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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晚饭以后，杨部长走进长宁区税务分局的“三反”办公室，急着问秘书叶月芳：
“方宇坦白了没有？”
叶月芳从她灰棉列宁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冲皮的笔记本来，打开里面记录，向杨部长汇报今天的情况：
“根据小队长指示，这两天我们对他采取大会轰、小会挤的方法，有时候，用材料点他一下。他顽强得很，还是不肯坦白。这些留用人员脑筋旧的很，态度特别狡猾。不怕你的火力多猛，他就是不吭气。有人急得没办法，恨不能过去痛痛快快打他两记耳光。”
“打两记耳光能解决问题吗？”
叶月芳给杨部长突然一问，倒愣住了。她想了一阵，说：
“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这就对了。”杨部长笑了一声，说：“打‘老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有经验的‘老虎’尤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仅需要勇敢，我们更需要的是智慧。一定要掌握材料，进行调查研究，动脑筋、用智慧。光靠斗争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方宇的材料，你们小队长研究了没有？”
“看了一下，说研究，还谈不上。”
“有勇无谋，哪能作战呢？前天我不是在汇报会议上谈了这一点，你们为啥这么急的就展开攻势呢？”
“因为运动进入第二阶段，要领导群众，集中力量，向大贪污犯发动猛烈的进攻，不抢时间来不及啊。”
“进攻没有作战计划，没有准备，单抢时间，行吗？”
叶月芳合上红色冲皮的笔记本，低着头，望着别在列宁装左胸前的红色天安门的国庆节的纪念章，忍不住笑了：
“不行。”
“通知你们的小队长，停止进攻，不要再开斗争会了。这样没有准备的进攻，实际上是在‘老虎’面前暴露我们的弱点，增加他顽强抵抗的信心。”
叶月芳同意杨部长的分析，点了点头。
“方宇大概也让你们攻得昏头昏脑的了，叫他休息一下，清醒清醒头脑。你和小队长今天集中力量研究方宇的一切材料和线索，提出你们的意见，送来给我看，批准你们的计划以后再进行。”
“好的。”叶月芳坐到自己的办公桌那边，开了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夹子来，送到杨部长面前，说：“这是今天各小队的书面汇报和统计数字，现在要看吗？”
“留在这里好了。”
“我找小队长研究方宇的材料去，有啥事体，派人来叫我好了。”
叶月芳走出去，她轻轻把门关上。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转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以后，在十七日紧接着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市府党组干事，和各市区与市郊党委正副书记都列席了会议。由市委第一书记陈毅同志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决定》，陈毅同志指出：“武装斗争阶段转入工业建设的过渡时期行将结束，今后则是为国家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懂得这一点，才能正确理解中央决定的重大意义。一九五二年是工业建设准备的最后一年，要做的工作很多，而中心环节是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工作做不好，不仅不能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会影响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最后，陈毅同志号召上海各级党组织要为执行中央这一伟大正确的决定而斗争。
中共长宁区委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的指示，正确地展开了三反运动，并且已经从党内推向党外。为了加强重点单位的领导，特地把区委委员和各部的负责人派出去掌握。统一战线工作部杨健部长被派到财经队。他把重点放在税务分局这方面。到了税务分局，他了解了一下全面的情况，感到问题相当严重。整个税务分局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原来伪税务局的留用人员，党团的力量很弱，进步骨干也不多。税局人员和资产阶级关系特别密切，其中贪污问题必然严重。他根据税务分局的行政组织，以科为单位建立了小队。他亲自领导一个小队，因为干部不够，同时也因为注意培养他的助手，就把区委统战部的秘书叶月芳派到一个小队去，要她协助小队长首先突破长宁区税务分局在沪江纱厂的驻厂员方宇。他刚才听了叶月芳的汇报，有点不放心，准备自己抓一抓方宇这个问题。
他坐在办公桌面前，打开夹子，仔细研究今天各小队的书面汇报。最后，他又想到方宇。深夜临睡以前，他打电话问叶月芳小队关于方宇问题研究的情况。她说正和小队长在突击，估计明天可以缴卷。
第二天上午，叶月芳果然把研究好了的方宇的材料送来，并且提出作战计划。除了大会轰小会挤以外，加了一条——压的方法。另外，他们要求杨部长支援——找方宇个别谈一次话。杨部长看完了方宇的材料，对叶月芳说：
“昨天我同你说，你们有勇无谋，哪能作战？我看了书面汇报，你们虽然注意发动群众，但是侦察工作做得很差。指挥官对虎性缺乏了解，只是满山遍野乱放空炮，到现在一只老虎也没有捉到。战罢归来，群众自然疲惫不堪，加把劲，就产生了急躁情绪，恨不能打他的耳光。现在你们研究了他的材料，也提出一些意见，比较好。可是你们也只有三个办法，轰、挤和压，对方宇这样的人这三个办法不行。”
“不能用吗？”
“不是不能用，而是没有用处。”
“哪能办法呢？”她睁大了两只眼睛。
“得另外想办法。你想想看。”
她咬着下嘴唇，想了一阵，轻轻地摇摇头：
“想不出。”
“最近市委总结的经验忘记了吗？”
“查、算、劝！”
“对！对方宇这样的人，特别要根据市委指示，用这三件法宝。”
“你不说，我们倒差点忘了。”
“比方说，他承认解放前确实按月收过资本家的津贴，就要查问：“从啥辰光收起的？收到啥辰光为止？一共收过多少？每次收多少？解放以后为啥不收？你不收，资本家不会不送的。特别是上海解放初期，资本家一定送，只要他承认解放以后收过一次——不管收啥——就好办了。既然收过一次就有可能收过第二次第三次。经过查和算，他一点一滴承认了，然后，要劝。你们必须调遣得力干部，加强侦察工作，研究虎性，及时掌握情况，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然后巩固成绩，扩大战果，才能获胜。今天下午你们小队自己开会总结一下过去几天的经验，并且把方宇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研究一下，使得每一个战斗员都了解情况，了解作战布署，然后到深山密林里去搜索老虎就有把握了。今天不要去找方宇，让他休息一整天。等你们小队初步总结做好，作战布置传达了，明天再找他开小会。”
叶月芳一边听杨部长讲，一边打开红色冲皮笔记本刷刷地记着。杨部长讲完，她感到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是对付顽强老虎方面所最需要的力量。过去以为对方宇这样的人实在没有办法了，听杨部长抓住关键问题冷静地进行分析以后，觉得对方宇这样的人实在太有办法了。那股力量产生了信心。她向杨部长保证：
“我们小队全体队员一定根据你的指示，满怀信心地上山打虎，不捉到老虎，誓不回来。”
“我祝你们成功。你们一定成功。勇敢加智慧，就是胜利。”“不过，我们还希望你不断地给我们指示，给我们支援。”
“那没有问题。”
“你是不是可以找方宇个别谈一次话呢？”叶月芳想起了小队长在作战计划上的要求。
“如果需要，当然可以。”
“那我们的信心更高，明天一定解决方宇的问题。”叶月芳拿着作战计划准备去了，她想即刻把杨部长的指示告诉小队长，早点准备，好上火线战斗了。她脸上闪着得意的笑容，心里想：方宇这只“老虎”眼看着就要捕获到手了。
杨部长见叶月芳兴高采烈，怕她让预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叶月芳是一个里外如一的人，她内心有啥，面孔上立刻就反映出来。她好胜，同时，还有一点虚荣心。上海解放以后，她首先穿上二尺半的灰布列宁装。原来在上海工作的一些女同志初穿上这身灰布衣服还有点不习惯，她却感到很自然，经常穿着那身灰布列宁装在众人注目的地方出现。此外，她对各式各样的徽章感到很大的兴趣，尤其是一个新的纪念章——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在上海一出现，她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法去弄来，别在胸前，有意走到熟人面前给他们看。做起工作来，就忘记了一切，不完成组织上给她的任务，她绝不放手。即使三天三夜不睡觉，她也不叫一声苦。她经不住表扬，但受得起严厉的批评。杨部长熟悉她这些特点，在思想和工作上，他对她抓得比较紧。杨部长留下了她，提醒她别让可能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说：
“叶月芳同志，你记得我们三反运动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吗？”
叶月芳拿着作战计划站了下来，她收敛了脸上的笑容，严肃地说：
“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在机关内部展开坦白检举运动，并与工商界的坦白检举运动结合起来，造成内外夹攻的形势，集中力量追捕大贪污犯。”
说完以后，叶月芳的两只大眼睛注视着杨部长的表情，她怕自己回答的不完全。其实她记忆力和她所做的会议记录一样，在整个区委是出名的，什么文件经过她的手，只要杨部长一提，就可以把整个内容说出来，马上找给杨部长看。任何人参加区委统战部的会议，看到自己发言的记录没有一个人不赞赏的，不但记得一点不漏，最难得的是保持着发言人的口吻，丝毫不差。她是统战部有名的活字典。她见杨部长点了一点头，她松了一口气。杨部长说：
“市委的指示你记的很清楚，这很好。问题是怎样才能追捕大贪污犯呢？要打大‘老虎’，首先要把中小‘老虎’搞清楚，这样，大‘老虎’的尾巴就露出来了。目前税务分局的中小‘老虎’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大‘老虎’还躲藏着。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不要小胜即骄，要永远保持清楚的头脑。”
叶月芳的弱点给杨部长几句话指点出来。她的脸像是西方的晚霞。她静静站在那里，仿佛是在暑天，热得头上冒气，给一盆冰凉的冷水浇下来，脑子里感到凉爽和清醒。
杨部长接着说：
“就是方宇问题也不会一帆风顺，进行起来可能还会有波折。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估计。毛主席指示我们：凡事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前途。面对顽强的‘老虎’，我们不可以过早的乐观，当然，要有坚强的信心。纵然方宇问题顺利解决了，也只是突破一点，我们还要巩固成绩，扩大战果，才能取得全胜。最近区里要召开坦白检举大会，我们要特别努力，配合区里的这个大会。反过来，区里的这个大会，又会推动我们这里的斗争。”
叶月芳羞愧地低下了头，她觉得自己刚才过于乐观，忘记了摆在面前的十分艰巨的任务。
杨部长批评了她以后，又鼓励道：
“你们只要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我相信：你们会不断取得胜利的。”
“那么，我去了，杨部长。”
“好的。”
叶月芳迈着坚定的步子，稳健地一步步走去。
开过了小会，叶月芳走进了杨部长的办公室，嘟着嘴，半晌没有说话。杨部长料想情形一定不大好，问她：
“方宇没坦白？”
“他什么也没有坦白，只承认解放以后受过梅佐贤厂长的一只马凡陀金表，说这是私人交情，……”
“别的呢？”
“他说再也没有了。这样的人，我看他死也不会坦白的。”
“他不是已经开始坦白了吗？”
“啥辰光？”她大吃一惊，方宇坦白了，她为啥不晓得呢？
她不解地注视着他。
“你刚才说的呀，他收了梅厂长一只表，这就是行贿干部的一种方式。礼品也要钱买的呀。不是啥私交！为啥梅厂长不送别人的礼品，单独送他呢？送了一次以后，为啥不再送呢？这不是开始坦白一部分了吗？”
“经你这么一说，倒是的。”
“说了以后，他很恐慌吗？”
“看样子很恐慌。他神色有点张皇失措。”叶月芳把召开小会的经过情形向杨部长汇报了，她说：“我们希望杨部长能找他个别谈一次话，好跟踪追击，巩固已得成绩，迅速扩大战果。”
“你们对他交代政策不够。他有顾虑，不敢彻底坦白。”
“我们第一次就给他交代了政策。这家伙顽强。”
“交代一次是不够的，要反复交代，要交代的透。他现在已经露出‘老虎’尾巴来了，紧紧抓住尾巴，反复交代政策，是可以扩大战果的。”
“你啥辰光找他谈呢？”
“让我把他的材料再研究一下。”
三小时以后，叶月芳把方宇带进来了。他拘谨地站在杨部长面前，低着头，两只手不知道放到啥地方是好，一会交叉地放在胸前，一会藏到脊背后面，最后垂直在身体两旁。“请坐下。”杨部长指着他办公桌前面那张椅子对方宇说。
叶月芳端过一杯茶来放在方宇面前。
方宇莫名其妙了。他听说杨部长找他谈话，他迟疑了一阵子才走。临走，他又向房间四周留恋地看来看去，好像是进行最后的告别。他想打个电话告诉家里，说他今天晚上可能不回去了。那就是说，他准备进监狱。他后悔不该坦白出曾经受过梅厂长的马凡陀的金手表，讲出去以后，果然杨部长找去谈话了。见叶月芳站在旁边，他不方便给家里打电话，怕给叶月芳察觉出自己的心思。他心一横，抱着横竖横的心理，跟她来了。走进杨部长的办公室，没有看见公安局的人员，他就有点奇怪；杨部长和叶月芳那么客气，他更奇怪了。他坐在杨部长面前，还是不敢抬头，也没有喝茶，以一种等待宣判的心情在静坐着。
杨部长窥出他这种紧张的心情，特地缓和一下空气，轻描淡写地说：
“方宇同志，不要太紧张，我们随便谈谈。”
“方宇同志，”方宇想起自己过去的罪行，听到“同志”两个字感到有点惭愧。一个贪污分子值得杨部长称做“同志”吗？
他抬起头来，口吃地说：
“杨部长，我，我……”
“你怎么样？方宇同志。”
“我，我不配称做同志，你待我太客气了。”
“这没有啥。”杨部长望着他的面孔说，“你不要老是想着你是留用人员。你要晓得，你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你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服务的人。你不要以为自己是雇员，站在政府机关以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错了。”
“不要站在政府机关以外，是国家政权机关的干部。”方宇仔细回味着杨部长的话。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单是一个按月拿一百一十个单位的雇员，而且是政权机关中的一个干部，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不是一个为一百一十个单位服务的人。每月发给他一百一十个单位只是他为人民服务的报酬。他的工作，要对政府负责，要对人民负责。他想起那一次透露给梅厂长关于七月一日加税的消息，给国家给人民带来多少损失啊。他不敢继续往下想。他的手抓着面前的那杯茶，可是不喝。他说：
“杨部长，你说的对，我是有些雇员思想。我对一些问题看法常常很糊涂。”
“看法糊涂，思想错误，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要分析思想错误的根源，找出正确的看法，纠正错误。我们做工作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只是有的人犯的错误多一点，有的人犯的错误少一点；有的人犯了错误，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努力避免再犯错误；有的人犯了错误，自己不承认是错误，或者是别人指出了他的错误，他企图掩饰错误，甚至保护错误，寄托在侥幸上，不想改正错误，一错再错，就铸成大错了。对后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当然，他自己也要检查自己。”
杨部长锐利的眼光停留在方宇的脸上。方宇的面孔感到热辣辣的。他慢慢把脸偏过去，发觉坐在杨部长背后的叶月芳的两只大眼睛正对着自己。他努力保持着冷静，很自然地把头又低了下来。“对后一种人，我们要帮助他，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当然，他自己也要检查自己。”杨部长这几句话在他的耳朵里轰鸣着，冲击着，好像汹涌澎湃的海浪，以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拍击着海边的悬崖。他感到杨部长这些话是针对着自己讲的，却不提自己的名字，态度又那么和蔼亲切。他听了心里很舒服，又很难受。
杨部长见他不言语，十分关怀地问他：
“你觉得哪能？”
“你说的对，杨部长。”
杨部长接下去说：
“譬如这次三反运动，从第一阶段中充分证明：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如同水银泻地一般，无孔不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国家的财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有许多干部被腐蚀了，犯了错误。上海解放以后，资产阶级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勾引我们的干部，来毒害我们的干部。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干部，特别是受旧社会影响比较深的干部，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些干部中了糖衣炮弹自己还不清楚，他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盗窃国家财产的代理人。资产阶级有的还直接派遣代理人钻到我们政府机关、国营企业内部来，利用职权的便利，大量地盗窃国家的财富。”
“那太可怕了。……”方宇说了一句，又不说了。
“如果我们不把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反击，取得胜利，那我们就会有极大的危险。所以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开始三反运动！”
“是呀，一定要反击，要痛痛地反击。”
“你的意见很对，要痛痛地反击。”杨部长鼓励他，说，“反击，每一个中了糖衣炮弹的人都要参加反击。有了他们参加，反击起来更有力量。因为他们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受了资产阶级的勾引，受了资产阶级的毒害，用他们亲身遭受的腐蚀，暴露出资产阶级的罪行，引起人们的公愤和警惕，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也是挽救了自己。”
“挽救自己？”方宇脱口而出，发觉自己露了马脚，立刻又收回来，说，“是呀，同时也挽救了自己。”
“有些人犯了错误不敢讲出来，他的脚陷在错误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啊？有这样的人？”方宇故作不知地问。
“有，而且不少。”杨部长说。
“为啥不敢讲呢？真奇怪。”方宇说。
“不奇怪。”杨部长解释道，“因为有顾虑，怕说出来的后果，其实，不说出来，那后果才是不堪设想哩。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之下，不少人负伤了，不少人倒下了。毛主席号召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就是为了医治这些人的创伤，就是为了挽救这些人。只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受伤的人才会得到治疗，才会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那是的，那是的。”方宇的声音有点发抖。他仔细考虑着“我们从来对于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的人总是宽大的”这句话，他心上的乌云逐渐散去，开朗了。一个响亮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回绕着：“要把创伤在人民面前和党的面前暴露。”不晓得啥地方来的一股勇气支持着他，鼓励着他，要他把隐藏在心的深处的话说出来。他果断地抬起头来，对杨部长说：
“我，我……”方宇张开嘴，又把话吞了回去，踌躇地改了口说，“我只是收了梅厂长的一只马凡陀的金手表，我已经坦白了，我希望受到应得的处分。”
“我知道你收过梅厂长的马凡陀金手表，这只是他送给你的东西的一部分。你说，他送了一只手表以后，从此他就不送你别的东西吗？他送你的东西竟无目的吗？那他为啥不送给别人呢？为啥解放以前按月送你的津贴，解放以后忽然就不送呢？为啥这么巧，不早不迟，恰巧在上海解放那天以后就不送呢？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上海这样轰轰烈烈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运动，你不讲，别人不会讲吗？昨天我们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资产阶级坦白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每一个厂商的负责人都谈了，沪江纱厂的梅佐贤也谈了。”
方宇大吃一惊，他圆睁着两只眼睛，望着杨部长：
“梅佐贤！”
“唔，梅佐贤也来了。”叶月芳坐在杨部长的背后，插上来说。
“隐瞒是隐瞒不了的，只有坦白，彻底坦白，承认错误，决心改过错误，才会受到宽大处理。我不忍看见一个干部陷入到错误的泥沼里而不去救他。”
“我……我……我……”方宇好像突然变得口吃了，他一直在讲着“我”，可是说不出其他的话来。梅佐贤那张露着两个酒窝的长方型的面孔在方宇面前出现。他想起那天在沪江纱厂厂长办公室的情形，梅厂长把马凡陀金表放在他面前，说：“我们是老朋友，这表是我的。我今天送给你，留个纪念。我晓得，共产党反对送钱送礼的。这也不是礼物，这是我们两人的私交，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还有谁知道呢？我绝对不会对人家说的。”从此，他就接受梅厂长一次又一次的礼品和金钱。想不到来了三反运动，还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而且梅厂长在座谈会上还谈了话。梅厂长啊梅厂长，实在太不够朋友了。梅厂长的那副笑嘻嘻的面孔和杨部长诚挚关切的态度，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杨部长刚才所讲的每一句话，起初以为是讲的第三者，与自己无关。现在想起来，都是针对着他的。杨部长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慈母，抚摩着儿女所受的创伤，想早一点把他们治好。方宇感到再不讲出来，实在太对不起杨部长了。他本想一口气把自己所犯的错误都讲出来，可是自己很激动，情绪很乱，不晓得从啥地方说起。
叶月芳在旁边忍不住对方宇说：
“杨部长这样苦口婆心劝你，你不坦白，还有啥顾虑？”
方宇皱着眉头，心里想是不是杨部长要他再坦白一些，然后今天就逮捕他；还是真的坦白了并不严办呢？他看不准，便站了起来，向杨部长试探地恳求道：
“杨部长，可不可以让我回去仔细想一想，有些事体，时间久了，实在记不详细。”
“完全可以。”
“我现在可以去吗？”他心中暗暗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眉头开朗了。
“你现在可以去。”杨部长也站了起来，送他到办公室门口，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说，“你想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
方宇一走出去，叶月芳马上焦急地走到杨部长面前，问：
“你刚说动了他，为啥又放他走呢？”
“不放他走，”杨部长幽默地说，“留他在我的办公室困觉吗？我这里也不是旅馆。”
“不是这个意思，”她辩解地说，“意思讲，要他坦白。”
“他还没有想好，哪能坦白？”
“一回去，又会变了。”
“怕他变过去不坦白吗？”
“是呀！”她急得胖胖的圆脸上的两只眼睛睁得更大。“那要他再变过来，”杨部长说，“思想基础不巩固，是不会坦白的。一次不够，我可以再和他谈一次。”
她听见杨部长答应谈第二次，而且显得很有把握，她高兴得跳了起来，鼓着掌，说：
“那好，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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