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现实主义

    二月十四日《大公报》头版头条新闻有一个这样的标题:《北京惩处作恶衙内》。原来在上海有三名“强奸、流氓犯”给判了死刑,其中有两名是高干子弟。到十九日这三名犯人真的给送往刑场枪决了,于是大家拍手称快,说是“大得人心,大快民意”。这几天到处议论纷纷,没有人不关心这件事情。当然各有各的看法,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还不会有一致的意见。我也读了各报评论员的文章,它们对我很有启发。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有两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先说第一个,那就是关于“衙内”的。我最早知道衙内是从施耐庵的《水浒》来的,我读这部小说时不过十二三岁,林冲的故事使我入迷,我爱英雄,所以我憎恨高衙内父子和陆谦、富安之类的走狗,可以说印象很深,至今还忘不了。我还看过一些公案小说,如《彭公案》、《施公案》,书中也有强占民女的恶霸、衙内、采花贼等等,这类人在地方戏中,我也见到不少,他们都不是单干户,大都没有好下场。我从未想过要做他们那样的人。解放后衙内仍然常在戏曲舞台上出现,而且似乎更多了些,可能是为了反映旧社会的黑暗、腐败的现象吧。但是我过目就忘,今天还在我眼前“活灵活现”的就只有一个杨衙内,那是由于川剧名丑笑非同志精彩的演技。这出戏叫《谭记儿》,人物还是从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望江亭》里来的。一个高衙内,一个杨衙内,刻画得十分逼真,非常出色,却都是元代作家塑造出来的人物。我很奇怪这两位大作家当时怎样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居然写出了几百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活动”的人,即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衙内坐摩托车或者小轿车,开家庭舞会,住高级宾馆是关、施两位所梦想不到的,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始终跳不出那两位作家的掌心。作为一个读者,我理解关、施二公当初塑造那两个衙内是在鞭挞他们,批判他们,绝非拿他们做学习的榜样。可是现在偏偏有人要学他们而且学得很像,好像两部作品就是为这些人写的一样,人物的思想、感情、心境、人事关系又是那么近似。我读报上发表的几篇报道,有些地方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明白,总觉得有些话没有讲出来,后来我想起《水浒》,找出来翻了翻,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我才恍然大悟。
    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难道不就是讲真话的作用吗?……难道不就是现实主义作品的伟大成就吗?
    我今天才理解现实主义的威力。可怕的现实主义!
    然而现代的衙内究竟是怎样“成长”起来的?这个问题我仍然没有完全解决,我还在思考。
                                              二月二十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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