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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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是同华夏族一样古老的民族。《史记》卷15《六国年表》言：“禹兴于西羌”，《后汉书》卷87《西羌传》言：“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诸如以上的传说可信程度如何？尚难断定，不过可以看出羌族与姜姓有血胤关系。羌人从远古即与华夏族同处于今黄河至长江两流域之间，是无可置疑的。殷墟卜辞有大量涉及羌人的记录。当时商王朝称羌人中的男子为羌，女子为姜，卜辞中有殷王娶羌女为妇的事；也有羌人在商王朝供职的记述。武王伐纣时，周军统帅吕尚“本姓姜氏”，即人熟知的姜太公。
当战国初秦厉公时（前476—前443年），居住在今甘肃青海河湟地区的羌人推无弋爰剑为豪。该地区羌人原以射猎为生，爰剑教之种地和牧畜，于是种人日益繁殖。爰剑的子孙后多往今甘南和川西北迁移，留在河湟间的有二十六种，以爰剑玄孙研所部为最强，其种即以研为名。西汉景帝徙研种于狄道、安故、临洮、氐道及羌道各县。武帝开河西四郡后，羌人摆脱了匈奴的役使。宣帝时，先零羌攻金城，为将军赵充国击败，汉设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此后直至王莽代汉，汉羌之间大致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关系。
王莽末，中原战乱，诸羌乘机向内移动。东汉时，羌人与汉人杂居者更多。东汉初期，羌人与汉朝的摩擦与战争尚不严重，至和帝即位前后，羌人与汉朝的战争开始频繁起来。从此以后至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段颎把东羌镇压下去，前后共八十余年间，见于史册的战争有三十余次，耗费巨大。至于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就更不用说了。无怪乎范晔在《后汉书》卷87《西羌传》论曰：“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西羌传》载建武九年（公元33年）班彪给刘秀上奏说：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袵，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班彪以上的话不是凭空道出，而是他从历代“蛮夷寇乱”的事实分析概括而得的结论。范晔在《西羌传》中也说：
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数百千骑征西域，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徼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勒姐、当煎大豪东岸等愈惊，遂同时奔溃。
诸如以上之类的事实多是封建时代少数民族反抗统治阶级压榨的起因。不过，班彪的上言还未敢指出统治阶级上层有权势者最是招致祸乱的罪魁祸首。范晔在《西羌传》则论曰：
朝规失绥御之和，戎帅骞然诺之信，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
由于范晔是刘宋时人，所以他论述汉事，能畅所欲言，而不必像班彪那样有所讳避。范晔指责朝廷决策者既不讲求和抚，而频繁征发羌人当兵服役。将帅对羌人也多欺凌讹诈，羌人饱受官吏豪强的役使和折磨，至于精疲力竭。当时讨伐羌人的将帅，不仅驱使汉人打羌人，而且也往往诱使羌人当兵打其他少数民族或羌人。将帅本身则“断盗牢稟，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指皇帝亲信之人，如宦官、外戚等），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白骨相望于野”。边郡长官则“多杀降羌……倚恃权贵，不遵法度”。有的县吏略羌人妇，以致引起羌人反抗。如同《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言：“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其实，羌人并非不知是非好歹，而一味“入寇”、“杀掠”。比如皇甫规和张奂都是以镇压羌人而出名的将帅，但“先零诸种羌，慕规威信，相劝降者十余万”。史言：“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絜己，威化大行”。从羌人爱戴清官而仇恨贪吏这一品性而言，他们实不愧为一个纯朴而富有朝气的民族。史书上屡有某羌寇某地的记述，而不书其所以“为寇”之由。应该说作祟者主要为汉“吏人豪右”和朝廷权贵。当然，羌人酋豪在反汉斗争中也有过分杀掠无辜汉民的行动。特别是诸羌之间的相互火併，也给各种羌民造成巨大灾难。总而言之，酿成民族纠纷和仇恨的是汉羌上层统治层，而受殃害的是各族人民。
作为羌人根据地的黄河上游、洮水及湟水地带，古时森林繁茂，禽兽众多，气候虽干寒少雨，但土质肥沃，农牧兼宜。从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状况来看，河湟的远古文化亦仅次于黄河中下游，而不下于其他地区。所以古羌人在内地占不住脚后，便转移到三河地区居住和繁衍子孙。
羌人与匈奴、鲜卑不同的是，羌人多与汉人杂处，因之羌人务农的成分远远多于乌桓等族。而羌人与汉人互相学习、贸迁有无、和睦相处时期也比较多。《后汉书》卷87《西羌传》有如下的叙述：
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长，无相统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王教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
由上可知，羌人的优点是能吃大苦、耐大劳，而且勇敢善战，敢于反抗强暴，缺点是种类分散，不能凝聚为强固的政治集体。
所以进入汉末三国混战局面时，羌人便成为割据者挟之以攻战的工具。从董卓入洛至献帝东归的七年中，挟持汉帝及大臣的都是凉州军阀，他们军中都有羌胡。如郑泰当面给董卓说：
天下之拳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以为爪牙。
又如当汉朝征调董卓为少府，卓不肯离军而上书言：
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皆诣臣言：“牢直不毕，廪赐断绝，妻子饥冻”，牵輓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憋肠狗态，臣不能禁。辄将顺安慰。增异复上”。
《三国志》卷6《董卓传》称：
董卓，字仲颍，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汉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为军司马……
董卓父曾为颍川纶氏县尉，而卓屡与羌中豪帅相交结，说明卓亦为陇西豪家。《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言：“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卓既以羌胡兵而立功，同时又靠镇压羌胡而升官。后来他因手握强兵而逐渐骄纵，不肯离兵回朝。卓死，其部属李傕、郭汜等仍然挟持着汉献帝及公卿大臣。凉州军人所以如此飞扬跋扈，其军中多羌胡人是原因之一。后来以今陕甘交界地带为主要据点的韩遂及马腾、马超父子军中亦多羌胡人。《董卓传》言：“韩遂等起凉州……卓西拒遂，于望垣峡北，为羌胡数万人所围”。表明韩遂等军中的羌胡人数当不下数万。《三国志》卷15《张既传》注引《魏略》言：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在华阴为曹操大军击败后，逃回湟中。同传注引《典略》言韩遂在湟中，因穷困，欲奔蜀，部属成公英劝曰：“且息肩于羌中……招呼故人，绥会羌胡，犹可以有为”。遂从其计。《典略》又言：遂“宿有恩于羌，羌卫护之。……（遂）乃合羌胡数万……会遂死，英降太祖。”总之，韩遂一生始终都受到羌人的支持。
马腾，原籍扶风茂陵。其父桓帝时为天水兰干县尉，失官后，留陇西，与羌人错居。家贫，娶羌女为妻，生腾。腾少贫，常砍材木负至市中售卖。腾身长八尺余，而性贤厚。灵帝末，王国等及氐羌反汉，腾应募从军，积功至征西将军。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后以部曲相侵，又成仇敌。建安十三年（208年），腾被曹操征召入朝，部曲由长子超带领。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马超在渭南与曹操马上会晤，当时“秦、胡观者，前后重沓”，说明遂、超军中羌胡甚多。操用离间计，使遂、超“更相猜疑，军以大败，超走保诸戎。”杨阜言：“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超率诸戎一度占有陇上郡县，杀凉州刺史韦康。建安十九年（214年），超受到韦康故吏杨阜、姜叙等的反击，失败后，取道羌人众多的武都逃入氐中，辗转入蜀。
以上董卓、韩遂及马腾马超都系借助于羌胡之力，以跳梁于关陇地区。羌人酋豪因种类各自分散，始终未能有何作为。曹魏统治下的羌人状况，史书记述极其零散，如《三国志》卷15《张既传》载：
酒泉苏衡反，与羌豪邻戴及丁令胡万余骑攻边县。既与（护军）夏侯儒击破之，衡及邻戴等皆降。遂上疏请与儒治左城，筑鄣塞，置烽候、邸阁以备胡。西羌恐，率众二万余落降。其后西平麴光等杀其郡守，诸将欲击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军临之，吏民羌胡必谓国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为援，今先使羌胡钞击，重其赏募，所虏获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势，内离其交，必不战而定。”乃檄告谕诸羌，为光等所诖误者原之；能斩贼帅送首者当加封赏。于是光部党斩送光首，其余咸安堵如故。
既临二州（既先后任雍、凉二州刺史）十余年，政惠著闻……黄初四年（223年）薨。诏曰“……故凉州刺史张既能容民畜众，使群羌归土，可谓国之良臣。”
由上可知，酒泉汉人苏衡及西平汉人麴光反魏，都有羌胡参加，说明汉人与羌胡间的民族界限已逐渐消除。而曹魏州郡官也用封赏办法诱使羌人杀害汉人反叛首脑，以达到维持其统治汉羌人民的目的。又如《三国志》卷16《苏则传》：
苏则……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鲁破，则绥定下辨诸氐，通河西道，徙为金城太守。是时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则抚循之甚谨。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乃明为禁令，有干犯者辄戮，其从教者必赏。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由是归附者日多。李越以陇西反，则率羌胡围越，越即请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
由上可知，金城等郡在战乱时，吏民饥饿困窘，还曾得到羌人牛羊的接济。当李越以陇西反抗时，苏则还调动羌人去镇压，使李越恐惧请服，诸如此类的事都表明羌汉民族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汉人政权和地方官长对羌民不加歧视，或稍有体恤，广大羌人部众还是愿意与汉人和睦相处的。
蜀汉政权与羌人的关系，一直较好。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即向刘备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其实际含义，即诸葛亮利用“和”、“抚”的怀柔政策以达到最大限度地让少数民族为蜀汉政权卖力气、出粮饷的目的。诸葛亮第一次伐魏失败后，“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第三次伐魏，取得武都、阴平二郡。《亮传》载后主诏，谓亮“降集氐、羌，兴复二郡”。氐羌与二郡并提，说明二郡之氐羌不在少数。《亮传》注引《江晋春秋》言：“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比能等至北地石城以应亮。”亮连远隔魏疆的轲比能都费心思招引，对近在跟前的羌氐，自然更竭力抚纳，以为己用。亮死后，蒋琬、费祎为辅政者。蒋、费二人都认为：“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因之向后主建议：“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可见利用凉州羌胡以与曹魏抗衡，乃是蜀汉始终不渝的一贯方针。到姜维执政时，更“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蜀后主延熙十二年（249年），姜维“依麴山筑二城，使牙门将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任，侵逼诸郡”。说明蜀汉利用羌胡作战，也同对汉人将士一样，都以家属为质。延熙十七年（254年），姜维破魏将徐质，“乘胜多所降下，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三县皆为羌胡杂居地区，其中多羌人，自不待言。后姜维率军到沓中种麦，魏帝下诏谓维：“往岁破败之后，犹复种麦沓中，刻剥众羌，劳役无巳，民不堪命”。《三国志》卷28《邓艾传》载邓艾谓维必将来寇的原因之一是维“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悬饵”。不久，“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又回以董亭趣南安”。均未得逞。由此可知维所以屡出陇右，首先是由于有羌谷可食，而且，还可以令羌人服劳役兵役。当时陇右诸羌介于魏蜀之间，两国之榨取羌人，并无二致，然如仔细翻阅《三国志》，即可看出蜀汉与羌人的关系较魏为佳。《姜维传》载后主诏曰：“羌胡乃心，思汉如渴”。《马超传》载魏臣杨阜说曹操曰：“超……甚得羌胡心。”因为蜀较魏小弱，所以仰赖于羌人之助者亦较多，因而对待羌人的态度亦胜过魏。《武帝纪》言夏侯渊曾屠兴国、枹罕，曹操曾屠河池。遍观《蜀志》，则不见有屠城记述。《三国志》卷45《邓张宗杨传》末注引《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事曰：
王嗣，字承宗，犍为资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显著……迁……汶山太守，加安远将军。绥集羌胡，咸悉归服，诸种素桀恶者皆来首降。嗣待以恩信，时北境得以宁静。大将军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国赖其资。迁镇军，故领郡。后从维北征，为流矢所伤，数月卒。戎夷会葬，赠送数千人，号呼涕泣。嗣为人美厚笃至，众所爱信。嗣子及孙，羌胡见之如骨肉，或结兄弟，恩至于此。
其他蜀将与羌胡蛮夷接触较多者如马忠、张嶷、董和、诸葛亮等均能得到少数民族的好感或追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蜀汉对少数民族的榨取较轻，如上引文所说，“姜维每出北征，羌胡出马牛羊毡毦及义谷裨军粮”。又如张嶷为越巂太守，在官三年，既令夷种男女“莫不致力”于“缮治城郭”，又夺取夷徼久自固食的“盐铁及漆”，改为官府经营。至于诸葛亮，更是令各少数民族“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的能手。但是，在封建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和方式上，用和抚的办法以相招引，总比挥舞钢刀大棒来驱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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