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原本，卷末标有“情榜”。此事由脂砚斋批语而得知，今已人人尽晓，但一直未见有人认真加以研索。此榜虽然是雪芹的独创，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也不是无源之水，须知脉络根由，自有所在。
    第一应知，明清之际的章回小说，末尾多有一个“总名单”，包列全书人物，名之曰“榜”。榜原是评品高下，昭示名次先后的一种形式，所以《封神演义》末尾列有三百六十五位“正神”的名单，是为“封神榜”。《水浒传》末尾列有梁山泊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的“忠义榜”。《儒林外史》末有“幽榜”，尽管考据者认为并非原作者之真笔，但也正好说明当时的这一通行的体例，非同生制硬造。至于《镜花缘》，写了一百个女子应试科考，更是列有一张大榜，就无待详言了。
    由此可知，雪芹作书，末附一榜，列出全部重要人物的名次，自然就“顺理成章”，不劳专家们去考证此榜究竟有无，争论列榜是否“蛇足”了。
    然而，有榜属实，无可惊异，也还罢了；至于为什么非是“情榜”不可？难道说这也有“来历”、“出处”不成？答案又将如何呢？
    我说，雪芹之所以名其榜曰“情榜”，也并非偶然“心血来潮”、忽发“奇想”，确实也有来历、也有出处。若问来历如何？我将答曰：这个“典”就“出”在明朝小说家冯梦龙所编的一部书里。
    这部书，名叫《情史》，这听起来真是十分俗气；因此虽然久闻其名，知它在清代也在禁书之列，却不想到图书馆去寻它，看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坏书”。做点学问，总免不了有成见偏见，自划自限。所以我很晚才得一见《情史》之面。及至一见之下，便大吃一惊，我说：果然找到了雪芹“情榜”的根源来历！原来，冯梦龙将他所见的古今之情事，无拘小说正史、经籍杂书，一一摘采出来，加以分类，编成一书，是曰“情史”。他将辑得的八九百篇故事，分编为二十四类，亦即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他是第一次“整理”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情”的记载，并且作了“系统的研究”。这真是一位奇人的创举，无怪乎他这一部奇书惊动了雪芹的灵台智府。
    《情史》一名《情天宝鉴》。雪芹曾把他自己的小说取名叫做《风月宝鉴》，已经说明了他是从冯梦龙那里取得的启示。
    《情史》的二十四个品类，本身就构成了一张“情榜”：试看那细目，便十分有趣——
    1.情贞；2.情缘；3.情私；4.情侠；5.情豪；6.情爱；7.情痴；8.情感；9.情幻；10.情灵；11.情化；12.情憾；13.情仇；14.情媒；15.情芽；16.情报；17.情累；18.情疑；19.情鬼；20.情妖；21.情通；22.情迹，23.情外；24.情秽。这就是冯梦龙按他自己的理解和感想。对古今一切情事作出了首创的分类法。(在这里，或许马上就又有高明人士出来议论了：冯某的分类法“很不科学”，不值得介绍！)
    这个大分类，自是前无古人，堪称独绝。但是，“后无来者”呢？就不尽然了——就是该改“后有来者”，来了一位曹雪芹，受了施耐庵先生和冯梦龙先生的启发，写了一部小说，为一百零八位女子传神写照，正与一百单八条英雄成为“对仗”，即“绿林好汉”对“红粉佳人”。而他又对每一位女子作出了“评定”、“考语”，其方式正是如同冯氏的办法，都用“情”字领头。我们已经知 道的，黛玉是“情情”，金钏是“情烈”。
    如果不妨揣断，那么鸳鸯可能是“情绝”，晴雯可能是“情屈”。至于宝玉是“情不情”，薛蟠是“情滥”，雪芹或脂砚也有明文点出。由此可知，“情榜”虽以一百零八位女子为主，可又“附录”了“男榜”，大约柳湘莲是“情冷”，冯紫英是“情侠”，一时当然不能尽知其详，有待研求，但此事实，已无疑义。冯氏是将若干人一“群”分为若干类，雪芹则是以个人为“单位”而分订品评，这是他对前人又继承又翻新的一贯精神。由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生发”出一百零八位红粉佳人，也正是同一种精神的表现。
    雪芹的一部分艺术构思，来自《水浒》，很是明显。例如，施公写绿林好汉之降生，是由于被石碣镇压在地底的“黑气”冲向外方，而成为一百单八个“魔君”下世的。雪芹则因此而创思，写出“正邪两赋”而来的一百零八个脂粉英豪，闺帏奇秀。施公在一百单八之中，又分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雪芹则写宝玉神游之时，在太虚幻境薄命司中看见许多大橱，储藏簿册，注明了那些女子的不幸命运。宝玉只打开了三个大橱，看了正钗、副钗、又副钗的册子。每橱十二钗，所以他看了三十六人的“判词”，正符“天罡”之数。他没有来得及全看的， 还有七十二人之册，那相当于“地煞”之数，痕迹宛然可按。
    由脂砚透露，全书写了正、副、又副、三副、四副……。这就表明：情榜分为九层，每层皆是十二之数，十二乘九，正是一百零八位。
    雪芹全书回目分为一百零八，榜上题名的诸钗(也可称为群芳，代表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总数也是一百零八。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艺术结构。但二百几十年来，无人正解，所以必应为之大书特书，以见原书真面。谈论雪芹的整体思想，倘若连这一结构法则也不能明了，更何从而谈起呢？
    我写的这篇小文，十分简略，许多层次和关系，皆不能深入探究叙述。但其 目的，是为了加深对雪芹著书的正解(不是俗解)，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义。比如我此处为讲情榜，引了冯梦龙的《情史》；那么，冯氏所谓之情，毕竟涵义如何呢？这就也须弄个基本清爽才行。因为这将大大有助于理解雪芹的意念。
    如今我引《情史》自序的一段话，略作拈举：
    “情史，余志也。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闻人有奇穷奇枉，虽不相识，求为之地。或力所不及，则嗟叹累日，中夜辗转不寐。见一有情人，辄欲下拜。或无情者，志言相忤，必委曲以情导之，万万不从乃已。当戏言，我死后不能忘情世人，必当作佛度世，其佛号当云‘多情欢 喜如来’，有人称赞名号，信心奉持，即有无数喜神前后拥护，虽遇仇敌冤家，悉变欢喜，无有嗔恶、妒嫉、种种恶念。又当欲择取古今情事之美者，各著小传，使人知情之可久，于是乎无情化有，私情化公，庶乡国天下，蔼然以情相与，于浇俗冀有更焉”。
    请看，他之所谓情，绝不是儿女之相恋一义；其性情，其胸襟，其思想，其志向，皆不与俗常之人同，而分明近似于宝玉。他开头就提出“情痴”这个名目，他的“怪”脾气，也就是不为世人理解的宝玉的那种“痴痴傻傻”。我多年来冒天下之大不韪，时时疾呼：《红楼梦》的真主题并不是什么“爱情悲剧”，而是 人与人的高级的关系的问题。即最博大、最崇高的情。到此或许能博得部分人士的首肯，承认冯梦龙为我们作了旁证。
    宝玉之为人，总结一句话：是为(去声)人的，而不是为己的。冯氏至以为情能治国理民，情能改变薄俗浇风，情堪奉为“宗教”。这宗教也绝不是“虚无”“色空”的，恰恰相反，但世俗之人，不解此义。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一项绝大的题目，可以说是一切问题的核心枢纽。冯氏不过搜辑旧文，雪芹则伟词自铸——这伟词，真是何其伟哉！然而也只有弄清了上述一切，才能真正体认这种伟大的真实斤两，真实意义。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