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蚕

    我在中国“文坛”上混了五十几年,看样子今后还要混下去,一直到我向人世举行“告别宴会”为止。我在三十年代就一再声明我只是一名“客串”,准备随时搁笔,可是我言行不能一致,始终捏住我那枝秃笔不放,无怪乎后来激起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公愤”,他们将我“打翻在地,踏上一脚”,要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确把我赶出了文坛。我自己没有办到的事他们办到了,这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吧。但可惜不多久“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忽然无踪无影,我说不出他们躲到哪里去了,不过我知道有不少的人真想一口一口地咬他们身上的肉。
    由于读者们的宽大,我又回到了文坛。我拿起了被夺去十年的笔,而且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阔别十七载的友好邻邦。对日本朋友、对日本读者我也说我不是文学家,我缺乏文学修养,但是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我把心掏出来交给朋友,交给读者。我对一位日本作家说,我不是文学家,所以我不用管文学上的什么清规戒律。只要读者接受,我的作品就能活下去。文学事业是人民的事业,而且是世界人民的事业,这个事业中也有我的一份。除非我永远闭上眼睛,任何人也不能再一次夺走我的笔。
    我从日本回来,有人紧张地告诉我某某“首长”做了报告,某某“首长”讲了话。有人担心地问我:“你看会不会收?”我笑笑。长官讲话,做报告,都是正常的事。奇怪的是有些作家喜欢伸起头辨风向,伸起鼻子闻闻空气中有什么气味,以便根据风向和气味写文章。这样的作家并不是我们国家的特产,别的国家也有,只是各人的想法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的是另一种行情。写文章不动自己的脑筋,却依照上级的指示下笔,其实这种事古已有之,至少我小时候就见过,我父亲在广元县做知县的时候,他就叫人照他的意思写文章,例如送某某太夫人的“寿序”之类。后来民国成立了,我二叔在家开办“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姓郑的书记(当时的确称“书记”),我常常去事务所同他下象棋,我就看见我二叔交给他写应酬文章的任务,二叔怎么说,他就怎么写。在成都正通顺街有我的老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到成都,由于亡友李宗林市长的安排,我在我十几岁时的住房窗下徘徊了十多分钟。李宗林同志后来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悲惨死去,与我有关的房屋大概已经拆光,半个多月前我在京都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送给我一叠他拍摄的照片,我只认出来一棵树和一口井。就在这个老家里我几十年前读到一本《醉墨山房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璠的遗著,倘使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文集里有几篇像《圣寿六旬赋》、《徐母李太宜人寿序》这样的文章,都是他替别人写的或者按照他的上级的意志写的作品,我当时读了就起反感,一直保留住这样一种想法:为了吃饭而活着、为了吃饭而写文章是很不幸的事。但我的曾祖并不是一个作家。一九二七年春天我在巴黎开始写小说,我的启蒙老师是《忏悔录》的作者卢骚(梭),我当时一天几次走过他的铜像前,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讲真话,讲自己心里的话。最近我以中国作家的身份访问日本,同日本朋友交谈起来,我讲的仍然是这样几句话。日本朋友要我谈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我的经验很简单,很平常,一句话:不说谎,把心交给读者。
    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是一个住在巴黎拉丁区的中国穷学生,我没有长官,也没有上级。今天在探索了五十年之后我虽然伤痕遍体,但是我掏出来交给读者的仍然是那一颗燃烧的心,我只能写我自己心里的话,而且是经过反复思考之后讲出来的话。我从小就喜欢李商隐的一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有人引用时把它改做“春蚕到死丝不断”,改得也好。在广元县我母亲带着我两个姐姐养蚕,我看见蚕茧在锅里煮着,还不断地吐出丝来,可见春蚕到死丝也不尽。七十年来这个景象常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这一次访问日本,我每天睡得晚,想得多,住在现代化的客房里,我不开电视机,也不听音乐,我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深思苦想,给每一天的活动作总结。我们对谈时日本剧作家木下顺二先生向我提出退休的问题,他说在日本像我这样年纪的作家可以放下笔隐居了,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很可能在半开玩笑,因为同我相熟的几位日本作家比我小不了几岁,今天却仍然十分活跃。木下先生的一句话引起了我不少的回忆。在广岛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豪华旅馆里我写成第二篇讲话稿《我和文学》,回答了木下先生:我决不放下我的笔。这些时候我一直摆脱不掉锅里蚕茧的景象。我说:我写作一不为吃饭,二不为出名。我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
    但是到现在为止蚕只能吐自己的丝,即使是很有本领的现代化养蚕人吧,他也不见得能叫蚕替他吐丝。
    现代科学正在迅猛发展,真是前程似锦!一个人倘使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一个作家倘使不照自己思考写作,不写自己心里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让位给机器人,这是可以断言的。
    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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