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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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斯芬克司希腊神话:斯芬克司是狮身女面、有双翼的怪物,常常坐在路旁岩石上,拦住行人,要他们猜一个难解的谜,猜不中的人便会给她弄死。的谜那样,永远摆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字——死。
想了解这个字的意义,感觉到这个字的重量,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我如从忙碌的生活中逃出来,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静静地思索片刻,像一个旁观者似的回溯我的过去,我便发现在1928年我的日记的片断中,有两段关于死的话。一段的大意是:忽然想到死,觉得死逼近了,但自己却不甘心这样年轻地就死去。自己用了最大的努力跟死挣扎,后来终于把死战胜了。另一段的大意是:今天一个人在树林中散步,忽然瞥见了死,心中非常安静,觉得死也不过如此。……我那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话?当时的心情经过八九年岁月的磨洗,已经成了模糊的一片。我记得的是那时过着秋水似的平静的生活,地方是法国玛伦河畔的一个小城镇。在那里我不会看见惊心动魄的惨剧。我所指的“死”多半是幻象。
幻象有时也许比我所看见的情景更真切。我自小就见过一些人死。有的是慢慢地死去,有的死得快。但给我留下的却是同样的不曾被人回答的疑问:死究竟是什么?我常常好奇地想着我要来探求这个秘密。然而结果我仍是一无所得。没有一个死去的人能够回来告诉我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有时我一个人关在房里,夜晚不点灯,我静静地坐在椅子上,两只眼睛注意地望着黑暗。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依旧注意地望着。我也不用思想。这时死自然地来了,但也只是一刹那间的事,于是它又飘飘然走了。死并不可怕。自然死也不能引诱人。死是有点寂寞的。岂止有点寂寞,简直是十分寂寞。
我那时的确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孩子(以后自然也是)。我把死看做一个奇异的所在。我一两次大胆地伸了头在那半掩着的门前一望。门里是一片漆黑。我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这探求似乎是徒然的。
有一次我和死似乎隔得很近。那是在成都发生巷战的时候。其实说巷战,还不恰当,因为另一方面的军队是在城外。城外军队用大炮攻城,炮弹大半落在我们家里,好几间房屋毁坏了,到处都是灰尘,我们时时听见大炮声、屋瓦震落声与家人惊叫声。一家人散在四处,无法聚在一起,也不知道彼此的生死。我记得清楚,那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阴历),也就是所谓“花朝”(百花生日),午前十一点钟的光景。我起初还在大厅上踱着,后来听说家里的人大半都躲在后面新花园里去了,我便跑到书房里去。教书先生在那里,不过没有学生读书。不久三哥也来了。我们都不说话,静静地听着炮声。窗外是花园,从玻璃窗望出去,玉兰花刚开放,满树满枝的白玉花朵已经引不起我们的注意。他们垂着头坐在书桌前面。我躺在床上,头靠着床背后的板壁。炮弹带着春雷似的巨响从屋顶上飞过。我想,这一次它会落到我的头上来罢。只要一瞬的功夫,我便会落在黑暗里,从此人和我隔了一个世界,留给我的将是无穷的寂寞。……这时我的确感到很大的痛苦。死并不使我害怕。可怕的是徘徊在生死之间的那种不定的情形。我后来想,倘使那时真有一个炮弹打穿屋顶,向着我的头落下来,我会叫一声“完了”,就放心地闭上眼睛,不会有别的念头。我用了“放心地”三个字,别人也许觉得奇怪。但实际上紧张的心情突然松弛了,什么留恋,担心,恐怖,悔恨,希望,一刹那间全都消失得干干净净,那时心中确实是空无一物。爱德华·加本特在他的一本研究爱与死的书里说“在大多数的场合中,它(指死)是和平的,安静的,还带着一种深的放心的感觉”见英国作家爱·加本特(1844—1929)的《爱与死的戏剧》。,这是很有理由的。
我还见过一次简单的死。川、黔军在成都城内巷战的时候,对门公馆里的一个轿夫(或者是马弁,因为那家的主人是什么参议、顾问之类)站在我家门前的太平缸旁边,跟人谈闲话。一颗子弹落在街心,再飞起来,打进了那个人的胸膛。他轻轻叫了一声,把手抚着胸倒在地上。什么惊人的动作也没有。他完结了,这么快,这么容易。这一点也不可怕,我又想起加本特的话来了。他说死人的脸上有时还会闪着一种忘我的光辉,好像新的生命已经预先投下它的光辉来了。他甚至在战地遗尸的脸上见过这样的表情。他以为死是生命的变形内的生命的解脱。
据说加本特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但是“死”这个谜到现在为止似乎还不曾得到一个确定的解答。我更爱下面的一种说法:死是“我”的扩大。死去同时也就是新生,那时这个“我”渗透了全宇宙和其他的一切东西。山、海、星、树都成了这个人的身体的一部分,这一个人的心灵和所有的生物的心灵接触了。这种经验是多么伟大,多么光辉,在它的面前一切小的问题和疑惑都消失了。这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休息。
这自然是可能的。我有时也相信这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毕竟太美丽了。而且我不曾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想到“死”的时候,从没有联想到这一个死法。我看见的是黑的门,黑的影子。倒是有一两次任何事情都不去想的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傍晚的天空和模糊的山影,树影,我觉得自己并不存在了,我与周围的一切合在一起变成了一样东西。然而这感觉很快地就消失了。要把它捉回来,简直不可能。但这和死完全没有关系,并不能证实前面的那种说法。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在前面说过没有一个死了的人能够回来告诉我关于死的事情。对于这句话我应该加以更正。我有一个朋友患伤寒症曾经死过几小时,后来被一位名医救活了。在国外的几个友人还为他开过一个追悼会。他后来对我谈起他的死,他说他那时没有一点知觉,死就等于无梦的睡眠。加本特认识一位太太,她患重病死了两三个钟头,家人正要给她举办丧事,她忽然活转来了。此后她又活了三四年。据说她对于死也没有什么清晰的感觉。但有一点她和我那位朋友不同。她是一个意志力极坚强的女人,她十分爱她的儿女,她不能舍弃他们,所以甚至在这无梦的睡眠中她还保持着她的“求生的意志”。这意志居然战胜了死,使她多活了几年。诗人常说“爱征服死”。爱的确可以征服死,这里便是一个证据。若就我那位朋友的情形来说,那却是“科学把死征服”了。
像这样的事情倒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然而从死过的人的口里我们却不曾听过一句关于死的恐怖的话。许多人在垂危的病中挣扎地叫着“我不要死”,可是等到死真的来了时,他(或她)又顺服地闭了眼睛。的确这无梦的睡眠,永久的安息,是一点也不可怕的。可怕的倒是等死。而且还是周围那些活着的人使“死”成为可怕的东西。那些眼泪,那些哭声,那些悲戚的面容……使人觉得死是一个极大的灾祸。而天堂地狱等等的传说更在“死”上面罩了一个可怕的阴影。我在小孩时代就学会了怕死。别的许多人的遭遇和我的不会相差多远。
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怕死甘愿低头去做种种违背良心的事情。真正视死如归的勇士是不多见的。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布鲁诺上火柱不用说,这是指旧社会中说的。乔·布鲁诺是意大利伟大的思想家,因传播无神论,批评宗教和教皇的特权等等受到宗教的审判,1600年在罗马受火刑,活活地烧死在火柱上。……像这样毫不踌躇地为信仰牺牲生命的古往今来能有几人!
人怕死,就因为他不知道死,同时也因为不知道他自己。其实他所害怕的并不是死,我读过一部通俗小说即《四羽毛》,这是一本宣扬英帝国主义“功绩”的坏书。,写一个被百口称作懦夫的人怎样变成勇敢的壮士。这是一个临阵脱逃的军官。别人说他怕死,他自己也以为他怕死。后来为环境所迫,他才发见了自己的真面目。他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怕的却是“怕死”的“怕”字。他害怕自己到了死的时候会现出怯懦的样子,所以他逃避了。后来他真正和死对面时却没有丝毫的畏惧。许多人的情形大概都和这个军官的类似。真正怕死的人恐怕也是很少很少的罢。倘使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个,那么遍天下皆是勇士了。
“死”不仅是不可怕,它有时倒是值得愿望的,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休息,那才是永久的和平。正如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所说:“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来毁掉。”一些人从“死”那里得到了拯救。拉吉穴夫自己就是服毒而死的(在1802年)。还有俄罗斯的女革命家,“五十人案”中的女英雄苏菲·包婷娜后来得了不治之病,知道没有恢复健康的希望了,她不愿意做一个靠朋友生活的废人,便用手枪自杀。那是1883年的事情。去年夏天《狱中记》这是一个年轻人在美国监狱中十四年生活的记录。的作者柏克曼在法国尼斯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患着重病,又为医生所误,两次的手术都没有用。他的目力也坏了。他不能够像残废者那样地过着日子。所以有一次在他发病的时候,他的女友出去为他请医生,躺在病床上的他却趁这个机会拿手枪打了自己。四十四年前他的枪弹不曾打死美国资本家亨利·福利克,这一次却很容易地杀死了他自己。在他留下的短短的遗书里依旧充满着爱和信仰。他这个人虽然只活了六十几岁,但他确实是知道怎样生,知道怎样死的。
在这样的行为里面,我们看不见一点可怕或者可悲的地方。死好像只是一件极平常、极容易、极自然的事情。甚至在所谓“卡拉监狱的悲剧”这是为了给一个女囚人雪耻的同盟自杀,参加者女囚人三个(先死),和男囚人十四个。事情发生于1889年。雷翁·独意奇的《西伯利亚的十六年》中有详细的记载。里,也没有令人恐怖的场面。我们且看下面的记载:“……波波何夫与加留席利二人都吞了三倍多的吗啡,很快地就失了知觉。夜里波波何夫还醒过一次。他听见加留席利喉鸣,他想把加留席利唤醒。他抱着他的朋友,在这个朋友的脸上狂吻了许久。后来他看见这个朋友不会再醒了,他又抓了一把鸦片烟吞下去,睡倒在加留席利的身边,永闭了眼睛。”
谁会以为这是一个令人伤心断肠的悲剧呢?多么容易,多么平常(不过对于生者当然是很难堪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在美国内战的时期,曾在战地医院里服务,他一定见过许多人死,据他说在许多场合中“死”的到来是十分简单的,好像是日常生活里一件极普通的事情,“就像用你的早餐一样”。
关于“死”的事情我写了八张原稿纸,我把问题整个地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多少懂得了一点“死”。其实我果真懂得“死”吗?我自己也没有胆量来下一个断语。我的眼光正在书堆中旅行,它忽然落到了一本日文书上面,停住了。我看书脊上的字:“死之忏悔,古田大次郎。”日本东京春秋社出版(1926年)。
我不觉吃了一惊。贯串着这一本将近五百页的巨著的不就是同样的一个“死”字么?
“死究竟是什么呢?”
那个年轻的作者反复地问道。他的态度和我的是不相同的。他并不是一个作家,此外也不曾写过什么东西。其实他也不能够再写什么东西,这部书是他在死囚牢中写的日记,等原稿送到外面印成书时,作者已经死在绞刑台上了。我见过一张作者的照片,是死后照的。是安静的面貌,一点恐怖的表情也没有。不像是死,好像是无梦的睡眠。看见这张像就想到作者的话:“一切都完了。然而我心里并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很平静的。像江口君的话,既然到了那个地步,不管是苦,不管是烦闷,我只有安然等候那死的来临。”这个副词“安然”用得没有一点夸张。他的确是安然死去的。他上绞刑台的时候,怀里揣着他妹妹寄给他的一片树叶,和他生前所喜欢的一只狗和一只猫的照片。这样地怀着爱之心而死,就像一个人带着宽慰的心情静静地睡去似的。这安然的死应该说是作者的最后胜利。
然而我读了这两百多天的日记《死之忏悔》中的日记到九月十七日为止,作者于十月十五日受绞刑。日记原稿共三十三册。作者自己说只有第三十三册才是“真正的死刑囚的狱中记”,那是判决死刑以后的日记。据古田生前的辩护律师布施辰治在序文中说,这一册日记当局不许拿出去发表。然而后来它终于被领出来而且秘密出版了。我得到一册,曾读过一遍。书名是《死刑囚的回忆》,但在一·二八的沪战中被炮弹炸毁了。这一册的内容和以前的三十二册差不多,不过调子有点不同。写以前的三十二册时作者已经知道死刑是无可避免的了。然而判决究竟不曾确定。死虽然就在他的眼前,希望纵然极其微弱,却也不曾完全消灭。所以那时有疑惑,有挣扎,有呻吟,有眼泪。作者当时还不大认识死的面目。最后临到了写第三十三册,一切都决定了,从此再没有从前那种不安定,从前那种苦苦的挣扎。的确如布施辰治所说,确定了舍弃生命以后,心境和态度都是更为沉静,真有超越生死之慨。因此无怪乎有人会以为这一册“真正的死刑囚的狱中记”反不及以前的三十二册中文笔之清丽和表现之沉痛了。,我想到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在狱中等死的情形,我在字句间看出了一个人的内心的激斗,看出了血和泪的交流。差不多每一页,每一段上都留着挣扎的痕迹。作者能够达到那最后的胜利,的确不是容易的事。
“我感着生的倦怠么?不!”
“对于死的恐怖呢?曾经很厉害地感着。现在有时感到,有时感不到。把死忘记了的时候居多。只是死的瞬间的痛苦还是有点可怕。”
作者这样坦白地承认着。他常常在写下了对于死的畏惧以后,又因为发觉自己的懦弱而说些责备自己的话。然而在另一处他却欣喜地发现:“死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也是伟大的……”
后来作者又疑惑地问道:“死果然是一切的终结吗?死果然会赔偿一切吗?我为什么要怕死呢?”
“死并不可怕,只是非常寂寞。我为什么憎厌临死的痛苦呢?我想那样的痛苦是不会有的罢。”作者又这样地想道。
“我想保持着年轻的身体而死去。”这是作者的希望。
我不想再引下去了。作者是那样的一个厚于人情的青年,他有慈祥的父亲,又有可爱的妹妹,还有许多忠诚的友人。要他把这一切决然抛弃,安然攀登绞刑台,走入那寂寞的永恒里,这的确不是片刻的工夫所能做到的。这两百多天的日记里充满着情感的波动。我们只看见那一起一伏,一潮一汐。倘使我们不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地追随作者的笔,我们就不能了解作者的心情。
只有二十六岁的年纪。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而又不得不离开。不想死,而被判决了死刑。一天天在铁窗里面计算日子,等着死的到来。在等死的期间想像着那个未知的东西的面目,想像着它会把他带到什么样的境界去。在这种情形下写成的《死之忏悔》,我们可以用一个“死”字来包括。他谈死,他想了解死,他觉到死的分量,和我完全不同。他的文字才是充满着血和泪的。在那本五百页的大书里作者古田提出许多疑问,写出许多揣想,作者无一处不论到死,或者暗示到死。然而我却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一个结论。
其实这个答案,这个结论是有的,却不在这本书里面,这就是作者的死。这个死给他解答了一切的问题,也给我解答了一切的问题。
古田大次郎为爱而杀人,而被杀,以自己的血偿还别人的血,以自己的痛苦报偿别人的痛苦。他以一颗清纯的心毫不犹豫地攀登了绞刑台。死赔偿了一切。死拯救了一切。
我想:“他的永眠一定是安适而美满的罢。”我突然想起五十年前芝加哥劳工领袖阿·帕尔森司帕尔森司(1848—1887):美国芝加哥劳工运动的一个领导人。1886年5月4日芝加哥干草市场发生炸弹事件。帕尔森司是当日群众大会的一个演说者,因此被法庭悬赏五千元通缉。6月21日他到法庭自首。第二年11月11日与同志司皮司、斐失儿、恩格尔同受绞刑。1893年伊里诺斯省新省长就职,重查此案,发现真相,遂发出理由书,宣告法官枉法,并替帕尔森司等洗去罪名。这是帕尔森司上绞刑台前数小时内写成的诗。上绞刑台前做的诗了:到我的墓前不要带来你们的悲伤,也不要带来眼泪和凄惶,更不要带来惊惧和恐慌;我的嘴唇已经闭了时,我不愿你们这样来到我的坟场。
我不要送葬的马车排列成行,我不要送丧的马队,头上羽笔飘动荡漾;我静静地放我的手在胸上,且让我和平地安息在墓场。
不要用你们的怜悯来侮辱我的死灰,要知道你们还留在荒凉的彼岸,你们还要活着忍受灾祸与苦辛。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里面,只有我才应该来怜悯你们。
人世的烦愁再不能萦绕我心,我也不会再有困苦和悲痛的感情,一切苦难都已消去无影。
我静静地安息在坟墓内,我如今只有神的光荣。
可怜的东西,这样惧怕黑暗,对于将临的惨祸又十分胆寒。
看我是何等从容地回到家园!
不要再敲你们的丧钟!
我现在已意足心满。这篇短文并不是“死之礼赞”。我虽然写了种种关于“死”的话,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坦白地承认:“我还想活!”因为我正如小说《朝影》中的青年奈司拉莫夫所说:“我爱阳光,天空,春光,秋景;我爱青春,以及自然母亲所给与我们的和平与欢乐。……”1937年3月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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