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正文-中国文学论丛-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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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
    (一)
    韵文与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谓平分江汉。通常一般人看散文比韵文尤高,许多诗文集,散文列在前,诗列在后,即其证。何以散文在中国文学中占较高地位,甚值讨论。我想中国文学中之散文与韵文,正如中国艺术中之字与画。有时书家更受重视胜过了画家,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今天所讲是中国散文中的小品文。所谓小品文者,乃指其非大篇文章,亦可说其不成文体,只是一段一节的随笔之类。但这些小品,却在中国散文中有甚大价值,亦可说中国散文之文学价值,主要正在其小品。
    (二)
    中国最古的散文小品,应可远溯自《论语》。普通把《论语》作经书看,认为是圣人之言,不以文学论。然自文学眼光看来,《论语》一书之文学价值实很高,且举几例: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此一章只一句话,却可认为是文学的,可目之为文学中之小品。又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
    此章仅两句,但亦可谓是文学,是文学中之小品。
    以上两章,后人多取来作诗题和诗材用。即论此两章文字,亦是诗人吐属,只是以散文方式写出,大可说其是一种散文诗。诗必讲比兴,而此两章则全用比兴,话在此而意在彼,所以得称为文学,而且特富诗意。
    诗有赋比兴三体。赋者直叙其事,把一事直直白白地写下,似乎不易就成为文学。惟赋体用韵文写,始较易成为文学的作品。古人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记事都属史。《论语》本系一部记言记事的书,记孔子之言行,属赋体而又用散文写出,照理应不属文学的。但《论语》中此类直叙其事的短章,亦有很富文学情味,实当归入文学者。例如: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章纯属赋体,无比兴,全文共二十八字,而回也二字重复了三次,贤哉二字重复两次,且又多出了人不堪其忧五字,像是虚设。本为赞颜子,何必涉及他人。此一章如用刘知几《史通》点烦法,则二十八字中应可圈去十一字,大可改为: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此章正为多出了上举之十一字,便就富了文学性,此所谓咏叹淫泆,充分表达出孔子称赞颜回之一番内心情感来。人不堪其忧五字,正是称赞颜回的反衬,是一种加倍渲染。此章正为能多用复字复句,又从反面衬托,所以能表现得赞叹情味,十分充足。若在字句上力求削简,便不够表达出那一番赞叹的情味来。又如: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此章也是直叙赋体,若在乐亦在其中矣一句上截住,便不算是文学作品了。但本章末尾,忽然加上一掉,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一掉,便是运用比兴,犹如画龙点睛,使全章文气都飞动了。超乎象外,多好的神韵。因此此一章亦遂成为极佳的文学小品。
    相传清代乾隆下江南,路遇雪景,脱口唱道: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这是俗诌,不成诗,下面又没法接得下,但纪晓岚从旁接道:"飞入芦花皆不见。"这一句也成为画龙点睛,使上三句全都生动了,这就有了诗境和诗味,勉强也算得是诗了。此事固非实有,只是了解文字的人捏造来讥笑乾隆。但我们正可借来说明,一段文字,如何便不成为文学,如何便可被目为文学之所在。
    再如: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此章既曲折,又沉着。孔子当时自己哭得很悲伤,但他不自知,要由学生在旁告诉提醒他。那是何等描述,真好极了。可见即是赋体直叙,也可成为好文学。往下"曰有恸乎"四字,问得更妙。孔子哭得悲伤,但孔子不自知,旁人提醒他,孔子还是模糊如在梦中,一片痴情,更见其悲伤之真挚。文学最高境界,在能表现人之内心情感,更贵能表达到细致深处。如是则人生即文学,文学即人生。二者融凝,成为文学中最上佳作。圣人性情修养到最高处,即是人生最高境界。如能描述圣人言行,到达真处,自然便不失为最高文学了。再往下"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这一掉尾又好。孔子自知哭得过哀了,而还要自作解譬。说我不为他哭成这样,又将谁为呢?本章里所表现出的情感真是既深挚,又沉痛。《论语》记者能用曲折而沉着的笔法来传达,遂成文学上乘。若不沉着,便不悲痛。而愈曲折,则愈沉着。若我们要表达一种快乐心情,便不能用如此笔调。试把此章和贤哉回也章比读便知。
    上述此章,真可说是中国散文小品中一篇极顶上乘的作品了。现在再举一例,普通不当作文学看,其实却是上好的文学。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此章记孔子之慨叹而兼幽默。愈幽默,则愈见其慨叹之深至。重要在临末无所取材四字。朱子解材字作裁字义,说子路修养不够,还须经剪裁。此注未免太过理学气味了。他说:"孔子并非真要乘桴浮海,只是慨叹吾道之不行,但子路认错了,以为孔子真要和他乘桴浮海去,听了孔子称赞他,喜欢不禁,实见他没有涵养,所以孔子说,由呀!你真好勇过了我,但你这一块材料还须好好剪裁一番呀!"这样说,也非说不通,只是违背了文理。作文必先有作意,但作意不能杂,只能把一项作意来作一篇文字的中心,如此写来便有了一条理路,此即所谓文理。清儒姚惜抱尝举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作为衡量一切文章的标准。神是形而上,理是形而下,二者实是一事。此章既是一种慨叹,下文忽转成教训,短短几十字,就有了两种作意,两条理路,在文理上说就不对了。理路分歧,便引起了神情涣散,不凝敛。上面正在慨叹,下面忽发教训,慨叹既不深至,教训亦觉轻率,想孔子当时发言,亦不致如此。所以此处材字,只应解作材料意。孔子说:"你能和我一同乘桴浮海,那是好极了,但我们又从何处去取为桴之材呢?"此一问,只是诙谐语,语意极幽默。孔子此处本在慨叹吾道不行,而吾道不行,正为其无所凭借,不仅无所凭借以行道于斯世,即乘桴浮海亦须有凭借。但孔子说:"我们连此凭借也没有呀!"此末尾一句,乃从诙谐中更见其感慨之深重。本章文字,全不落笔在正面。初看若很沉隐,但越沉隐,却越显露。此是文学中之涵蓄,但涵蓄中要见出得更明显,不能晦,却要深,那是文章难处,亦是文章高处。
    或者会疑及《论语》记者未必真有意在要写好文章,如我以上之所举,或可是一种曲解,否则也是偶然有合。这里我且再举一例,初看像干燥无味,决不是文学性的,而实对讲究文学有关:
    子曰:"为命,稗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郑为当时小国,全靠子产长于外交而能获存在于晋楚两强之间。他们当时写一篇外交辞命,亦要由四个人合力来完成。先草创,后讨论,又次修饰,最后则有润色。其实写任何一段文字,亦应有此四过程。先把作意写出来,是草创。在作意上有问题,须讨论。经过这两步工夫,那文章的实质方面,便大致完成了,于是再有修饰和润色工夫。惟此所谓修饰和润色的两番工夫,究如何分别呢?我今且只就这一章本文来试为此两项工夫作解释。
    这章凡列四人,即稗谌、世叔、子羽和子产。为何在子羽一人之上独要加写"行人"这一官衔呢?正因子羽是郑之使官,负责传达外交使命的正是他,所以在四人中特别为他加了行人二字。就作文的技巧上说,特加此一官衔,这就是一种修饰了。得此一番修饰,可见郑国当时,即非行人之官,也参加作辞命,那是子产在外交上之审慎处。而且行人之官所参预的,只是辞命中之修饰一项,更见子产安排之妥当。
    再下面说到子产,如果在他上面不再加以一种称谓,就觉行列不整。就文采文气言,皆有缺。等如四个人在街上走路,中间第三人单独戴着一帽子,其余三人都不戴,就显得这行列不调和,不好看。如果那戴着帽的是第一位或第四位,也勉强过得去,现在偏是第三人戴着帽,于是就得让第四位也戴上一顶来作陪衬,那才比称得较像样,所以本章在子产头上也得戴一帽。可是什么帽才好呢?若亦用官职,又觉不妥当。因本章只是子羽一人官职有关,其余三人不必举官职,若子产也加上了官职,反而容易引起误会,像因他是执政者,因而特地加上了官衔。记者存心要避免这一层,于是经过一番斟酌,而改称为东里子产了。此等于戴上了一假帽,就全章文字看,就整齐了。其实这东里二字,就文章本质论,本是可有可无的,亦可说是并无意义的。今特为增出此二字,这就是文章的润色之工了。润色与修饰之分别,于此亦可见。在孔子说话时,断然是只说子产便得,决不会说东里子产的。这正可见《论语》记者写出此章时,是下了文字上之润色工夫的。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孔子弟子,及孔门后学,必然都极看重文学修养。故今传《论语》,纵不能说其全是文学的,但至少也不是非文学的,更不是不文学的了。
    就文学言,《论语》中好文章,不止如上举,上面则只是举例而已。
    (三)
    《论语》之后,《小戴记》中的《檀弓》,也多文学小品。《檀弓》所讲,都与丧葬之礼有关。记礼的文字,必然是呆板的。而丧礼又太严肃,太枯稿,似乎皆非文学题材。但《檀弓》篇中,却不乏很多很好的小品文。这是难能可贵的。
    《孟子》七篇,都是大文章。纵然是短篇,但仍用写大文章的笔法写。所以《孟子》一书,虽尽多极好的文学作品,但却不是小品文。孟子好发大议论,议论说理,则与小品文不相宜。只有像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等,篇幅虽不小,却该算得是小品。但在《孟子》七篇中,此等文章并不多。
    由此说到庄子,庄子的文学天才实在了不得。他最擅长用比兴的手法,书中许多神话小说故事,多只是比兴。把《庄子》各篇尤其是内篇七篇,拆开逐段看,都是上等极妙的小品文,一拼起来,却成了大文章。把小品拼成大文,《论语》中也有,如《微子》、《乡党》两篇。《微子》篇中有许多章绝妙的小品,此事易晓。但《微子》一篇,各章可以先后配合,成为一整篇,懂得到此的便少了。又如《乡党》篇,本来不应是文学的,但最后加上山梁雌雉那一章,便使全篇生动,把各节都成了文学化,这最见记者编排篇章之一番匠心。但我们必须读通了中国以后的散文,方可回头来读此两篇,领略得它文学的意境。
    《庄子》书中,《逍遥游》很难懂,《齐物论》更难。《庄子》全书几乎篇篇都难懂。一篇到底,一气贯注。其中易懂的,反而不是庄子真笔。但我们不妨把它难懂的各篇拆开来,一段一段当作小品文去读,便都易懂了。《庄子》是一部说理的书,说理文很难文学化,而且尤不宜作小品文。但庄子做到了,把说理文来文学化,来小品化,这真是文学中之最高境界。他的秘诀,便在用比兴法来写小品文,再把小品汇合成大篇。《庄子》一书,可说是中国文学中最高的散文。后来的纯文学作品,反而都难与之相比。假如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寻其他作品来比较,《论语》可比《诗经》,而境界尤高。《庄子》可比《离骚》,而《离骚》的文学情味,其实也并不比《庄子》高出。
    《战国策》中有许多小品文,亦很好。亦有许多小品,只错见在大文中。但以较之《论语》、《庄子》,便低了。
    至于《楚辞》,那是韵文,但其中如《卜居》、《渔父》,实也是散文,也该列入我此刻所讲之散文小品中。《论语》中如于我如浮云章,我说它是散文诗,则如《卜居》、《渔父》等篇,也可说是散文赋。由此可知,中国文学本不必严格分韵、散。从文学论,韵散技巧虽不同,而境界则终是一样的。
    (四)
    到了汉代,中国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了。因此汉人喜作大文章,如汉赋及汉人奏议等都是。当时大文学家像司马相如、扬雄等,皆喜作大文章。只有司马迁,却能作小品文。《史记》中各篇之赞,都是散文小品,都为境界极高之作,像《孔子世家》赞便是。本来赞孔子是很难的,但司马迁那篇赞,仍能写得有情调,骤然读来,只见是平淡,但平淡便是文学中一种高境界,千万莫忽略了。太史公的大文章也和庄子一样,《庄子》是说理,《史记》是记事。论体与赋体,本都不宜于文学的。但庄周与太史公都能以小品拼成为大文,否则在大文章中穿插进小品。即如《管晏列传》、《萧曹世家》等,都把几件小故事穿插其中,而使全篇生动,有声有色。所以读《史记》,也要懂得拆开一则则地读。要看其如何由短篇小品再拼成大篇,然后再一篇篇地把《史记》全部一百三十篇一气读,要看出一部《史记》,竟是一篇大文章,那就更难了。
    可是汉代亦只得一司马迁能作散文小品,其他都是些韵文作者,而且多爱写大篇。反而把文学性能减低了。扬雄晚年自悔少作,目之为雕虫小技。但他晚年模仿《论语》作《法言》,模仿《易经》写《太玄》,却多不能算是文学的。故总括来说,汉代文学境界不算得很高,除了太史公。这正因为汉人不懂写小品。
    (五)
    这里面有一个大关系,正因中国古人,似乎并不太注重在纯文学方面。他们写的,如说理文、记事文、讨论政治问题等,都是些应用文。甚至如《诗经》、《离骚》,论其动机,亦在政治场合中触发,并非一种纯文学立场。而要在实际应用文中带进文学的情味,便走上了小品文穿插进大文章这一条路。直要到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始是文学极盛的时代,也是开始注意要纯文学独立地位的时代了。其时乃有新的韵文,他们懂得改写小赋,又有建安体的诗,那都是韵文方面的进步。而同时又有极精的散文小品,尤其如曹氏父子的书札,更是绝妙上品。再往下发展,又有在赋前面的小序,那些都是极妙的散文小品。即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也算是好的小品,使我们觉得王氏不特书法好,文学也绝佳。
    再下则如陶渊明之《桃花源记》和《五柳先生传》等,都为极高境界之散文小品。即如他的《归去来辞》,亦可说是小品的赋,亦都是甚高的文学境界。
    再说到《世说新语》,那一书里所收,有些都是散文小品中上乘之作。还有《水经注》,虽是一部大书,但分开看,其中亦有描写极好,可当得散文小品的。
    (六)
    唐代直到韩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以及他同时的柳宗元,他们两人提倡古文,其实亦皆以散文小品为最成功。如韩之赠序,柳之杂记,那全是古文中之新体,其实则都是些不成体的小品而已。韩、柳小品都写得很好。不像《原道》、《封建论》等大题目,反而在文学眼光中看来不很出色了。写字有用写大字的笔法来写小字的,又有用写小字的笔法来写大字的。韩、柳便懂得这方法,他们都能写小品。即如韩之大文,如《张中丞传后序》等,也都用小品堆成。这是他学得《史记》之神髓处。
    人称韩昌黎以文为诗,其实他更能以诗为文。如韩昌黎之赠序,其实都是以诗为文。又如书札,如其《与孟东野书》,可说是小札。《与孟尚书书》,可说是大札。犹如太史公《报任安书》是大札,杨恽《报孙会宗书》则是小札。杨恽模仿太史公,把写大信件的笔法来写小信件,遂成绝妙书札。韩愈懂得此巧妙,大信件,小信件,都写得很好。如其《与孟东野书》,可称是一首散文诗。唐人喜欢写诗赠人,韩昌黎改用赠序和书札等,外形是散文,内情则是诗,是小品的散文诗。我常说韩文很多可称是散文诗,其实清代文学家早就说过。清人认为韩愈的《题李生壁》,是一首无韵之诗,那便是说它是一篇散文诗了。又如柳宗元的杂记,尤其是山水游记,则可称为散体的赋,即无韵的赋。散文诗则是无韵之诗。
    宋代能写小品文的,以欧阳修、苏东坡为最佳。王荆公能写短文,但实都是大文,不是小品。如其《伤仲永》之类,可算小品,但不多见。欧阳修大文章固好,其赠序杂记一类小品文更佳。苏东坡小品最好的莫如《志林》,全是些随笔之作,篇幅有大有小,但均是绝妙的散文,又都是小品。《志林》中有一二百字一篇的,也有数十字一篇的,都像只是轻描淡写随意下笔,不像用心要做大文章,这所以更好了。当然有些文章不能轻描淡写而定要严肃深沉的,正如做客人则必得庄严些,在家闲居就可比较随便些。
    (七)
    到了明朝,文人多喜欢作大文章,但很少人懂得文学真趣。只有归有光,可谓获古人文学真传。他一生不得意,没有做大官,写文章逢不到大题目,因而多做了些小品文,只写些家庭琐事,却使他成为明代最好的一位散文家。
    民国五四运动时,大家提倡白话文,高呼打倒什么等口号,但这些只是剑拔弩张的标语,不能成文学。而且都该发大议论,不宜作小品。遂有林语堂提出写小品文的号召,这一提倡甚有意义。但他不知《论语》、《庄子》、《史记》、魏晋文,下至韩、柳、欧、苏,都有小品,并多以小品见长。明代归有光,便是小品文大家。而他偏要提倡人学晚明钟、袁诸人的小品。其实,小品在文学中有其极高境界。但不应有意专要写小品。犹如一个人存心学装大样子,固不好。但故意要装小样子,更不行。钟、袁诸人只因有意要写小品,反而写不好。但非在文学上真有修养,也不易分别出孰是有意,孰是无意。
    清代桐城三祖的方望溪,他的文笔很可作小品,但终嫌太规矩,太严肃。刘海峰则根本不能作小品文。姚惜抱小品文也很少,他所选的《古文辞类纂》用意也偏重在大文章方面,纵然里边选到了许多小品,但也给人忽略了。现在人懂读《古文辞类纂》的很少,但读《古文观止》的还很多。《古文观止》只是通俗的选本,本无价值,但《古文观止》里面却多选小品文,因而极流传。惜乎《古文观止》的编选人,自己不深懂文学,亦仅用他通俗的眼光来选到这些小品而已。
    桐城派中有吴敏树,算能写小品,有几篇写得很好。但他自负很高,他不肯自认为学归有光。至于曾国藩,不能写小品文,他亦不看重归有光。他说以前人都学《史记》,他认为要兼学《汉书》,因《史记》行文是单的,《汉书》行文是偶的。其实《史记》正与《论语》同一格调,《汉书》则与《孟子》格调较近。这里正有大文与小品之分。曾国藩因看不起归有光一类的小品文,故而要教人学《汉书》与《文选》。他讲《文选》,也都爱讲长篇大赋,下笔都重,又须格律严正,规模像样,但不宜入小品。
    其他清人能写小品文的有汪中、洪亮吉、汪缙诸人,格调皆甚高,惜不为桐城派文人所欣赏。龚定庵也能写小品。他们都从先秦或魏晋学来。
    (八)
    现在讲到民国五四时代。新文学运动起来,大家去读先秦诸子,但似没有从文学上用心,无意中都走上作大文章,发大理论的路。如他们高呼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口号,此等全该做大文章。他们既无文学修养,亦少文学情味。因此都不能写小品。
    文学本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即如写封信,也得下工夫。这正亦是文学。但写信只宜作小品,不宜作大文。只有像司马迁《报任安书》是大文,而能佳。但此极不易。最好是以小品文作法来写信。我们真要学小品文,不妨从学写信开始,但这事却并不容易。
    五四以来,写文章一开口就骂人,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满篇杀伐之气,否则是讥笑刻薄,因此全无好文章。即如小说、戏剧等,平心而论,至今亦尚少几本真好的。只有鲁迅。但鲁迅最好的也是他的小品。像他的《呐喊》之类,这和西方小说不同,还是中国小品文传统。周作人便不如鲁迅了。他写文像要学苏东坡《志林》一类,但东拉西扯,只是掉书袋,很多尽是有意为之,因而少佳趣。他亦因有意要写小品,反而写不好。如陈独秀,文多杀伐气。胡适之,喜欢说俏皮话,亦不是真文学。又如近人多喜欢读《红楼梦》、《水浒》,那些也都是大文章。他们之长处,也都在能以小品文拼成之。又如《聊斋志异》或《阅微草堂笔记》之类,内中却尽有很好的小品,但近人多不注意了。
    (九)
    说到今天的文学气运,应该是文体解放的时代了。如以前姚选《古文辞类纂》所收的十三体文章,各有格律,规矩森严,但现在人都可以置之不理。这真是文体解放了。但真要写好文章,还不如先写些无题的小品文。韩昌黎的小品,就如无题诗一样。只要写得好,写封书信也就是文学。在报章上写报道、通讯、杂记等,也都能成文学。只因现代人只知在句子上用技巧,尚雕饰,用几个别人不用的字,或模仿外国句法,这都不一定就是好文学。
    而且文体解放,也并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可写什么,这不便算得是文学。因于没有文学,遂不见了性情。因于没有性情,遂不感到做人和作文要修养。这事有关人生世运极大,影响极深极重。我们若真要恢复文学,发扬文学,主要不必定在学西方,也不须定要写小说、写戏剧,也不必定要把历史、哲学都带进来。单看重文章的实质方面,且望能轻轻松松地写些小品文,随便的,不成体的,抒写性灵,却反使你走上文学道路。但千万别说想什么就得写什么。当知在文学上,也有该说的,有不该说的。有该如此说,不该如此说的。不能说高兴写什么就写什么,是我的自由。文学也得好好学,不能尽自由。
    再往深处说,我们学古人,也并不是只要学他写文章。更要的,还是学其人。孔子在《论语》一书中所表现的,有他各式各样的神情与意态,读《论语》可见孔子为人之真面目。太史公说:"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我们学文学,主要应在此。
    今天我讲散文中的小品,可说是希望各位能在文学上开一条路,由小品而大篇,渐成一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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