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诗言志-正文-中国文学论丛-现当代名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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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诗言志
    --读文随笔之一--
    诗言志这句话,似乎语义甚明白,不烦再解释。但究竟这是两千年前人的话,他们讲这句话时的真意义,是否如两千年后我们所想像?这里却有问题了。
    清儒治古经籍,总是尊重汉人旧说,认为汉儒去古未远,而且有师说相承,因此汉儒对古人的了解,总比后代更亲切,更可靠。清儒这一番意见,实值得我们再注意。让我且举郑玄《六艺论》论诗一节略加以阐述。郑玄说: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诚恳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体,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
    郑玄这番话,认为诗之兴起,弦歌讽谕之为用,乃在斯道稍衰,礼乐制作之后,这意见大有老庄道家意味,在历史事实上,确可商榷。但至少有两点该注意。第一,诗言志,必有一所与言之对象,并不像后代如李太白春日醉起言志,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之类,在自言自语地言志。第二,所谓志,乃专指政治方面言,也不似后代诗人之就于日常个人情感言。《诗经》三百首中,如雅颂,显然关涉政治者可不论。即如十五国风,近人都说是民间文学。夷考其实,颇不然。即有些原是民间的,但已经诗人一番整理,文字雅化了,音节配上固定的曲谱了,其使用意义,也可能与原先意义不同了。即如《关雎》那一首诗,褒然列为诗三百之第一首,郑氏说: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既用之邦国,我们不能定说它只是一首民间的自由恋爱诗。古经师的说法,我们不能定说它全没有根据。不论此诗是指周文王时,抑康王时,总之在赋诗言志的人,他意有所讽谕,则决不定限于某一时,某一人,与某一事。而且任何人,借着机会,唱出当时流行的某一首旧诗,而别有所讽谕,那亦是赋诗言志了。
    古代贵族极重礼,列国君卿相见,必有一番宴享之礼。逢宴享时,又例必作乐唱诗。于是借着那席间唱诗的机会,虽然所唱只是些当时流行人人习熟的某一首旧诗,但在唱诗人心中则别有所指,借他所唱来作讽谕,此事在春秋时代极盛行。让我们举《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郑七子赋诗言志那一番有名的故事来作证。《左传》原文如下引: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贬,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
    赵孟明说我将借以观七子之志。当时七人都唱了一首诗,所唱都是些旧诗,但赵孟听了,都了解他们心中所指,对每一人都有一答复。可见诗言志,古人多运用在政治场合中。所言之志,都牵涉到政治。我尝说,中国古代文学,大体是一种政治性的贵族文学,《诗经》三百首,亦不例外。所以章学诚要说六经皆史,这实在是一极大的发明。章氏所谓六经皆史,殊不如我们所想像,认为六经皆可作史料看。当知章氏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乃指当时的官书言。在章氏本意,只说六经皆是当时的王官学而已。此在章氏原书《文史通义》中,说得很明白很详细。我们读清代乾嘉时人著作,尚易滋误会,更何况读两千年前的古经籍?
    我们明白得这一义,才知诗长于讽谕,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些话皆有其真际与分限。而中国后代言诗,皆主温婉,不主峭直,皆由此渊源。我们并亦因此而可以明白章氏《文史通义》中所论战国策士游说之文,其源出于春秋时代行人辞命的这一番创见。正因由春秋到战国,那时贵族古礼都破坏了,不再有临宴赋诗那些事。而时代风气,也一切在激急地变,到战国时,也没有像郑玄所说君道刚严臣道柔顺那一种分别了。因此战国策士游说,已不是赋诗言志那一套,于是变成直抒己见,又创出了新文体。明白言之,则由诗转成为散文,由散文来言志,不是更显豁、更明畅了吗。
    直到近代,中国社会家宅大门外,还有写着诗礼传家的习用语。在郑玄,把礼之变来说诗之兴起,那即是我常所主张,要把中国全部文化史作背景来写中国文学史之微旨所在。清儒中有焦循,深识此微旨,因此焦循论文学,也时时有他特出的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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