的刘备,对“桃园之誓”的执着一点也不逊色于关张二人。在张飞酒醉丢徐州,失陷刘备家小后,想拔剑自刎谢罪。刘备夺剑劝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吾三人桃园结义,不求同生,但愿同死。今虽失了城池家小,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
    固然,有些枭雄在创业的阶段往往会以虚伪的言行来笼络人心,如赵匡胤、朱元璋等,他们打天下时都有一班亲如兄弟的臣子,但在称王称帝后,就一心想着如何巩固自己的江山,往日的好兄弟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刘备在这点上却是值得敬重的。关羽失荆州,为东吴所害,刘备决意伐吴,替关羽报仇。赵云曾谏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于是不顾赵云、诸葛亮等的劝阻,一意孤行,终于招致彝陵大败。以刘备曾经具备尽忠报国的政治家气度,竟无法控制为弟报仇的感情冲动;以赵云申明大义、诸葛亮运筹帷幄的理性之力,也不能改变刘备对兄弟恩义的执着。刘关张为之奋斗一生的蜀汉事业的逆转就这样缘自一次任性的冲动。这是感情胜于理智的错误抉择,它导致了事业和个人的毁灭。但政治上的失败却给刘备带来了做人的成功,这种情怀确实可歌可泣,这种道德悲剧确实为世俗民众唱出了绵延千古的理想和哀怨。
    “忠义”同时也是维系整个蜀汉集团内部团结的纽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贤相诸葛亮也是“忠义”的积极维护者。
    《三国演义》对诸葛亮“忠义”品质的描写是多方面的,是无处不在的,也可以说,“忠义”这条红线是贯串于诸葛亮一生的。为酬刘备“三顾”之恩,诸葛亮在八十万曹军压境,兵败樊城的危急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入吴,舌战群儒,坚定了吴主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此乃他“忠义”表现之一。刘备白帝城托孤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毕,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此后他侍奉后主刘禅,虽然后主昏庸无能,但诸葛亮始终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履行了他对刘备的诺言,此为其“忠义”表现之二。诸葛亮“忠义”的表现又何止上述所陈,本文不过举其牵牵大端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刘关张和诸葛亮这种死生不弃的“义”是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忠于刘汉王朝为依归的大“义”。这种“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涵盖了“忠”。恰如后来刘备三顾草庐时所说的:“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申大义于天下……”此处的“义” 就有“忠”的意思。在《三国演义》中,所谓“匡扶汉室”只是一种传统的“忠”,对割据群雄来说,这只是一种口号,“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贵公》)这种政治理论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思想武器。在“关云长单刀赴会”一回中周仓便有一语责鲁肃:“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除此之外,孔明出使东吴嘲斥孙权时;张松劝刘备入主西川时;华歆逼献帝退位时都阐明了这种理论。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忠”只有相对的意义,人们常常通过政治、伦理和功利的不同选择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倒戈反水、择主而事的现象层出不穷。而“义” 在《三国演义》中却是绝对的。马超、黄忠的依附刘备,有别于魏延,前者虽属无奈之举但得到认可,而后者的主动行为却饱受非议,世人谓之有“反骨”,原因就在于后者的行为被认为是“不义之举”,用诸葛亮的话说,“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这在《三国演义》的道德规范中是不允许的,在《三国演义》中,“义”是判断人品、判断是非的最主要标准。故而魏延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三功合一,仍无法抵其“不义”之过,几乎被斩,只为刘备担心“若斩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才得以苟活,“义”这一标准的绝对性由此可见一斑。也正缘于此,关羽华容道的“放虎归山”,才会因其合乎“义”而被誉为“义释曹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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