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可畏

    一年来我几次在家里接待来访的外国朋友,谈到我国文学界的现状,我说,这几年发展快,成绩不小,出现了许多好作品,涌现了一批有才华、有见识、有胆量的中青年作家,其中女作家为数不少。
    外国朋友同意我的看法。最近来的一位瑞典诗人告诉我,他会见了几位女作家,还读过中篇小说《人到中年》。
    我说的是真话,我真是这样想的。评论一篇小说,各人有各人的尺度。我说一篇作品写得好,因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生活,因为它打动了我的心,使我更深切地感觉到我和同胞们的血肉相连的关系,使我更加热爱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善良、勤劳的人民。我读了好的作品,总觉得身上多了一股暖流和一种力量,渴望为别人多做一点事情。好的作品用作者的纯真的心,把人们引向崇高的理想。所以我谈起那些作品和作者,总是流露出感激之情。
    一年来我在家养病,偶尔也出外开会,会见过几位有成就的女作家。论成就当然有大有小,而我所谓的成就不过是指她们的作品在我身上产生了感激之情。她们不是几个人一起来找我的,有的还是我意外地遇见的,交谈起来她们都提出一个问题:“你过去做作家是不是也遇到这样多的阻力,这样多的困难?”
    问话人不是在做“作家生活的调查”,也不是在为作家深入生活搜集资料,她们是用痛苦的语调发问的。我觉得她们好像在用尽力气要冲出层层的包围圈似的。我知道事情比我想象的更严重,但是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只是简单地安慰她们说:“不要紧,我挨了一辈子的骂,还是活到现在。”我就这样地分别回答了两个人。我当时还认为自己答得对,可是过了不多久,我静下来多想一想,就明白我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了沉静的、布满哀愁的女性的面颜。我记起来了,一位作家两次找我谈话,我约定了时间,可是我的房里坐满了不速之客,她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后来才知道她处在困境中,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鼓励和支持,我却用几句空话把她打发走了。
    我责备自己,我没有给需要帮助的人以助力,没有做任何努力支持她摆脱困境。我太天真了,我以为像她这样一个有才华、有见识、有成就的作家一定会得到社会的爱护。可是几个月中各种各样的流言一次一次地传到我的耳里,像粗糙的石块摩擦着我的神经,我才理解那几位女作家提过的问题。那么多的叽叽喳喳!那么多的哗哩哗啦!连我这个关心文学事业的人都受不了,何况那几位当事人?!
    三十年代我只能靠个人奋斗和朋友关心活下去的日子里,一位有才华、有成就的电影女明星因为“人言可畏”自杀了。但是在个人奋斗受到普遍批判的今天,怎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言”?而“人言”又是那么“可畏”?
    文明社会应当爱惜它的人才,应当爱护它的作家。如果没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如果拿不出优秀的现代文艺作品,单靠大量的出土文物,也不能说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跟一切带封建性的东西划清界限。那么对那些无头无根的“人言”,即使它们来势很猛,也可以采取蔑视的态度,置之不理吧。五六十年来我就是这样应付过去的。甚至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我还成为“人言”的箭靶,起先说我结婚大宴宾客,宣传了将近两年;最近又说我“病危”,害得一位老友到了上海还要先打听我家里有无“异状”。我总是要“病危”的,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手边还有未完的工作。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说服那位女作家,使她接受我的劝告。她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去南方疗养,听说又在那里病倒了。我不熟悉她的情况,我还错怪她不够坚强。最近读了她的小说《方舟》,我对她的处境才有了较深的理解。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竟然是这样的吗?”可是我所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里的确有很多封建性的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小说结尾的一句话:“做一个女人,真难!”
    但是这种情况决不会长期存在下去。《方舟》作者所期待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一定会成为现实。我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拿出更大的勇气,为读者写出更好的作品。
                                                五月十六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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