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金译文选集》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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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联书店准备为我出版一套译文选集，他们挑选了十种，多数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多年未印了。他们也知道这些书不会有大的销路，重印它们无非为了对我过去在翻译工作上的努力表示鼓励。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可是说真话，在这方面我并无什么成就。
我常说我不是文学家，这并非违心之论。同样，我也不是翻译家。我写文章，发表作品，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希望我的笔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起一点作用。我翻译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过是借别人的口讲自己的心里话。
所以我只介绍我喜欢的文章。
我承认自己并不精通一种外语，我只是懂一点皮毛。我喜欢一篇作品，总想理解它多一些，深一些，常常反复背诵，不断思考，根据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文笔表达原作者的思想感情。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不用说，我的努力始终达不到原著的高度和深度，我只希望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
我并不满意自己的译文，常常称它们为“试译”，因为严格地说它们不符合“信、达、雅”的条件，不是合格的翻译。可能有人说它们“四不像”：不像翻译，也不像创作，不像外国前辈的作品，也不像我平时信笔写出的东西。但是我像进行创作那样把我的感情倾注在这些作品上面。丢失了原著的风格和精神，我只保留着我自己的那些东西。可见我的译文是跟我的创作分不开的。我记得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过我：作家一般只搞创作，为什么我和我的一些前辈却花费不少时间做翻译工作。我回答说，我写作只是为了战斗，当初我向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进攻，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我需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可以向更多的武术教师学习。我用自己的武器，也用拣来的别人的武器战斗了一生。在今天搁笔的时候我还不能说是已经取得多大的战果，封建的幽灵明明在我四周徘徊！即使十分疲乏，我可能还要重上战场。
回顾过去，我对几十年中使用过的武器仍有深的感情。虽然是“试译”，我重读它们还不能不十分激动，它们仍然强烈地打动我的心。即使是不高明的译文，它们也曾帮助我进行战斗，可以说它们也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我感谢三联书店给我一个机会，现在的确是编辑我的译文选集的时候了。
二
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在创作上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预告要写的小说不曾写出来。在翻译方面我也没有完成自己的计划，赫尔岑的回忆录还有四分之三未译。幸而有一位朋友愿意替我做完这个工作，他的译文全稿将一次出版。这样我才可以不带着内疚去见“上帝”。前一个时期我常常因① 《巴金译文选集》，一九九○年一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坐立不安，现在平静下来了。没有做完的工作就像一笔不曾偿还的欠债，虽然翻译不是我的“正业”，但对读者失了信，我不能不感到遗憾。
有些事我做过就忘得干干净净，可是细心的读者偏偏要我记起它们。前些时候还有人写信问我是不是在成都出版的《草堂》文艺月刊上发表过翻译小说《信号》。对，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信号》是我的第一篇译文。我喜欢迦尔洵的这个短篇，从英译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中选译了它，译文没有给保存下来，故事却长留在我的脑子里。在我的头一本小说《灭亡》中我还引用过《信号》里人物的对话。三十年后（即五十年代初）
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第二次翻译了它。我爱它超过爱自己的作品。我在它那里找到自己的思想感情。它是我的老师，我译出的作品都是我的老师，我翻译首先是为了学习。
那么翻译《信号》就是学习人道主义吧。我这一生很难摆脱迦尔洵的影响，我经常想起他写小说写到一半忽然埋头痛哭的事，我也常常在写作中和人物一同哭笑。
可以说我的写作生活就是从人道主义开始的。《灭亡》，我的第一本书，靠了它我才走上文学的道路，即使杜大心在杀人被杀中毁灭了自己，但鼓舞他的牺牲精神的不仍是对生活、对人的热爱吗？
《寒夜》，我最后一个中篇（或长篇），我含着眼泪写完了它。那个善良的知识分子不肯伤害任何人，却让自己走上如此寂寞痛苦的死亡的路。他不也是为了爱生活、爱人……吗？
还有，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花了八年的时间写成的《随想录》不也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三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愿意做一个普通人。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
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
从一九二二年翻译短篇《信号》开始，到一九八二年摔断左腿为止，六十年中间我译出的作品，长的短的加在一起，比这套选集多好几倍。作者属于不同的国籍，都是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我和他们之间有不小的距离，我没有才华，没有文采，但我们同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
别的我不多说了。
巴金1988 年4 月22 日。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298—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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