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歙石砚一件，“脂砚斋”遗物，发现于四川，传为清末端方旧藏，张伯驹先生收得，于一九六三年农历新正人日特为携示，因得细观。今归长春吉林省博物馆。长约二寸半，宽可二寸许，厚约三分。青灰色。物甚精致。
                 脂砚斋至今不详其姓名，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艰辛过程中的一个关怀者和协助者，曾不止一次为小说作批语，乾隆当时钞本流行时期就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至程伟元、高鹗二人伪作后四十回续书、印成百二十回本，此名并原批遂渐不为人所知。过去胡适硬说“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化名，并把“脂砚”解释成为“那块爱吃胭脂的顽石”。这件砚石的发现，根本驳斥了他的这种谬论。
                 砚石很小，微呈椭圆形，刻成果状，上端两个果叶左右分披，砚背刊有明代著名文士王穉登的一首五言绝句。砚右侧面刊有关于脂砚斋的铭记。有朱漆匣，盖内及匣底，均有镌刻。
                 王穉登刻诗全文及上下款云：
                     调研〔砚〕浮清影，咀（zū）毫玉露滋；芳心在一点，馀润拂兰芝。素卿脂研。王穉登题。
             字作行草体，与所见王氏手迹笔法正同。素卿指薛素素，砚盖内面刻有她的小像。薛康康号素卿，苏州人，是明代万历时期的名倡，擅长多方面的技艺，诗、书、画、琴、箫、奕、绣等，无不工绝，有“十能”之称，能走马挟弹，以“女侠”自命；小字润娘，又善画兰竹，王穉登诗末句双关指此。薛素素著有《南游草》，即王穉登序。
                 “脂砚”一词，本是专用于妇女的，不作别解。有人释“脂”为“羊脂玉”的脂，指色白细润的石头，或说成是端砚的红色斑“胭脂捺”，等等不一，都是错的。如参看明末谈迁《枣林杂俎》“彤管”一条云：“（万历贡士兰溪舒大猷之妇）陆静，专工小词，以脂笔书字，落红满纸。”就可以省却许多无谓的风影之谈了。
                 砚石侧面刊有分书小字一行：“脂砚斋所珍之砚，其永保。”使我们得知这一“斋”名别署，即因收藏薛素素脂砚而起。刻字书法和刀法都很高，系乾隆精工。
                 这行刻字出于谁手，有不同解释：一种看法认为即脂砚斋本人语气，是自题；一种意见则以为是脂砚斋藏砚、曹雪芹代为题记。一时尚难遽断。笔者认为后一可能性尤大。
                 不管如何，此人一直不肯显露真实姓名。批小说以行世的这种行径，在当时怕受人指摘轻侮（或牵涉其他关系），隐名犹有可说；若自藏小砚，原属个人珍玩性质（即此，旧日鉴藏家也要千方百计地留下姓名，唯恐人不及知，很少例外），又非公开问世可比，而仍然如此“韬晦”，很使人奇怪。因此，脂砚斋其人的身份以及与曹雪芹的关系究竟何似，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同题。“多材多艺”的“风雅”名倡，是明代封建社会的罪恶产物，这本来不值得加以称说，但是乾隆时代的“体面”人物，却也绝不敢公然表示对薛素素之流有所“赏识”，更不要说胆敢把“脂砚”一词取为他的“斋”名了。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来看问题，才可以有助于了解曹雪芹的这位合作者的为人，绝不是一个“正统”、“礼法”、“道学”、“名教”所能羁绊的腐俗之辈。实物的发现，或将有助于了解曹雪芹及脂砚斋协力创作的情况。
                 砚匣盖内所刻薛氏小像，刀痕纤若蛛丝；旁题“红颜素心”四字篆文，左下方刊小印一，文曰“松陵内史”。
                 匣底刊有“万历癸酉姑苏吴万有造”双行十字。癸酉是万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距今整四百年，比曹雪芹时代也要早二百年。这种文物；对于我们具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来说，却都要算是“晚近”的东西了。
                 【附记】
                   脂砚斋是谁，与曹雪芹究竟是何关系，其说不一，颇多争论。今亦不拟细列。但赵冈见我在不同场合、不同体例的文字中没有处处强调标出自己的看法（那样做法未免太自聒了），因此便说我“自己也渐渐不敢〔！〕坚持”我早年的旧说。看来，他连“文各有体”也不懂⑴。在诸家说法中，有“叔叔”说。现在只就此略附拙见。
                   张伯驹先生在收得脂砚的当年二月二十日，曾有来信提出：“我意此砚发现，似足证明脂砚斋非雪芹之叔。”我因此启发，曾撰一小文，略申己意，题曰《脂砚小记》，刊于一九六三年六月九日香港《大公报》。今摘录后幅，以备参考：
                       ……主叔说者，盖谓雪芹恐为曹颙之遗腹子，而叔者即曹頫辈也，殆雪芹之幼叔，年龄相去未远，习性亦复相近，故能同撰《红楼》。然此说之可疑点，亦不止一端，今试粗略言之。
                       谓芹为颙遗腹，虽有线索可循，而遗腹之生男生女，其可能性与或然率皆为对半，使芹果系颙之遗腹，则当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至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此按旧日成岁数粗计法）芹卒，已得年四十九岁，实为五旬之人，而敦诚挽芹诗一再言“四十年华”，殊难两存。可疑者一。使颙果生遗腹子，其弟頫奏折中不当仅仅言及嫂马氏怀孕已及七月（时为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之外，于此后各折中绝无一字再及曹颙得子之事（頫为康熙帝所命之过继子，若曹颙本支得嗣，必须向康熙报告），何以解释？可疑者二。使雪芹果有此志同道合之幼叔，商量撰作，诗酒过从，宜好友敦诚、敦敏集中必有痕迹线索可窥，“大阮小阮”之事，早当入诸诗句，而二人集中绝不见此等迹象，似非情理。可疑者三。以脂批言之，如“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本〔付本〕，余二人亦大快遂心子九泉矣！”诸语，亦殊不类叔侄口吻。可疑者四。清代常州派学者宋翔凤，尝言雪芹“素放浪，至衣食不给；其父执某，钥空室中。三年，乃成此书。”（此说甚有价值，其米撅余另有考）此与其“叔”批《红楼》说尤不能相容，--岂雪芹适有一“叔”极端反对其放浪，而适又有另一“叔”乃复极端赞助其放浪（作小说乃当时最为“放浪”不堪之事）耶？可疑者五。
             当时粗粗论列如此。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更值得讨论，即主“叔”说者又有同时主张脂砚斋亦即贾宝玉的艺术原型的说法。此说的根源还是来自裕瑞的《枣窗闲笔》，我在本书第九章中有所申论。再者，要说一个叔叔把自己的这些“恋爱”过程及那样的细微心理都讲给一个侄儿听，并让他去作小说，有的甚至认为宝玉的原型是脂砚、雪芹“叔侄”的“合体”云云。这样的事，在今天怕也极其少有，而二百年前封建社会封建家庭中的亲叔侄竟会有此，这在我实在觉得难以想像。
                   至于脂砚实物发现，报导之后，也有异词，大意是说这块脂砚并不是脂砚斋的那个脂砚。真脂砚又是何物呢？据说，乃是楝亭所刻《十二种》中《砚笺》中所提到的那种“红丝砚”，抓着了那本旧书中的“红丝石为天下第一石，有脂脉助墨光”这一句话里的一个“脂”字，便大做文章，说脂砚就是这个红丝砚。不但此也，还拉上我引过的张云章《樸村诗集》贺曹寅得孙的一首诗，因其中有一“祖砚传看入座宾”，于是便硬说：脂砚斋的脂砚，即此“祖砚”是也。最近，有人全袭此一怪说，又写出《脂砚出现仍是谜》一篇文章，并对“周汝昌未见过《楝亭十二种》中的《砚笺》”，大表惊奇！
                   我应承认，自已确实见书有限。不过那位撰者“不幸而言未中”，周汝昌实在看过《砚笺》，并对红丝砚的其他记载也见过一点。但是，我过去不曾、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把“脂脉”这种“红丝”认作就是脂砚的“出处”或“注脚”。这种解释，与“羊脂玉”“胭脂捺”等等本质初无二致。我也绝不会信奉一种奇怪的逻辑：曹寅刻过《砚笺》，《砚笺》中有“脂脉”，所以他非藏有一块“脂脉”红丝石砚不可。再说，红丝石也并非真是好砚材，和曹寅同时而有交的王渔洋就对它评价不高，其《分甘馀话》卷三说：“唐彦猷询《砚谱》以青州黑山红丝砚为第一，且云‘资质润美，发墨，久为水所浸渍，即有膏液出焉。此石之至灵者，非他石可与较，故列之于首。’按黑山在益都西乡颜神镇。友人赵子和作羹采黑山石琢砚二枚相寄。虽发墨而甚损笔，且石理麤硬，非端溪比也。彦猷所云，不知何据？昔人品果以绿李为第一，居荔枝之上，亦此类也。”这是好证明。而且割裂“脂脉”（即使假设它可作专称）一词而称“脂砚”，文字上也很不通了。
                   “祖砚”呢？那更久已是词章家的陈词滥调了，谁也不会天真到相信用了这个陈词的，必定真有一块“传家之宝砚”，祖以授孙。为这种“考证”多费笔墨，实觉冤枉。一句话：明明刻着“脂砚斋所珍之砚”和“素卿脂研”的，被讥为误认；绕了几个大弯子拉扯“红丝”“祖砚”的，倒是真找着了原物，岂不异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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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⑴其说见《红楼梦新探》上篇页一五四。附带说明几句：对于这部《新探》作任何评论都不属于本书范围。只有涉及我个人的地方，有时“忍隽不禁”，粗粗答复一下。也不是所有涉及我的地方，都一一必答。不进行答辩的，并不等于我同意其主张与论辩方法。但此书撰者有一个怪脾气，他往往率意读人家的文字，或是故意无中生有地深文周内，把他自己误会杜撰出来的意思，写成很详细具体的一篇话，算作是人家的，他又从而大肆讥评。这样做法，殊不妥当。如除去此处所引一例外，他还说我“暗示”《红楼梦》后四十回伪续书的作者是脂砚斋！读后不胜骇异，不容不一声辩。我劝此书的读者还是多核原著，勿轻信其一面之词。又如，他反对拙说“癸未卒年”，在论及我曾指出癸未年敦敏小诗代简邀他进城．雪芹竟不能至，敦敏三十整寿席上只有七人，中无雪芹时，他竞然说：“后来周汝昌自己也发现了这个破绽〔？〕，可惜为时己晚。……周汝昌只好拉上瘟神爷作挡箭牌〔！〕……但这次自己给自己设了一个陷阱，又作了一次最蹩脚的辩护〔！〕。……可是雪芹竟具有超人的医学知识与先见，早于二月底就开始避痘，足不出户。再说，如果是为了防疫，雪芹应该不让儿子出门才对。结果反而是雪芹自己足不出户，甚至连至交的寿宴都不敢赴。如果痘瘟果然在二月已开始蔓延，则敦敏敦诚就不会筹备这次聚会，大家岂不都要避一避”云云。其实，我的原文是说明：曹雪芹在癸未春，已有贫病交迫之态，应酬不起了，所以未能远从西郊来赶赴寿筵。他却把我派成是说“避痘”“防疫”。痘祸起自三四月间，是另一码事，这点我比他了解清楚。此间也绝未发生过什么所谓“破绽”，和什么“发现……已为时过晚”、“辩护”这些他自己编制而来的东西。诸如此类的大套的文章，以及别种的论证等。兹不一一赘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