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牺牲在电椅上的“先生”
-
不久，尧棠迁居。他原和他的好友卫惠林同住。这次搬到吴克刚住的一幢大楼里，但还是那么一家古旧的旅舍，房间还是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他还是靠自己房间里的煤气灶烧饭吃，每顿还总是一些洋山芋之类的蔬菜，加上固体酱油和两片面包。
有一天上午，尧棠从图书馆回来，在旅舍大门口正碰着亚丽安娜。尧棠知道她和吴克刚关系亲密，她是来找克刚的。这个有着金色头发的女郎平日愉快的笑容不见了，今天的脸色是忧郁而又悲哀的。她递给尧棠一封给吴克刚的信，要尧棠交给吴。尧棠问她：“不上楼去坐坐吗？”她苦笑了一下，说：“有急事，不打扰了。”尧棠上了楼，先到吴克刚住处，只见门虚掩着，推开门，见克刚正伏在案头写字。他喊了一声，“老吴，亚丽安娜有信给你。”吴克刚连忙站起来接信，样子很兴奋，但当他把信拆开看后，脸色立刻变得苍白，声音颤抖，痛苦地说道：
“她被驱逐了！”
啊，这个金发女郎向他们说过，她曾在许多国家流浪，如果她在巴黎再被驱逐出境，就没有地方可以让她居住了。现在她怎么办？吴克刚告诉尧棠，她在信中说她只好冒着危险，回到华沙去，说不定她一回到祖国，波兰法西斯政府就会将她逮捕。她家中的几个亲人都先后牺牲了，这次她回去，即使不被逮捕，她的生活将怎样过？尧棠很替她焦急，克刚心中更加难受。亚丽安娜信中告诉克刚，她们一共有五六个人被驱逐出境，其中四个已被迫当天离开了巴黎，只有她一个允许再逗留三天，她急于向各方面联系，已没有时间与他长谈了，只希望他留给她一件纪念品，让她带回国去。
尧棠回到自己房间里，心中茫茫然，在煤气灶上胡乱烘了点东西吃后，就又孤独地上街散步。他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在马路上彷徨着。他感到疲倦，又觉得无所适从。好像这世界尽发生一些使人悲哀的事，令人绝望。他非常同情亚丽安挪的处境，也为他的好友吴克刚悲伤。但他毫无办法帮他们的忙。他茫茫然走进一家有许多法文书的书铺。他对英文书更感兴趣，因为他的英文要比法文熟练得多。在英文书架上，他一本本地翻看着，忽然看到一本书，是一个意大利的鱼贩子叫凡宰特写的小书，中间有一段话，映现到他的眼里，立刻又深入到他的心灵中：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得到发展。”
他觉得这话讲得太好了，太符合他的愿望了。他把这本书交给了店员，向他付了钱，把书买了回来。同时又买了二三本与这鱼贩子有关的书，只花几个白天和晚上的工夫，就把它读完了。他发誓要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因为在他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巨人的形象，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可敬可亲的长者，是个不平凡的人。
凡宰特是十九世纪末叶意大利一个农民的儿子，他自幼很爱读书，但因为贫困，十三岁就外出做工。在他亲爱的母亲去世后，他便离开自己的祖国，到美国去找生路，但是他把纽约街头走遍了，却始终找不到工作。那时美国正发生经济危机，穷人露天睡觉，白天在垃圾桶里捡白菜叶子吃。凡宰特只好到乡镇去碰运气，但是工厂、田庄都回答他没有工作做。饥饿把他累坏了，他的身体已变得弱不禁风，最后终于投身到制砖厂、石矿厂去做小工，生活
困苦，工作繁重，但他还是坚持读书。他研究了克鲁泡特金、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志尼的《人权论》。在现实生活中，他懂得了怎样去爱别人，去同情别人，他也明白了什么是阶级意识，那些人和自己一样，是靠微小的工资养活自己的人。明白了这些以后，他就再也不做被奴役的牲畜，而要求做堂堂正正的人了。由此他还结交了很多朋友，相互的理想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此后，凡宰特又到纽约去，在那里的饭店、旅馆里做工，尽管他很勤劳，工作也很出色，不久都被辞退，最后到普立毛斯。在那边的所有公共事业中，几乎都有他的劳动和踪迹，而在制绳公司的工作过程中，由于他在一次罢工风潮中进行活动，又被辞退，而且从此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因为老板们发现他常在工人集会中演说。他由此不得不改行，成为一个工作比较自由的鱼贩子。1920年5月，即在凡宰特三十二岁那年，当他正准备召集群众大会抗议他的一个同志在警察暑被害事件时，他突然被捕了。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好友萨珂。
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波士顿的法窿已把一个凶恶的罪名，加在凡宰特和萨珂的头上。他们说他俩是一桩抢劫案的凶犯，并判他们死刑。法庭拿不出罪证，只说他俩有“犯罪的意识”。凡宰特在牢狱中写的自传中还说：
“我的心里萌发着博爱的根，怀着对人类的爱。我从众人的自由中去追求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去追求幸福，我用我的诚实的血汗挣来我的面包，我的手上从不曾沾过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是极其洁白的……我相信人们很难完全控制自己，但真正的智慧在于宽容……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得到发挥……我以我的慧眼，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了。”
尧棠读了这部传记，心中像雨后的晴空，豁然开朗，他不但下决心要把它翻译出来，而且他控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还动笔给这个正被关禁在波士顿监狱里的受难者写了一封长信。这时，这两个意大利工人，在美国死囚牢里已被关禁了六年。六年前，他们被诬为杀人的抢劫犯，上诉八次都被驳回。鱼贩子凡宰特和鞋匠萨珂终于被宣告将在7月10日处以电椅烧死的极刑，全世界都震动了，各国报纸都刊登了要求伸冤的群众来信。巴黎街头墙壁更是贴满了各种海报，在尧棠住的那条寂静的街上，旅舍对面的咖啡店门口，就有人张贴了《死囚牢中的六年》的大幅广告，印着“讲演会”、“援救会”、“抗议会”的开会日期。有的马路墙上，还摘录了凡宰特在自传中写的话。虽然如此，波士顿法庭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当时有一个杀了银行会计的凶手马结诺司在法庭上供认，他和几个同伴是1920年制鞋工厂谋杀事件的凶手，这就证实此案与凡宰特、萨珂两人完全无关。如果法庭能根据这个供词重新审讯一次，那么这两个意大利工人就可以平反出狱了。但是法庭竟不肯受理。消息传出，尧棠更为悲愤，他在几年以后回忆当时自己的心情，说：“我是怀着一种感动而紧张的心，像到耶路撒冷进香的耶稣教徒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静的屋子里，用大张的信纸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
尧棠的信发出去了，信是寄到波士顿，请萨、凡援救委员会转交，然后，自己又怀着恐惧等着7月10日这个可诅咒的日子到来。那时法国的声援运动十分热烈，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巴比塞和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发表了宣言，反对对这两个人判处死刑。报纸有关他们的消息也越来越多，经常看到有妇女和儿童为这两个囚犯呼救，同时又看到这个鱼贩子又从监狱里不断地向世
界各地发信。
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邮递员给尧棠送来一份邮件，那是一包书和一封信，是从美国波士顿寄来的。啊，那是凡宰特从监狱里寄来的复信。信纸共有四大张，每张都是两面写的，他用恳切的话来安慰、勉励尧棠，请他“不要灰心，要高兴”。他还向这个热情的中国青年，谈起人类的进化和未来的形势，还谈起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札克以及其他许多人。后来他又说：他应当使尧棠明白这一些，提高自己的勇气，以应付面临的生活的斗争。他谆谆叮嘱尧棠，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随着凡宰特的信寄到，救援委员会还给尧棠寄来凡宰特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宣传品。
尧棠的感动是不言而喻的。他痴痴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梦。他把这封信读了又读，他觉得一个革命者能在临刑前夕这样地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的前途，这种精神是多么可贵，还有什么比这封信更使人感动呢？他流着泪，马上又给这个波士顿囚犯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有了生活的勇气了，自己再也不怕有一天会灭亡了。同时他又加了一把劲，很快把那本寄来的《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译了出来，并寄给上海一家杂志发表了。后来收集在《断头台上》一书中。
就在这个令人坐卧不安、无限焦虑的时刻，尧棠在他的练习本上，写了《灭亡》的第十一章《立誓献身一瞬间》。在那里，他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李静淑的话，来表达了他当时自己的心声：
“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也就在这个时候，尧棠的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亚丽安娜的四个朋友当天就被逼离开了巴黎，亚丽安娜还容许有三天的逗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形势稍趋缓和，亚丽安娜又被允许暂时留一个时期，而那时吴克刚却先回国了，亚丽安娜是在吴克刚走后才离开巴黎的。在他们两人离开巴黎之前，尧棠去医院里检查身体，发现旧病复发。医生劝他到乡下休养。当时法国农村生活费用较低，中国许多留学生大都到巴黎郊区过暑假。吴克刚在离法前为他介绍了沙伦河畔一个小城沙多一吉里的熟人。那边有一个拉封丹中学，可供他寄宿，还可以有机会学法文。在他临去沙城前一天，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说美国麻省省长迫于世界人民的强大呼声，不得不把凡宰特、萨珂两人的刑期推迟一个月。尧棠看见一家咖啡店门口，人们正在互相握手，庆祝这个消息的到来。人们相信，新由麻省省长聘请组成的“顾问委员团”三个委员——哈佛大学校长、麻省工艺专门学校校长和一个退职的老法官，他们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尧棠来到玛伦河畔的沙城，这是1927年夏天。这个小城在巴黎东约一百公里的地方，附近河边有树林可以散步。他住在拉封丹中学里，环境比较安静。他在那边养病，同时补习法文，还看了很多书，并根据英文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八月初的玛伦河畔，气候温暖，天空明朗，有一天，尧棠从树林里散步回来，接到凡宰特7月23日寄出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开头就说：“青年人是人类的希望，”接着他依旧用非常乐观的笔调谈未来，他认为只要我们不灰心，不绝望，努力前进，变革总有一天会到来。这封信是麻省省长宣布对他
们的刑期（7月10日）推迟一个月后写的，而现在新的限期（8月10日）又快到了！
尧棠焦急地等待着从美国来的消息。但是小城没有晚报，也没有人能接到什么电报，他的周围只有几个一起从巴黎来的同学——学哲学的安徽朋友詹剑峰，曾在巴黎一家工厂从事制图工作的山西朋友岳煐，和后来不幸自杀的巴恩波，这些人都是中国留学生，他也无从向他们打听消息。他只能坐在书桌上翻阅旧报纸，读到美国有一个小说家派苏司，曾到监狱去访问凡宰特写下的文章：
“凡宰特坐在一张凳子上，身体粗大，但精神很平静。他有浓密的胡须，微笑时却不抖动嘴唇。我向他致问候之意，他说，他身体很不好，原该更勤苦工作，因要写的东西太多，每天花三个钟头时间读报、写信、作文，其余的时间则在工厂从事制造汽车铁板劳动。他又说，在监狱里写东西很困难。以前在劳动十个钟头左右以后还能坐下来写，很少错误，现在不行了，在囚室写作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反复修改，因为条件差，心思不集中。
“我们在谈到一些教士、牧师攻击他的宣言时，他说那是因为他是个无神论者，如果现在他去向他们谦卑地说：神父呵，我现在忏悔了，请赦免我吧！那他们便会帮助他的。……
“凡宰特又说：他拒绝一切宽恕减刑等等的请求。他本来就是无罪的，为什么要求宽恕减刑呢？他说话时很安静，声音一点也不发抖。”
这些旧报还登载着法国援救会的两份电报，一份是给萨珂的：“刚刚读了你给你小女儿的告别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动了。人家读了这封信以后，还能够杀你吗？我们爱你，我们怀着希望。”另一份电报是给凡宰特的：“我们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不相信美国就会立在反对的地位。你们要活着。你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跟你拥抱，并且替我们吻你。”
这些报道，尧棠虽然过去读过，但今天重读，仍无法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他再次找出自己的练习本，在空页上随着自己的思想匆匆地写着：
“革命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我实在不能够再忍耐了。
“……如果杀能够建立起崇高的理想，带来人类的幸福，那么为什么人类至今还会被囚在一个圈子里互相吞噬、互相残杀呢……”
这些当时匆匆写下来的话，后来都用来写在《灭亡》的第三章和第二十章上。
8月11日下午，尧棠读当天巴黎的日报才知道，这两个意大利无辜者，美国麻省当局又把他们的死刑执行期推迟了二十天。这些报纸把这条新闻作头条，有的还以整版篇幅刊登有关这方面的读者来信、专家言论及各界人士的愤怒抗议书，要求把他们立刻释放。有家美国报纸还报道最近一个时期的美国当局的窘相，说他们的国旗在世界任何地方挂起来时，就要派人加以保护，否则就有被撕破的危险。至于美国驻各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就更不必说了，他们几乎天天受到群众的包围。
尧棠看了这些报道，不觉松了口气，他以为这两个他所崇敬的人，他们的生命不致再受到什么威胁了。他不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谋害他们，特别那个哈佛大学的校长，他怎么能同意自己去充当杀人犯呢？
谁知事情出乎意料，1927年8月22日，波士顿法庭中的刽子手，在黑暗的午夜，把这两个代表着“二十世纪良心”的意大利工人准时推上电椅，
执行了死刑。波士顿的午夜，是巴黎的早晨5点钟，法国报纸还来不及在当天报上发表这则突如其来的新闻，他们只好在23日中午发了一次号外。尧棠这时在巴黎一百里外的沙多一吉里城，到24日下午才在当天的巴黎《每日新闻》上读到这个使人震惊的消息。消息一开头就说：“罪恶完成了！两个无罪的人为增加美国官僚的光荣而牺牲了！”还有的报纸在第一版上写着这样的大字：“全世界的良心为两个无罪的人的死而变成黯淡。”还有的报纸发表言论，他们说：“无罪的人被法庭执行了死刑，有罪的人，你们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尧棠的一个朋友，从巴黎给他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两个无罪的人已经死了。但在等着的是那些有罪的人的死！我告诉你时间不会等候得很长的！”
尧棠绝望地在屋子里踱了半天，那时他一个人住在学校饭厅楼上一个大房间里，学校还没有开学，周围环境非常安静，但是他的心却异常激动，他所敬爱的凡宰特，那个曾从波士顿监狱，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他写过两封长信的鱼贩子，现在与另一个革命者萨珂，一起被资产阶级杀害了。尧棠一天没有出门，但他仍仿佛看见在街头，在公园，在咖啡店里，在各处都有人民在流泪，在哭泣，在控诉，在呼喊。明亮的天空忽然变得阴暗起来，好像太阳也为这两个无辜的人挂起了黑纱，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沉落。但他又仿佛听见凡宰特在向他诉说：
“不要灰心，要高兴起来！青年是未来的希望！”他觉得，他也需要控诉。他写了一天的信，寄到各处去，向那个“金圆国家”提出抗议。但是这样，他的心还是没有得到平静。他又一连几天，在他的练习本上，写了《灭亡》的第十七、十八、十九章。
不久，尧棠又从报上了解到萨珂和凡宰特临刑时的神情。据说当晚10点48分，狱吏来通知，说他们要在今晚受刑了。萨珂在深夜1点11分被带进刑场，他的身体异常衰弱，然而两眼放光，以坚定的脚步走到电椅上坐下。他用意大利语叫道：“革命万岁！”然后用英语说：“别了，我的妻子，我的小孩，别了，我所有的朋友。”最后他讲了一句：“别了，妈妈。”电流即开始通过他的身体，到1点19分，医生才宣告他气绝身死。狱吏刚把萨珂的尸首搬到一个屏风后面，凡宰特便被带进来了。凡宰特异常平静，不露丝毫惊恐之色。一进刑场，他便向电椅走去。他握了狱吏的手，向他说：“谢谢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他便向旁观者说道：“诸君，我愿意告诉你们，我是无罪的。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什么罪都不曾犯过。”最后他说：“我愿意宽恕那些对我不好的人。”他还想把话说下去，但是刽子手已把盔兜笼罩在他的头上了。过了六分钟，他的生命就不再存在。
一个时期以后，尧棠译完了鱼贩子凡宰特的自传。他在那本传记的前面，写了一篇题目叫“呈献给吾师凡宰特”的短文，作为“代序”。那短文说：
“……你在电椅上，在临刑的一瞬间，还像神话上的耶稣那样高呼‘宽恕’。我知道在你的那一颗爱字铸成的心中是没有‘憎’和‘报复’存在的。……然而现在我要跪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宽恕。吾师呵，原谅我，……至少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
凡宰特是尧棠接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又一个“先生”。但是，尽管尧棠非常崇敬凡宰特，对凡宰特的信仰从未发生过怀疑，而尧棠还是从凡宰特的被诬受害经过，接受了教训。“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这样的人道主义，才更接近于卢梭的精
神。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尧棠回国，很自然地接近鲁迅，并被鲁迅认为“是一个有热情的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因为他们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后来也说过：“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他的人道主义就在于爱憎分明，是非清楚。宽恕是有一定范围的，“损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恕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与尧棠的“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用手机扫一下二维码，在手机上阅读或分享到微信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