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与恐怖-正文-中国文学论丛-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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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与恐怖
    中国人主张合内外,又重情,情即合内外而成。情又可分两类,一是由内感外,一是由外感内。今亦可称由内感外者为情,由外感内者为感。
    《中庸》言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其实七情中以欲为主。合于所欲则生爱,反于所欲则生恶。得其所爱则生乐,失其所爱则生哀。遇所爱则生喜,遇所恶则生怒。故七情以内为主,即以己为中心。天地万物皆在外,随其所感而情斯变。欲即性也。性由天命,而以己为中心,亦即以天为中心。此又谓之合天人。
    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即犹《中庸》之言率性。俗言任性。然则中国人生理想乃是要任性,任性亦犹言任天。惟此天字亦可分内外。在己之内者为性,尚有在己之外者。如云天理,则即孔子言不逾矩之矩字。能任己之性而不违天理,则其间当有一段修养工夫。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是也。
    惟孔孟儒家比较偏重讲究内,庄老道家则比较偏重讲究外。《中庸》《易传》已把此内外会通说了。宋理学家更然,乃分说天理人欲,心所欲而逾矩了,即是人欲。外面规矩与内心所欲合一无违,乃始是天理,始是通天人合内外的境界。
    西方人把天人内外过分分别,由此寻求真理,不敢羼入情感。中国人常情理兼言,而西方人则像是认为理中便不涵有情,这就与中国人想法大异了。但人终不能无情。西方哲学戒言情,惟其文学则仍好言情。但其所好言之情,乃亦与中国人所言之情有异。在西方小说剧本乃至最近之电影中,所言情,最要者有两项。一曰恋爱,一曰恐怖。西方人之恋爱与中国七情之爱有不同。孔子曰:"从吾所好。"中国人言好恶,即如言爱恶。此好字所指极广泛,爱字亦然。而西方人言恋爱,则专指男女异性之爱言。中国人重言情,而在此异性恋爱方面则似颇不重视。孟子言慕少艾,此亦壮年人常情。然慕与爱好又稍有不同,爱与好之反面有一恶字,慕则无反面字。人情之挚,必有相反之两面,无反面则情不挚。慕则只是一种想慕。不加想慕,则与己无关,对之自无情可言。恋爱与慕固不同,但同无反面字。互不恋爱,则尔为尔,我为我,互不相关。故恋爱乃双方专一之爱,施于此,则不再施于彼,对象独特。《论语》言:"泛爱众而亲仁",韩愈言:"博爱之谓仁",则其爱普广,可及于全人类,并可推以及于天地万物,而尽纳其中。中国人之言人情乃如此。故人可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心,即每一人各可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心,乃据此情而言。如我此情变,则天地万物亦随而变。
    中国人情有极难言者,如追随田横流亡海岛之五百壮士,其高卓之情,岂不永为国人千古所仰慕。然其情为何等情,无以名之,则惟当仍名之曰爱。其对田横之爱敬爱重,可谓融通君臣朋友两伦之爱而一之。夫妇父子兄弟三伦之爱,亦岂能更超乎其上。至于田横之自刎,不愿面见汉祖,亦惟其一己自爱自重之意而已。其于汉祖,固无所恶,无所怒。其自刎而死,固亦无所悲,亦无喜乐可言。中国人情乃有如此之深厚而诚挚者,又乌得与西方人言恋爱之情相提并论。如田横,如其五百壮士,谓之乃天地一中心,而天地亦无以违,岂不昭然若揭乎。
    西方人对知识喜分门别类,专一求之。其对情感亦然,亦喜分别对象,专一以求。于普遍广泛处,一若与己不相干。知如此,情如此,则意亦如此。故其于天地间一切对象,均加分别,均有界域,而又人各不同。换言之,即人各一天地,而互不相通。故西方人重外,各谋自占一天地,而人之与人间,互不相通。此为西方个人主义之所由生。既属个人主义,其对外又复何爱可言。
    深言之,则尚有甚者。不仅人与人相别不相通。即我之为我,就其内在言,亦可有分别不同处。如遇恋爱,可一心一意在恋爱上,天地一切尽置不顾。即我之内在一切,亦同可置之不顾。斯时则我即是一恋爱,恋爱即是一我。西方人说结婚为恋爱之坟墓,实亦可说结婚乃即为恋爱时我一己之坟墓。结婚后,乃另为一我,当另找一事物新对象,以表现其为我。
    此种心情,可举牛顿为例。其研讨苹果落地时,与其为大小两猫辟大小两壁洞时,分别两事,几若成为两个牛顿。即在同时,牛顿乃有两个我之存在,心情不同,斯其表现亦不同。因西方人重外不重内,内在之我即寄存于其对外面事物之心情与作为上。无对外面之心情与作为,即无我可见。如运动,本为一己卫生锻炼之用,亦可为我生活中一爱好,一行为,我与外即由此而合一。而西方运动家则即以此一心一事来寄托我,完成我,乃若我之为我,即在此一心一事上,岂不过于重外轻内了。而外面之对象与事物则甚为复杂,不相和一。商人重利轻离别,抛妻遗子,远去异乡,在其家庭中等如无己。尤其在海涛汹涌中,蹈险履危,惯于此等生活,乃更见己之为己,我之为我,全操纵在外面,几不知有我之存在。故方其出外经商,及其还家团聚,乃若有两个己之存在,其身则一,其心则异。于是遂若其生命寄托,主要转在身,而次要始在心。不如一农人,夫妇父子晨夕相亲,生死相伴。我此生命主要则在家庭,次要乃在田野。祠堂坟墓,尤见身之既腐,而生前心事犹在他人之心中。故中国人有人格观,人品观,实即一人之生命观,而西方人似无之。余常谓中国历史重人,西方历史重事。中国乃以一文学家写出其文学来,而西方则以其写有文学而始成为一文学家。凡此论点,皆由双方内心深处生有此分别,而遂成为双方文化体系之大分别。
    尤要者,西方生命寄于外,内顾则虚。舍却外面一切事物作为,乃若无己可知,无我可有。此与中国道家言无我又不同。道家言无我,乃是一浑沌,泯除一切分别,乃见真我。儒家则化闻见为聪明,于一切分别中会通和合乃见我。吾妻吾子,吾屋吾田,吾乡吾国,于吾之天地中,而我为其一中心之主。西方人则于外面一切事物中觅我,其权操在外,我不得为之主。乃于内心深处,终不免对外面事物生一恐怖感。
    恋爱对象专,攫得此对象,在我始见为充实,此之谓恋爱之占有。或投身此对象,亦见有充实,此之谓恋爱之牺牲。西方人对生活其他方面,亦必择一专一对象,始有着手处。但外面对象终有一不易分别,不可捉摸之浑然一存在,西方人之恐怖感即由此生。中国人生以己为主。己之立,则一切皆由己作主宰,乃不觉有恐怖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生命终有一内外之分,内则此心,外则此身。身体健康亦不可忽。内则为己,外则为天,畏则为一戒慎心。己虽为主,天命亦不可不戒慎。内有己而外有群,大人者一群中之领袖,故对之亦不可不戒惧。圣人发明此理,故对圣人言,亦不可不戒慎。孟子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能是,我亦能是,我何畏彼哉。故君子能独立不惧。有杀身成仁,有舍生取义,皆由我作主,而仁义又即我之大生命所在,此又何畏焉。故畏乃对外逐事有之,精言之,畏之知的成分实多于情的成分。非如喜怒哀乐,外面浑然一体,乃尽在吾情之内也。悲亦自外来,与畏略相似。悲天悯人,即对外面浑然之体而有悲,主要亦属知的成分多于情的成分。故悲终是悲其外,即悲从中来,悲亦无反面字。不如哀之发于中而对于外,内外乃为浑然之一体。孔子常兼言仁智,仁属情,智属知,仁中有智,智中有仁,甚难严格分别。亦可谓智亦属于仁,惟仁乃为其浑然之一体。今人多以悲与畏谓其属于情,此亦见仁智之难分耳。故必连言悲哀,乃始纯是情,乃始有其反面。今人据西洋文学分言悲喜剧,悲喜乃成为相反之两面,此如中国人言悲欢离合,惟悲欢之情终不如喜怒哀乐之重要。庚信《哀江南赋》,亦不得改为《悲江南赋》是已。
    西方人生命寄在外,外面一切事物此争彼夺,胜败无常,若终有一不可知之外力存在。此外力不可知,乃造为各种神怪,以代表此不可知之外力,以形成各种恐怖小说,恐怖戏剧,恐怖电影,使人看了反觉内心有一安慰,有一满足,此正见西方人之内心空虚,故遂生出此要求。而此种恐怖,则不仅在小说戏剧电影中有之,实际人生中亦时时处处有之。故西方人对人生必主斗争,主进取,而永无休止。即此一恐怖感为之排布也。
    中国亦有神怪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榜》之类,但与西方以恐怖为终极者不同。至如《聊斋志异》中诸妖狐,则使人梦寐求之,欲得一亲而未得为憾。又如《白蛇传》,白蛇对其夫其子之爱,岂不更胜于人类。其遭遇挫折,尽人同情。虽属神怪,亦何恐怖之有。西方人于恐怖题材外,又有冒险题材。冒险多为打散恐怖。中国亦有冒险题材,则出自侠义忠勇,又与西方不同。要之,西方文学恐怖神怪冒险多在外面自然界,给与人生以种种之压迫。而中国之神怪冒险,则皆在人文界,使自然亦臻于人文化。其心理不同有如此。
    恐怖心之外,又有怨恨心。西洋史所表现常见怨恨,直至近代犹然。而在中国,则怨恨不列入七情。孔子曰:"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德与怨皆外来,报则以内应外,与存于内而发之外者有不同。一见其为己,一见其由人。人之有德于我,犹云见恩图报,以德报德,见己情之厚。人之有怨于我,以直报怨,见己情之正,在我无怨,非以怨报怨也。外面所来,有不当怨者,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是也。孔子之辞鲁司寇职而去,周游十四年而返,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又曰:"人不知而不愠。"则于天于人,无怨无尤。孟子四十不动心,此见孔子之不动心,即其情不变,斯之谓己之立。亦有不能无怨者,能化怨为哀,哀怨亦庶不失其情矣。又俗言怨气,气与情又不同。情转成气,皆当戒惧。七情中惟喜怒,俗皆言气。而怒尤当慎,尤当戒。今人皆知中国人重情,但此情字涵有甚深义蕴,须体会,须领悟。不得谓凡起于心生于气者皆我情,则此等情惟当戒,惟当慎,不当重矣。
    恨字古人少言。唐人诗有《长恨歌》,歌中所咏,洵可恨。恨犹憾也。处事不当,遗恨遗憾,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此心难忘。此在常人有所不免。能化为幽恨,不发露在外,此亦可谅可恕,可予以同情。若移此恨以对人,则失德之尤,无情之尤,又乌得谓恨亦人情乎。《论语》言:"人不堪其忧。"此则在己之忧,与恨又不同。中国人又连言忧乐,而七情言哀乐。忧只在己,哀则对外而发。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忧不为己,人不堪其忧,而仲淹代忧之,此又高德之表现,而非可望之人人者。此亦见中国人对人情之大有讲究。心理状态,千端万绪,而情则最值珍重。中国人之人生哲理,其深邃温厚有如此。故俗言,合情合理,乃见未有不合情而能合于理者。又日天理人情,乃见人情即大理,亦见天理即人情也。
    要之,西方人好分别,愈分别则一切存在将愈见为细微,而终则堕入于空虚。西方人又重外,故好扩张。其实外在无涯涘,愈扩张则内在者亦将见为愈微细,而终亦堕入于空虚。中国人重其一己,立己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心,斯其对天地万物又乌得无情。乃惟此情,遂见己之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耳。西方人重外,重分别,其病乃不知其一己之为己。西方人之视其己,则亦如一物而止。其心情之最要流露,则在文学中。余特举其恋爱与恐怖两项以为之证,其他不详论。
    文学既必以心情为渊源,而中国人心情与西方人不同,故其文学内涵亦不同。今国人模袭西方文学外在之体貌,竞夸以为新文学。而中国己有之文学传统,则目之为旧文学,又称之曰死文学。是岂中国人五千年来之传统心情可使尽归死亡,而能一以西方心情为心情乎。此实大可研讨一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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