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棚”

    别人说我坚强,其实我脆弱,或者可以说有时也很软弱,举一个例子:春节期间在电视节目里一连几天听见人唱“样板戏”,听了几段,上床后我就做了一个“文革”的梦,我和熟人们都给关在牛棚里交代自己的罪行。一觉醒来,心还在咚咚地跳,我连忙背诵“最高指示”,但只背出一句,我就完全清醒了。我松了一口气,知道大唱“样板戏”的时代已经过去,牛棚也早给拆掉了,我才高兴地下床穿衣服。
    第二天有位朋友来找我。我谈起这个梦,他笑着说:“还是那句老话:你心有余悸嘛。”这朋友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遭遇比我的好不了多少。他的笑却引起我的反感,我反问:“难道你就没有余悸?”
    他收敛了笑容,过了一会,才说:“五十年代,我万万想不到会有‘文化大革命’。今后,我又能够向你保证什么呢?我只能说我决不再进牛棚。”
    “那么你是想消极抵抗吗?”
    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倘使没有牛,那么也就用不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天将了。”
    我们又谈到所谓衙内的一些事情,当时衙内尚未处决,但关于判决的各种小道消息已经在社会上传开。他认识两衙内中的一个,但并不熟,他说:“是不是可以说他也是受害者?”
    “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受害者吗?”我问。
    “不,我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可以这样说吗?”
    “为什么?”
    “因为那些年他们让这个‘大革命’抓在手里,抛来抛去,一上一下,一下一上。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不甘心,存心向别人报复,干出了种种坏事。”
    “不,我不同意。你我不是也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吗?”
    “你我不同,你我是长了尾巴的知识分子。他们出身好,父母为人民立过功。”
    “那么是不是你我还要进牛棚割掉尾巴?”
    他没有做声。他似乎回答不出来了。
    客人告辞以后,我还坐在沙发上胡思乱想。
    “难道我还要准备再进牛棚吗?”我越想越糊涂了。
                                                      二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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