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魔方之七、求贤天下--周泽雄-正文-三国评论精选-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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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魔方之七、求贤天下--周泽雄

    对曹操人品极为不屑的洪迈先生,自属"我虽有酒,不祀曹魏"之列,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若论"知人善任",曹操"实后世之所难及"。在《容斋随笔·卷第十二》中,本着史家的良知,洪迈不避违心地对曹操作出这样一番总结:"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恐关中诸将为害,则属司隶校尉钟繇以西事,而马腾、韩遂遣子入侍。当天下乱离,诸军乏食,则以枣祗、任峻建立屯田,而军国饶裕,遂芟群雄。欲复监官之利,则使卫觊镇抚关中,而诸将服。……张辽走孙权于合肥,郭淮拒蜀国于阳平,徐晃却关羽于樊,皆以少制众,分方面忧。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知人善任,诚然乃曹操一大特长,但未必是最具曹操特色的特长。三国时代,天公抖擞,人才普降,但只有曹操(其次孙权,再次刘备,诸葛亮则无功可录)才能做到不拂天公美意,将各路人才尽数收罗,使各就各位,共襄大业。曹操手下,文人荟萃,谋士云集,战将缤纷,其他各怀异能的奇才异士(书法家中除钟繇外还有梁鹄、崔瑗、张昶、张芝等,围棋名手则有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一干人),亦靡然向风,鱼贯而入。曹操身边的人,固然不乏仰慕曹公盛名人品而前来报效的,但曹操对四方人才的诚心礼遇,"深自结纳",无疑更具代表性。
    军师荀攸之投奔曹操,是因为收到曹操一封极为恳切的邀请函,内云:"方今天下大乱,正是智士劳心之时,而先生笼袖观望,归隐道山,不觉得太久了吗?"曹操喜获荆州时,曾在给荀彧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并不以得到荆州为大喜,所喜者是,我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蒯越先生啊!"裴松之所引《文士传》中有一个奇怪的故事,虽可疑,仍记之如左:名士阮瑀为了逃避曹操对他的重用,效伯夷、叔齐故事,披发入山。曹操不依不饶,竟在山脚下施出焚山求士的狠招,烈焰腾空,终于逼得阮瑀先生入朝,得以展其所长。曹操听说太史慈的大名后,亦想罗致帐下,遂派人送去礼物。太史慈打开一看,内中空无一字,仅是一味中药,其名"当归"。
    如果惩罚主要是一种原则的话(为此原则,曾救过曹操一命的爱将曹洪家人犯法,曹操仍不加原宥),奖励则是一门艺术,曹操是其中的艺术大家。通常,曹操从不无谓嘉奖下属,像某些"豪帅"那样,赐部下金银只凭一时兴致。曹操奖励部下只遵循一个原则:论功行赏。曹操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与部下抢风头,争面子,对谋士爱将们立下的"殊勋",不仅了如指掌,且常及时予以肯定,奖金自当随之而来。事后的褒奖或追思也常因所述之事无一字虚假而显得无比诚挚,对郭嘉连篇累牍的追思自不待言,荀攸故世后,曹操多次嗟叹道:"我与荀公达先生相处二十多年,他没有任何可以指摘的地方。""荀公达属于那种相处愈久,敬意愈深的非凡之人。""荀令君之进善,不进不休;荀军师之去恶,不去不止。"曹操如因没有听从某人建议而导致兵败,回营后必不忘及时检讨,在自责的同时肯定对方的高明。送大将出征时,曹操每每亲自主持誓师大会,以壮行色;一旦将军得胜而归,如徐晃击败关羽,曹操不惜出城七里,亲自摆下盛大的庆功宴,并评论道:"我用兵三十余年,并所闻古代善用兵者,还没有见过如将军般神勇的战例。将军之功,虽孙武子、司马穰苴亦甘拜下风。"徐晃带兵出征时曾经率领兵士先祭拜祖坟,以示敢死之心,这份豪情,自然缘于对曹操知遇之恩的报答。
    奖励的艺术,在于揉入丰厚的人情。曹操有一次半夜起来巡视营房,发现某帐中隐隐亮着烛光,挑帘而入,却见手下一文官办公通宵达旦,终因倦意来袭,昏昏睡去。曹操当即感动得流下眼泪,脱下自己的棉袍为他披上,方始轻手轻脚地出去。曹操最出人意外的一次奖励,在北击乌丸之后。我们曾在郭嘉一章里提到,那一仗曹操虽大获全胜,但打得奇险。当时曹操手下众谋士除郭嘉外,几乎都曾表示反对。曹操班师回营,众谋士正担心受到曹操的嘲弄,没曾想他们竟集体受到了奖赐。"此仗我虽获胜,实赖天佑,不足自夸",曹操诚恳地总结道:"诸君此前对我的规劝,乃万安之计,所以仍然应该奖励。犹盼诸君日后仍畅所欲言。"曹操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莫过于他以丞相的身份分别于公元210、214、217年颁布的三道求贤令。这是三面有可能一举颠覆中华传统儒教信念的文化反旗,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唐突圣贤、藐视礼法的雄心魄力,则在曹操不惮其烦举出的大量例子中,得到裸露性显示。曹操明白告诉世人:无论你是否有过"汙辱之名"、"见笑之耻",或即使你有过如"贪将吴起"那种"杀妻取信"、"母死不归"的大恶行径,只要你确有能力,仍会得到我的重用。自孔老夫子倡导"举逸民"以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范围的"举逸民"活动。曹操对负责荐举官员的部下(所谓"有司")所提要求是: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陈寅恪先生对此颇有一番锐识,值得敬录于此。在对儒家伦理及当时士大夫遴选范围作出一番梳理后,陈先生写道:"孟德三令……则是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由此推之,则东汉士大夫儒家体用一致及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之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之大变革……(下揣曹操之隐秘)盖孟德出身阉竖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详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以小可之不敏无学,焉敢对陈先生铁论妄置一词,虽然,我难免又会想,曹操本非阉宦辈之嫡亲后人,阉宦弄权,不仅非自东汉始(秦时即有赵高篡柄),亦非自东汉亡,何以唯独曹操会揣此"摧陷廓清"之念,而行此非常之事呢?陈寿的回答应该是富有启发的:曹操乃"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我们只有在结合时代特征的同时不忘记结合曹操的性格特征,才更有可能接近他的"隐秘"。
    曹操性格中的隐秘,连对曹操口诛不止的毛纶、毛宗岗父子也大感困惑,在他们评点《三国演义》的文字中,我们便经常读到一些意外的赞扬文字,如"阿螨的是可儿"、"老瞒最会和事""语甚趣"之类。这虽然可归结为罗贯中古典现实主义小说本身的魅力,却也表明这个事实:曹操是难以被言语道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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