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一天、两天、三天——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卢嘉川并没有来找林道静。
    怎么回事呀?……
    道静清楚地记得他那天说的话:“三天之内一定来拿东西。”可是他再也没有来。她的希望一刻刻地减少,忧虑一刻刻地加多,疚愤的心情也一时时地加重。她想打听他的下落,但是无从去打听。所有认识他的人——许宁被捕了,罗大方去察北了。她也曾去找过卢嘉川的朋友李大嫂,但是李大嫂已经搬了家,院里的街坊谁也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道静终日若有所失似的坐立不安。
    “为什么不决心留他住下?为什么不想尽办法帮助他?……有阻碍吗?为什么不冲破这些阻碍?”仿佛是自己出卖了同志似的,她的心里感到了难忍的疚痛。她恨自己脆弱、犹豫;恨自己没有决心保护自己所尊敬的人;她也更加恨起余永泽的落后、自私。整天整天她就那么呆呆地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翠绿色的孤单的小枣树。她觉得世界忽然变了色,她觉得她刚刚敲开的幸福的大门,在她刚要迈进的时候,却突然紧紧地关闭了!没人的时候,她拿出卢嘉川留下的提包捏着、思索着——并没有依照他的话把它烧掉,她总还希望他会来拿它。很快的,她变得苍白而憔悴。
    “怎么啦?为什么苦恼?”余永泽觉察到了道静的变化,有一天,忽然这么问她。但她只是摇摇头不说什么。可是,余永泽还不断地问。问得她发烦了,不由忿忿地说:“是个有良心的人谁也过意不去!是出卖不是出卖谁知道呢?……”
    余永泽瞪着小眼睛,一丝含着讥讽和轻蔑的笑容浮在他的嘴角:“又是为贵友卢先生吗?……那么,我劝你还是死了心吧!像这种铤而走险的人有几个有好结果的!”
    道静直直地看着余永泽。沉了沉,她一把抓住余永泽的手臂慌促地喊道:“真的?你怎么知道他?……他被捕了吗?”
    余永泽带着骄傲的自信的神气点点头。他要破釜沉舟地使道静对卢嘉川绝望,虽然,他并不清楚卢嘉川是否被捕了,但是仍表示了深知个中秘密的神气。
    道静再也忍不住了,她趴在桌子上,双手抱住头低声地啜泣起来。为了她深深敬爱的同志的不幸遭遇,她再也不去顾忌余永泽的讥笑和妒忌。余永泽站在旁边,愤懑地紧咬着薄薄嘴唇,终于他也忍耐不住地发了火:“我不相信你的共产主义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可惜被抓走啦,不能成其好事啦……不要紧,好在你的‘同志’还多着哩……”
    “住嘴!”道静暴怒地跳起来,“我不允许你拿我的痛苦开玩笑!”歇了一下,她哭着说,“真没有心肝!眼看好好的一个青年人被抓走啦,要丧命啦,你还幸灾乐祸、冷嘲热讽……
    去你的!”她用手推开余永泽,一下子跑出屋外去。
    晚上道静回来的时候,两个人都哭着——都为他们不幸的结合悲伤着。
    生活是黯淡的。道静仿佛一个人生活在无人的孤岛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人了解她的痛苦和希望。但是有一件事却使她明白了:这就是政治上分歧、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这只是自己欺骗自己。
    “离开他,不能让他毁灭我的一生!”道静的决心慢慢成熟了。
    有一天,道静又拿出卢嘉川留下的提包来,她想该把它烧掉了。他绝不会再来了。她忐忑不安地打开了提包,立刻一卷卷红色、绿色、白色的纸片露了出来。看见这些纸片,她又是难过又是欢喜。“朋友,我又好像看见你啦!……”
    当卢嘉川刚刚把这些东西交给她的时候,她很想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但她又感觉这样做不对,便遏制住自己,把它放在一包破棉絮里藏起来。现在她可再也不能忍耐了,她把屋门上好,把纸片摆在桌子上,怀着新奇而又兴奋的心情拿起其中的几张读起来。这些纸上印的都是标语、口号,纸张是薄的,字迹是小的,一张张的油印宣传品上清晰地写着这样的字句:
    庆祝红军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
    另外还有两份比较长的宣传品,下款是“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会”和“北平反帝大同盟”。
    中国共产党——这是个多么亲切、伟大的名字啊!道静望着这几个字,紧紧捏着这些红绿纸片,一种沉醉般的崇高的激情,把她多日来压在心里的愁郁一下子冲开了!好像看见了久别的亲人,她可舍不得烧掉这些珍贵的物品。她抱住这些纸片激动地想着,忽然想到她的命运经过这些红绿纸片、经过这些招恼反动派的字迹,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了!他们已经不可分割了!她感到能够被信任保存这些东西乃是她无上的光荣和幸福。……想到这里,她高兴了,她又有了生活的希望了。
    “不烧掉它们又怎么办呢?”晚上她想到了这个问题。他不会再来拿,总放着有危险,而且没意义,她于是想起了高尔基的《母亲》中的母亲维拉索娃来:她带传单到工厂,把它散给工人们……“对,我也应当是这样!”像个顽皮的孩子想到了满意的恶作剧,又像战士想到了袭击敌人的好办法,她兴奋得一夜没有睡着觉。但是怎样散法呢?她虽然幼稚,也还明白这是危险的。她反复苦思着,整整想了多半夜,终于让她想到了散发传单的好办法。
    于是,三天后,这样的事迹出现了。
    夏夜,天上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像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斜躺在青色的天宇上。大地已经沉睡了。除了微风轻轻的、阵阵的吹着,除了偶然一声两声狗的吠叫,冷落的街道是寂然无声的。这时在北平沙滩附近的几条小胡同里,有一个打扮俏丽的年轻女人在来来回回地转游——她像在等待什么,又像在窥伺什么。她手里提着一个华丽的手提包,穿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当她听到似乎有脚步声或者什么声音的时候,她就停了下来,把苗条的轻捷的身子紧贴在墙边,侧着耳朵屏住了呼吸。她谛听着,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却忍不住激烈地狂跳着——她几乎都听到了它怦怦的跳跃声。但是当她听了一会,并未听到有人走来的时候,她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她喘息一下,歇了歇,接着又像一条黑影似的向前溜去。
    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天!道静从没有经验过这样紧张、这样不平静的时刻。自从她决定了晚上要偷偷地去粘贴传单,她的心就一直不住地乱跳。她也想到了会被人抓住的危险,但是卢嘉川最后的话给了她力量,“只要你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只要你能为着未来幸福的日子坚持斗争下去……”呵,这是些多么难忘的话呵,她牢牢地记住了它,她要无畏地斗争下去。于是她忙碌地准备着一切。买了三瓶胶水、买了一双没有声响的软底鞋,为了怎样打扮以备被人看见时便于掩饰,她想了许多许多的办法,可是都不满意。最后,当她到房东屋里去借小刷子的时候,看见房东太太穿着粉红的紧身花绸袍,涂着厚厚的脂粉那种妖冶的样子,她心里一动,这才决定了要装扮一个风流女人,甚至被人认作卖笑的“野妓”也不要紧。晚上,怕余永泽注意她,不叫她出去,她就跑到房东太太的屋里梳洗打扮起来。她穿上余永泽给她做的淡绿色的绸袍,嘴上涂上了口红,脚上换上了肉色的丝袜,手里拿起一个漂亮的手提包,俨然成了一个俏丽风流的少妇。房东太太看她打扮成这个样子,开始是张大嘴巴惊讶着,——
    因为平日她是朴素的,不大修饰的。接着,根据她的经验,她明白了——“这准是去会相好的呀!”于是她向道静斜眼一笑,嘴巴对准了她的耳朵:“余太太,您这是?……嘻嘻,我明白啦——您也有啦那个?……”
    道静高兴她这样猜测,对她善意地微笑着。临走时并且小声地嘱咐她道:“老余要问,您就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好嫂子,多帮忙吧!”
    她走了,怀着新战士初上战场,而且又是独自作战的那种惶悚的心情出发了。开始她在各个小胡同里逡巡着,真好像一个寻找主顾的夜游女人。后来一看左右没人,她就鼓着全身的勇气,把早就涂好了胶水的传单,用舌尖舔上口水迅速地贴到了墙壁上。贴第一张的时候,她的手不住地哆嗦,腿也在发软。这时候,年夜凑在一起的许多青年朋友的面容忽然涌到了她的面前——他们要都在这儿该多好呵,大家贴,一下子就全贴完了!可是,现在,在这黑暗的深夜里只有她一个人。孤单、恐怖。她不但怕警察,而且也怕真拿她当下流女人看待的男人们。贴了几张,胡乱地向几家住户的门口塞了几张,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匆匆地跑了回来。
    疲乏。躺在床上,她好像瘫了似的不能动弹。
    但是第二天夜里,她仍然还去贴,还去给住家户的门口塞传单,而且不再像第一夜那么慌乱。她转了许多条小胡同,贴了许多。因为这次是在黎明前去的,夜里巡逻的警察已经疲乏了,因此,她顺利地散完了她准备散的宣传品,安然地走回家里来。
    看见了这些传单的市民们惊讶着,好像刮过了一阵飓风。
    青年们好奇地争相传阅;胆小的老人惊慌不安。
    “共产党越来越多了?……”人们低声地惊奇地互相探询着。
    许多中学、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也收到了一份不知从何处寄来的报纸。打开来,里面就卷着道静寄去的几份共产党的宣传品。青年们惊喜起来,有些人许多天都不能安静地猜测着。他们相信共产党又活跃起来了,革命高潮也许又要来到了。
    街道的墙上,在清早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之后,这不能不叫警察们大吃一惊,愤愤地胆怯地把它们撕了去。
    道静背着余永泽想尽一切办法散发着传单。除了上面的办法,她还向一些她知道的人,较进步的人寄出了这些危险的东西。虽然散出了大部分,但卢嘉川留下的传单还有一些,她并没舍得一下子全散光。
    想不到这些红绿的小纸片,把她从濒于绝望的状态中挽救出来了。曾有些日子,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完了,失掉了卢嘉川的领导,失掉了党的爱抚,她觉得自己重又变成了一个死水里面的蝌蚪,重又生活在四面不透风的蜗牛样的小天地里,她唯一的路途只有做余永泽温顺的妻子,跟着他夫荣妻贵,等着穿他的丝绒袍子呢子大衣……但是,这个前途该是多么痛苦、多么可怕呵!可是自从想起了散发传单这个办法之后,她的精神突然开朗了!散发的越多,她越高兴;越觉得自己不是白白地喊空口号——余永泽是常常讥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只会喊空口号的——越为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青年而欣喜。
    不久放了暑假后,为了想知道散发传单的结果如何,她就跑到王晓燕家里去找她——王晓燕现在即将是北京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晓燕,昨天早晨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东西!”她的神气很紧张,一把抓住晓燕的胳膊说。
    “什么东西?”王晓燕的眼睛是圆的,一睁大就显得更圆。
    她看着道静不慌不忙地合上了书本。
    “你看,多么奇怪呀!”道静把三张传单从口袋里掏出来,“昨天大清早我起来散步,一出门口就看见了这几张纸……”
    她把声音放低,伏在晓燕的耳朵边上,“好家伙!共产党的传单,中国共产党的!”
    王晓燕把传单拿起来看了一眼,漠不经意地丢在桌上,“我当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原来是它呀——我也看见过。”
    “真是怪事!你在哪儿看见的?”
    王晓燕且不回答道静的问话,打开抽屉给道静拿出一包糖:“小林,吃点糖。这是我爸爸刚从上海带回来的。你对这个传单怎么这么有兴趣?是专为这个来找我吗?”
    “我真觉得奇怪呀,现在还有这么多共产党吗?”
    “我想一定很多。”王晓燕挨着道静坐下,一边吃着糖,一边一本正经地一字一板地说,“我们学生自治会在前几天——
    放假前收到一份卷着寄来的《大公报》,里面就夹着三份这样的东西——跟你的一样。有些同学又奇怪、又兴奋,也有的很害怕。以后有人提议把它贴到布告牌上,有人赞成,有人害怕、不赞成。”
    “你呢,害怕吗?你不是也在学生会有点工作?”
    “我吗?无所谓。随他们怎么办全好。可是第二天这传单真的在布告牌上出现了。同学们都轰动了……学校当局赶快撕了下来,蒋梦麟校长又气又怕。现在正闹得乌烟瘴气。”
    王晓燕摆动着浓密的黑头发,微微一笑,仍不改她那庄重的神气。道静可高兴坏了!她一把抱住王晓燕的脖子,脸上笑得像一朵鲜花:“晓燕!好晓燕!你这消息多么叫人高兴呀!”
    “你怎么啦?你干吗这么高兴?……难道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道静感情冲动得不能克制自己了,她立刻向王晓燕坦白了全部秘密:“晓燕,告诉你,你可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些传单都是我寄的呀!”
    “什么?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参加了共产党?”王晓燕被道静这个爽直的告白弄得慌乱了,她瞪着滴溜圆的眼睛吃惊地看着林道静。
    “我哪是共产党!”道静懊丧地摇着头,“可是,我认识了共产党的朋友——就是我常跟你提的卢嘉川。他把这些传单放在我这里,他被捕了,再找不到他了……我留下这些东西可有什么用呢,这才想法子寄出去。”
    王晓燕紧盯着道静看个不停,仿佛第一次看见一个奇怪的陌生人。
    “那,你为什么不烧掉?这样乱寄是很危险的!”
    “不,晓燕,你不了解我!”她抱住王晓燕的肩膀,热情洋溢地说,“我已经不是去年的我了。做这些事我觉得高兴。可是,现在也挺难过——我那些朋友都叫国民党捕走了……哼,捕走就捕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相信他们早晚会回来!”道静扬着头望着窗外的浮云,可是接着又若有所失似的低下头来。
    王晓燕被她朋友这种大胆热烈的精神感动了。她紧拉住道静的手,像叹息,又像抚慰般轻轻地说:“小林,我了解你的性格——像火一样。可是,你要为你的前途着想呵,搞——革命……这有什么前途呢?”
    “像你这样成天钻书本子有什么前途呢?”道静的神气严肃起来了,“国家这样危急,社会这样动荡,‘复巢之下安得完卵’这句话你不知道吗?”
    “嗯。”沉静的王晓燕陷入沉思中,她若有所悟地不再出声。
    “晓燕,别发愣啦,如果你不反对我,看在咱两个幼年朋友的交情上,给我帮点忙好不好?”道静推着晓燕,忽然撞入脑子一个主意,“我手里还有一些这种传单,放着挺危险,你帮我把它们散出去行吗?”
    王晓燕带着惊异为难的神气,想了半天,还是摇摇头:“不行。”
    道静生了气,站起脚就走:“还是好朋友呢……”
    “好吧,你拿给我。”晓燕拉住道静无可奈何地答应了,“我去找那些主张贴在布告牌上的同学去。可是,说实在的,我实在不赞成你这样的做法。”
    道静高兴得并没有听见晓燕后面的话。她跳上前去紧捏住晓燕的手连声说:“真好!真好!晓燕,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呀!……以后等我的老师卢嘉川出来了,我一定要叫你认识认识他。”
    (第二十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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