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家庭与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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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给每个家庭带来了变化。霞飞坊的一百多户人家，因为人民政府的建立，人心渐趋稳定，人们不再为了保证市值，忙于把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急急地上街去换取银元。现在，有孩子的人家，几乎都有了腰鼓，这玩意儿即使不带它上街去参加庆祝游行，放在家里让孩子敲敲，也似乎能增加大人们的兴头：说实在，那时节，凡是上了学的儿童，个个都会哼那支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住在五十九号的巴金家里没有例外。萧珊持家，再也不担心大米与煤球涨价，她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看管四岁的小林身上。现在，这孩子已经能跟着邻居孩子一边唱歌，一边跳橡皮筋。自从懂人事以后，她的印象中爸爸总坐在三楼窗口写字台旁写字，或者横躺在二楼沙发上看书，一有空便逗着她玩，有时家中缺了保姆，爸爸就帮着妈妈生炉子，却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天天不在家。“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有时，小林就难免有这样的问话。在这时，萧珊就拿起报纸，从新闻报道中，找到北京开会的消息，揣测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巴金哪一天才能回上海。
这时萧珊已经怀孕。她希望有个男孩，而巴金却盼望为小林添个妹妹，为她作伴，以减轻孩子的寂寞。确实，自从解放后，巴金忙多了，即使在上海，也总在外开会。幸而萧珊有个知心朋友萧荀，她经常来霞飞坊帮助萧珊料理家务，使萧珊在寂寞的日子里也有个能够谈心的伙伴。萧荀是一九四四年与萧珊结识的。她本是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大女儿李国煜的同学，战时曾到重庆沪江大学读会计系，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过。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上海，她跟着来上海，在圆明园路沪江大学读夜校，住在巨籁达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里，仍在出版社工作。巨籁达路离霞飞坊不远，她一有空，就来看萧珊。当小林幼小时，刚学会讲话，就能迎着萧荀叫“好姐姐”。那时巴金刚在这里建立起家庭，经常有不少客人来谈天，有时还留下来吃饭，靳以、师陀、王辛笛、李健吾、黄裳等人都是常客。那时家里虽有保姆，萧珊还是自己喂奶，忙得团团转，连巴金有时也不得不放下笔来做点细事，甚至孩子把大便拉在地上，他也只好自己拿上一叠草纸把大便揩掉，丢到马桶里去。那时节萧荀就成了萧珊的好帮手，至少她抱着小林逗她玩，可以让萧珊在忙乱中用不到多费手脚。
萧珊经过几年家务锻炼，已不像初建家庭时那样生炉子都要巴金给她摇扇于。她操持家务，既勤奋又懂得节约，不少邻居都称赞她是个好主妇；但她到底出身大家，有时有什么事不如意，还不免闹点情绪，这时巴金就放下手中的书，下楼来耐着性子给她做思想工作，或者干脆帮着她做点家务劳动。凡是知道五十九号家庭情况的人都说，巴金比萧珊更有耐性。巴金只有在别人把他书桌上堆着的书翻乱时，才可能发脾气。
原来巴金在做单身汉的时候，就欢喜买书。二十年代后期在法国，不论在巴黎，还是在沙多一吉里，他都跑书店；三十年代到日本，他在横滨和东京也买了不少书。回到上海，人家在他的闸北宝山路宝光里那个亭子间里，看到凡是可以放东西的地方，都放着书。现在，霞飞坊的家，他那间三楼卧房，放在屋中央的几口红木书橱，已经把床和写字台挤逼到东西两个角落里，人只好侧着身子在书橱与书橱之间走路。他那个本来就作为堆书地方的三楼亭子间，就更不用说了。他爱书，有时近乎童话里的小女孩爱她的布娃娃那
样，连晚上做梦都要想着它。与他有同癖的是他的老友郑振择，不过巴金买的书更多的是外文书，而郑振锋到处搜购的是线装的古书。使人兴奋的是刚解放时，和当年抗战胜利时一样，又一批外国人和中国人撤离上海，他们临行前卖出来一大批书，不仅使福州路一条长街到处是书摊，还使海格路（今华山路）靠近静安寺一带的旧书业货源充足，生意兴隆。这样，巴金和郑振铎、靳以、李健吾、陈西禾、黄裳等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他们有时还互通书的讯息，偶然到各人家里鉴赏，作为业余生活的一种情趣。有一次巴金就曾与郑振锋一同专程到黄裳陕南村家里去看书。
巴金在解放初期几次赴北平开会，虽然十分忙碌，也还是抽空去琉璃厂旧书店集中的地方，买了几本珍贵的书籍带回上海。但他这时对他曾经耗费了十多年心血与精力，培育扶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却已经难以继续主持下去了。这是因为内部的人事纠纷过于扰人。文化生活出版社经抗战胜利后几年的惨淡经营，业务有了发展，资产也有所增加，基础比过去稳固多了，在进步的新出版业中有了较高的地位和威信。这一情景，临近解放，愈显突出。但也就在这时，原先忙于自身工作的创建人，和一些过去与出版社有些关系的朋友们，都因形势变化，想再回出版社领导工作，或再跟出版社挂上钩以进入文化界。这样出谋献策的人多，相互间意见又不一致，甚至由此产生隔阂，巴金竟也成了矛盾的中心，原来简单的事也复杂起来，使书生气的巴金穷于应付。他没有想到他放弃了自己宝贵的写作时间，希望为人民做点实际工作，使出版社刚有了一点成绩，竟惹出如此多的麻烦，看来还不如埋头写作，从事本行的好。解放后半年多来，他几次去北京开会，出版社工作更难兼顾，因此先后辞去出版社有关职务，最后连挂名的总编辑也难以继续，全由老友吴朗西主持。恰好这时，冯雪峰来征求巴金意见，说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邀他去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巴金想我连一个私营的出版社都没办好，被人事纠纷弄得烦恼不堪，怎么能领导一个国营的大出版社；还是专心从事写作，为新中国写点作品吧。好在胡、冯两位都是多年老友，想必能够谅解的。因此他把自己的心意表达了。结果冯雪峰只好自己应召赴京，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职务承担下来。
巴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逐渐卸去后，却又不得不为后来的平明出版社出点力。这是因为这个新办的出版社的创办人李采臣是他的弟弟。李采臣原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人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协助巴金总管业务，他对业务比较熟悉，办事干练；为出版社增加资产，有过不少贡献。他的缺点是说话锋芒毕露，颇为自负，往往给人难以共事的感觉。文化生活出版社本来就与一般企业、商店不同，它类似同人组织，组织机构又不很完善，有点关系的朋友都爱在这里发表意见，作种种干预，容不得李采臣这样不善于与大家搞好关系的人。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冬天，巴金去北京开会期间，文生社董事会临时通过决定，要李采臣辞职。而平明出版社，正是李采臣辞去文生社工作后，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找原立达学园的老同学马云、郑明远、陆清源、李德洪等人商量筹集股金开办起来的。这时，文生社的一部分老朋友，如王辛笛、李健吾等，也纷纷出钱认股，并要求巴金主持编务，作个挂名的总编辑。巴金不能坐视兄弟失业，觉得李采臣精通业务，在人民刚获得解放需要新文化的时候，让他再有一次锻炼的机会也好，因此巴金对平明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上曾给予有力支持。在后来短短的几年中，平明出版社共出版了《契河夫选集》《巴尔扎克选集》等书三百多种。
一九五○年三月，巴金的最小的弟弟李济生从四川来，他是应吴朗西电召来上海述职的，并商量今后重庆办事处的业务问题。济生主持文生社成都、桂林、重庆等分社有年，算得出版社的一个老职工。这时巴金刚从北京参加全国文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返沪不久，住医院为疝气动手术后回到家里，为了不影响即将临盆生产的萧珊休息，他住在二楼。李济生来上海，也就临时搭个帆布床和巴金住在二楼那间平时接待客人的屋子里。他有与他哥哥那样的热情，并且心直口快，见了巴金更有说不完的话，两人睡在一间房里，外边的人听他们大声谈话，还以为有一屋子的人在里面。两人谈话谈到深夜，第二天醒来就迟了，于是小林从三楼下来，看这个新来的叔叔还躺在屋子中央，闭着双眼打鼾，便好奇地用小手去搔他的鼻孔，济生醒来，不觉哈哈大笑说：“别搔，鼻孔里脏—一！”巴金也醒了，看小林一副好奇的样子，知道她听不懂济生的四川话，也就笑着对他说：“你别说脏，她不懂，上海人不叫脏，叫‘龌龊来’。”原来小林跟着她妈妈睡，也就跟着妈妈学上海话和浙江话，四川乡音自然感到陌生听不懂。济生住了一段时间，即随吴朗西去武汉，奉命返川结束重庆的业务。
就在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萧珊生下第二个孩子。一个月前，巴金就写信告诉过业已离开文化生活出版社一年了的田一文，他在陈述文生杜目前情况己到了印不出书、发不出薪水的地步之外，还对田一文说萧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认为“小林一个人太孤单，能添个妹妹也好。但以后不能再生了。”写了这封信后第二天，他又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并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为政协特邀人士举行的宴会，一起出席的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老舍等作家。
当他开完这次会回沪，已是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前夕。这是忙于开会的年头，说不清的大大小小的会，连他自己都已记不起究竟开了哪些会。因为除了政协与文联的会之外，还有许多会如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等等，他都要去参加。而在这样忙乱的日子里，他还译完了德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的短篇小说集《六人》，高尔基的几篇回忆录，和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蒲宁与巴布林》；写了解放后的第一篇作品《一封未寄的信》，还为罗淑译的《何为》写了新版前记。
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在七月二十四日开幕的，主持会议的是夏衍。郭沫若和茅盾都从北京寄来了祝辞，郭沫若的祝辞是：“扩大并巩固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人民文艺的创造而奋斗。”茅盾的祝辞是：“加强团结，加紧学习，配合新上海的生产建设，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陈毅市长到会讲话，并抄录了一段《共同纲领）的话，献给大会：“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会议开了六天，有报告，有发言，还有分组讨论，参加的有五百多位代表，选出了文联主席夏衍，副主席巴金、冯雪峰、周信芳、丰子恺等。大会开幕的第一天，巴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会”把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称道这个会加强了文艺界的团结和友爱，即将成立的“文联”将是我们的“一个甜蜜的家”。
就在大会的第三天，卅三岁的萧珊腹部出现阵痛，由她的好友萧荀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她送到预约好了的福煦路中德医院。巴金闻讯从会场赶来，却未曾听到萧珊生产的消息。但是当他知道医院已在待产室中为萧珊安排好了
床铺，并由萧荀陪夜之后，他才放心赶回会场。在第二天会上巴金被宣布当选为市文联副主席时，正是萧珊因难产而经受痛苦的时刻。她经受两天一夜的煎熬，终于度过了难关。为她接生的助产士沈庾香，是中德助产士学校的高材生，在一年多时间中已接了一百多个婴儿诞生。幸运的萧珊，虽然难产，却遇上了这么个助产士，得以不动手术。在廿八日晚上八点三刻，一个男孩终于出生了，他的身子茁壮，声音洪亮，这就是李小棠，三十多年后被人称为“八十年代文坛新人”的小说家李晓。
一个星期以后，巴金把萧珊从医院里接了出来。萧珊回到霞飞坊，发现她的女儿小林比原来更为活泼，而小林却发现她妈妈从医院带来了一个弟弟，她自己已成了姐姐。多亏萧荀的热情照料，并经沈庾香的定期来访指导，使萧珊产后体力恢复很快，萧珊、萧荀与沈庾香之间的亲切合作，还给她们带来了相互之间的友谊，多年以后，沈庾香与一个新闻干部结婚，自己也有了孩子，她把她的孩子给了萧荀，使不曾结婚的萧荀，也做了“妈妈”。
小棠出生后三个月，巴金的继母邓景蘧从四川来到上海定居，与她同来的还有与巴金同父异母的十二妹李瑞珏。她们到了上海，为巴金增添了热闹，也为萧珊减轻了一部分家务负担，但同时也使巴金的住房更加拥挤，幸而这时巴金有了一次出国的机会，那就是去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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