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旧地重游

    也就在冼鉴被迫折回顺德县去的时候,周炳乘坐的轮船琼州号,从上海一路平安开到了广州市河南的白蚬壳码头。“到了广州了,”他想着,心里咚咙跳了一下。下了船,他提着行李,不知不觉地就朝着回家的方向走。他渴望着和爸爸、妈妈见面,想看看那生了儿子的姐姐周泉,甚至想起了何家的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来。但是当他走到凤安桥的时候,他的脚步又不知不觉地停下来了。他回到从前德昌铸造厂的老地方一看,忍不住感慨万端。那地方还是开着铸造厂,但是已经换了招牌。不用说,那里不会再制造他们从前所做的手榴弹壳了。那孟才师傅,李恩大个子,都为着革命,离开了人世了。冼鉴、冯斗、谭槟一伙子人,如今不知生死存亡,也不知散落何方。想到这里,他于是自言自语道:“妈妈,我多么想念你!可是我如今一事无成,拿什么脸去见你呢?”他再看看自己的铺盖卷,还是家里拿出来的那一副旧铺盖卷,只是更加发黄,更加残破了,就又想着:不止没脸去见妈妈,也没脸去见那小丫头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礼呢!当初,她们多么好心肠,对他的期望多么远大;他自己也是感情比火热,志向比天高,一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如今两手空空,头低、眼湿地回家,成什么话!这样,他又决定不回家,把行李往肩上一甩,沿着相反的方向,折回白蚬壳。从那里过海,到了白鹤洞。又沿着一条葱绿满眼、四季常青的乡村大路徒步向震南村走去。在路上,他满怀壮志地发誓道:“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家!”往后,他每走几里路,就重复一遍道:
    “就是这样。找不着共产党,我誓不回家!不要说一年、两年,就是十年、百年,我也不悔!”
    村过村,渡过渡,约莫走了半天工夫,周炳就走到了震南村。虽说冬天风凉、他却出了满头大汗。在村子北口一棵大榕树脚下,他坐下来歇气,顺便想找个过往行人打听一下,那震光小学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村口,他已经八年没来过了,可是奇怪,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他都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那是那棵大榕树,那是那个社台,那是那个门楼,那是那个竹林;一条麻石小道,弯弯曲曲地伸进村里,小道的另一头,斜斜地横过小水沟,伸进那片广阔肥沃的禾田里。他跟胡柳、胡树、胡松、胡杏他们四兄弟姊妹,就常常在这里玩耍,拾榕树豆,斗天冬草,捉黄蜂,顶蜗牛,乐得不可开交。那时的天气,也是这样的天气,半冷不热的;那时榕树顶上的相思鸟,也和现在的相思鸟一样地唱着,吱吱啁啁,听得人入迷。周炳正在无边无际地沉思着,忽然从村子里走出一个十七、八岁,农家打扮的大姑娘来。周炳看她身材细长,大眼睛,尖鼻子,尖嘴,非常灵活秀气,却是认不得人,就说:“大姐,请问你,上震光小学怎么走哇?”那大姑娘不答话,望着他嘻、嘻、嘻地笑个不停,笑得周炳发起毛来,把自己浑身上下望了一遍。又笑了一阵子,她才说:“阿炳,你回来啦?快去看看胡柳吧!”周炳搔着自己的脑袋说:“哦!可是我倒认不得你哪!”大姑娘又笑了,笑得非常甜蜜,说:“你认不得我,我可认得你,我叫何娇。离胡柳她家不远呢。”周炳站起身来和她点头认识,又问了她几句胡家的近况,就按照她所说的路径,一直朝震光小学走去。
    到了震光小学门口,门房通报进去不久,在一片儿童吵闹声中,走出了一个年纪在二十四、五的年轻人来。这个人象虾干一样的身体,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轻浮,加上眼似狐狸左右望,嘴象喇叭往外翻,格外可观。他两人一见面,那格调就不比寻常:
    一个瞠目结舌,大声惊呼道:“是你呀!”
    一个目定口呆,高声怪叫道:“是你呀!”
    那走出来的人说:“你找谁?”
    周炳爱理不理地说:“我找这里的校长!”
    那出来的人说:“我就是这里的校长!”
    周炳一面说:“我的时运太低,白天见鬼!”说罢回身想走。
    那出来的人伸手拦住他道:“我早听校董会说有个新的‘人之患’,就要来吃咱这里的‘咸鱼头’,可是你打死我,我也想不到是你。这才叫不是冤家不对头。得,既来之,则安之。老相识了,用不着客套。里面坐,里面坐。”
    原来这出来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八年之前的一个七夕晚上,因为他调戏区桃,叫周炳给结结实实砸了一铁锤的,青云鞋铺的少东家林开泰。要接受这么一位主人的邀请,到他的房间里去,象宾主一般的殷勤款洽,这在周炳说来,倒不算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儿。他略为踌躇了一下,然后——不知道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还是出于另外的其他什么原因,他毅然地跟着林开泰走了进去。到了这位意想不到的教会小学校长所居住的地方,周炳一不看那里面的乌烟瘴气的陈设,二不忙拿出陈文英的介绍信件,三不问学校有些什么情况,只是一个劲儿盘查林开泰道:“既是熟人,我也就不拘礼了。你是一个鞋铺少东家,连一双顶起码的布鞋,也是决计做不出来的。你倒凭了什么本领,来当这小学的校长?岂不白白误了人家的子弟?”应该说,对于这样一种谈话的腔调,林开泰倒是安之若素的。当下只见他不但不恼,反而笑嘻嘻地答话道:“弟台,这就是你的少见多怪了。如今社会上做事,只凭腰杆,不问头脑。体会做鞋,会卖药,会看牛,打铁更是看家本领,如今不也就当了个教席?至于我,我是推辞再四,总是推不掉,这才来勉强承乏的。你大表哥陈文雄说我:‘你怕什么?天大的事儿,有我担戴,这校长一席,别的不问,只问信仰,你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你只管放手干去!’这样,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呵!”周炳笑了。他一面掏出陈文英的介绍信,递给林开泰,一面说:“这敢情是无巧不成书!你的后台老板,也是我的后台老板。他姐弟俩都是咱们的大施主呢。既然如此,我二人当面约定:此后河水不犯井水,各行其是。你只管营私舞弊,中饱贪污,我不管你;可是我干什么,也随我的便,你也不要来管我。总之,谁也不要碍着谁。你应承么?”林开泰颠三倒四地看了介绍信,连忙点头不迭道:“当然应承,当然应承。——何止应承?简直是好极了,好极了。既然摊开族谱,成了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只要往后弟台看到我有什么陨越之处,多多包涵就是了。”说罢,又叫人唤了另外两位老师进来,一一介绍寒暄,算是见过了同事。往后,周炳就在震光小学住下来,只当又找到了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原来这震光小学,是倚仗着广州三家巷陈家势力撑持的一个教派所创办的,本来有一个校长,两个教员,——加上周炳,成了三个教员。学生也不少。在名册上有百儿、八十人,实际上每天也有那么三、四十人来上课。创办这间小学的目的,不要说学生和那些富有的家长——那些绅襟父老不知道,就是校长、教员,也是不知道的。有人毁谤说,只怕连那些校董会的董事老爷们,也未必清楚。看这学校设备简陋,教学呜呼,高级小学毕业,还抵不上别的初级小学程度。它不象是打算培养人材的地方。看这学校虽然也读圣经,唱赞诗,做礼拜,讲道理,但是也不那么认真、严肃,也不那么装腔、刻板,学生和家长来也好,不来也好;听也好,不听也好;反正散发了那些精美的画片和香甜的糖果,大家喜地欢天,一哄而散。它又不象是打算传教布道的处所。要说它是想沽名钓誉,借学敛财,培植势力,结党营私,那也未必尽然。况且陈文雄董事长一向以公正廉明自居,也未必肯这样干。所以说来说去,大家对这间学校,还是弄不清楚。那些富有的绅襟父老只想着从这小学毕业,可以升教会中学;从教会中学毕业,可以升教会大学;从教会大学毕业,可以做官,可以经商,也可以留洋;就把子弟送去了。
    周炳也没有多余的心思去过细研究那些问题。在学校住下来之后,有一天半天工夫,还不忙上课,他第一件大事就是上胡杏的老家去看看她的爸爸胡源,她的妈妈胡王氏,还有胡柳、胡树、胡松一班老朋友。胡家本是熟地方,况且除了胡柳、胡树两人,在广州见过面之外,其余的人都是八年没见,想念得很,因此草草吃过晚饭,就奔向胡家去。天气渐渐地黑下来,村子里的人渐渐地多起来,赶着牛的,划着船的,都从四面八方回到村子里来了。周炳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道路很熟。他沿着一条叫做螺冲的大冲往西走,不久就看见隔冲那面,胡源住家旁边那几棵大蕉树;那排蕉树后面,便是那棵九里香;九里香的西面,就是屋后那一片菜地,约莫也有个一分、半分光景。这流水、树木、菜地、家屋,是这样地凌乱残败,又是这样地熟悉亲切,使周炳常常停了脚步,望着出神。在暮霭苍茫之中,他还看得出来,胡家房屋虽然还竖立在冲水旁边,外形跟八年前差不多还是一个样,可是颜色变得又黑、又苍老了,屋顶的瓦片破碎得多了,屋脚的青砖给硝碱侵蚀得露出槽沟来了,朝北的那堵墙也已经有了裂缝,向外倾斜,并且用一根很粗的檩子斜支着顶住了。他急着要见那些人,也就无心细看,一直往西走,看看快走到那象南北向的较小的前冲,他才折向南,过了那座用六块厚木板、分三截搭成的,上、下抛得很厉害的小桥,又倒回来折向东,顺着村中大路,一直向晒谷场走去。从晒谷场西北角上,他又向北转进一条小巷子,不久就走到了胡源家门口。这门口近看起来,更显得低矮破烂、剥蚀倾颓。屋檐的瓦片差不多掉光了,只拿篾席盖着;两扇大门剩下了一扇,半边开着,半边掩着;门口垫的石块已经完全不成形状,变成了一堆碎石子。一道微弱的灯光,从里面神厅溜到外面的草地上来。本来周炳看见这贫穷破落的情况,心中十分难过,口中嗟叹不已,倒是这一抹灯光,引起他满怀的热望,他一面想着:“这里的人大概都健壮吧!”一面就满脸笑容地走了进去。
    这样一位远方来客的突然出现,他那神采风度,把神厅里满屋子的人一下子都给吓呆了。一家人正围着一张很矮的方桌子,就着一盏很小的煤油灯吃饭。最先,一位年纪在六十上下,中等身材,满脸虚胖的男人放下碗筷,站了起来。跟着,一位年纪不过五十多,可是看样子非常苍老的妇人也放下碗筷,站了起来。随后一双年轻兄弟,一个老成些,约莫十八、九岁,一个稚气些,约莫十六、七岁,也都站了起来。最后一位大姑娘,看上去正在二十左右,也轻盈淡定地站了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看。因为这样一位穿鞋踏袜、英俊大方的客人上他们家里来,这在他们的家族史上,是从来没有记载过的事儿。那老头儿正在喃喃呐呐,想认又不敢认、想问又不敢问的时候,到底是大姑娘眼利,脱口而出地叫道:
    “炳哥哥!”
    那黄莺儿般的声音刚一落地,大家都认出来是周炳,于是整个神厅里,又大事喧闹起来了。胡树、胡松两兄弟将身一拱,象两匹小老虎似地跳了出来,一个搂着周炳的脖子、一个缠着周炳的腰,把他按到饭桌旁边的木板床上坐下,差一点没跟他三个人滚做一团。朝王氏把一碗茶递了给他,胡源把一包生切烟放在他身边,只有胡柳站着不动,只顾拿眼睛偷偷地看他。看了好一会儿,又开言道:
    “怪不得呢!我说怎么的,今儿后响喝茶,那茶叶骨子老是竖起来,沉不下去,原来是有贵人到呢!”
    大家听她说得有意思,又嘻哈笑乐一番。
    胡源搔着自己的花白脑袋,问周炳怎么会跑到乡下来。周炳告诉他是来教书,他两手合掌道:
    “我总说神佛有灵,皇天有眼,你们都不信。可你们这回亲眼看见了!要不是他好心热肠,厚道义气,他就能当上了人上之人?周炳你这回好了。才不过八年工夫,你一个受苦孩子就当上了洋学堂的先生。你是发了,出人头地了!象我们那两个牛屎仔,真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呢。真是好,真是好。
    总算咱们受苦人也出一口气!”
    胡妈未开言,先流了眼泪。她把那蓬松的头和邋遢的脸垂到胸前,又用那双细瘦而结实的手拉起衣摆去擦眼睛,一面哭、一面笑道:
    “真是好,真是好。难得你还那样有我们的心,难得你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一门穷苦人家!自你走了之后,我想着,你再不会回到我们这寒苦的地方来了,你再不会记得我们这些贱骨头、烂渣命了!我只当咱们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福份见着了!没想到一转眼你就回来了呢,真是一天都光彩了呢!怪不得我们阿杏说,三家巷里,只有你们周家是好人!怪不得阿杏——”
    说到这里,胡王氏竟呜咽梗塞,说不下去。周炳不明白什么缘由,只顾安慰她道:“胡大妈,伤心什么呢?什么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我当了这个先生,心里可实在是不乐意呢!我一点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出人头地,我只想着怎样才能叫大家一道来享福!当这教员,在我还是逼不得已的呢。——可是说到你们,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倒恰恰相反,是时时刻刻地想念着,日日夜夜地惦记着的呢!倘若不是想念着大家,惦记着大家,我作兴一辈子留在上海,穿了洋服,坐了洋车,住了洋房,吃了洋饭,当了洋奴,光光滑滑的,肥肥胖胖的,漂漂亮亮的,永远不回到这广东地面,永远不把自己当做中国人了!饭都凉了,快吃吧。吃了,慢慢细谈。”
    周炳说完了,就坐在胡家兄弟共睡的木板床上,瞧着他们一家人吃饭。趁这空档,他悄悄地四面张望了一下,只见这里一堆破布,那里一堆断绳,农具不是缺了口的,就是脱了榫的,桌、椅、板凳,不是穿了洞的,就是折了腿的,竟没有一样光鲜完好的东西。不禁暗暗地替他们担心。他想,要是去年的革命成了功,土地收归国有,他们的地租就可以免掉,他们的光景也不会败坏到这般田地。胡王氏先吃完了,看见周炳坐着发呆,就说:“阿炳,你仔细看一看,这里连一件象样子的东西都没有了。大家活着,都不知道怎么活过来的呢!”周炳说,“你们五个人,就是五个干活的人手,怎么还遮盖不过来?”这句话挑起了她的忧愁,她就象编年史家一样,从周炳离开震南村那年起,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向周炳诉起苦来。……周炳一面无限同情地听着,一面就深深地思索起来,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脱离这困苦的境地。他在胡王氏偶然歇口气的一瞬间,举头四望,只见屋顶墙壁,全是一片黑色。他隐约看得出来,屋梁上挂着许多东西,墙壁上也满满地挂着东西,只是年年月月地叫柴烟熏着,竟是遍体黜黑,不能辨认。他想起在上海金鑫里三号聚会的那些精神抖擞的女慈善家们,又不到这胡家来亲自见见世面,真令人哑然失笑。后来胡王氏讲得多了,胡源就打断她道:“够了。又不是什么得意的东西,你尽倒翻那本陈年烂账干么?洗碗去吧!”胡柳、胡树、胡松也纷纷开言,要周炳讲一讲这八年的经历,于是周炳也象编年史家一样,从自己离开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把所有的遭遇都一件不漏地,毫无隐瞒也毫无修饰地告诉了这些知心朋友。大家都坐在矮凳子上,仰起脸,张大着嘴巴,听得入了迷。胡松年纪小,顶爱插嘴问这、问那,大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胡树不停地拿手搓着自己的耳朵。胡柳时常忍不住发出低声的叫唤。胡源一根生切烟接着一根生切烟地抽着。胡王氏开头还一面洗碗,一面听,后来就索性撂开碗盏,把两手笼在又破又硬的棉袄袖子里,一心一意地听起来。听到周炳离开剪刀铺子,重新上了学堂,大家就替他高兴;听到区桃在沙基惨案当中英勇殉国,大家就嗟叹惋惜,肃然起敬;听到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这些人违反盟誓,破坏罢工,出卖朋友,背叛革命,大家就嘴里呸,鼻里嗤,摇头顿脚,咒骂不停;听到国民党实行反革命政变,投降帝国主义,大批屠杀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大家就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听到广州起义成功,夺取了政权,宣布了政纲,成立了广东工农民主政府,大家就昂扬振奋,痛快淋漓;听到广州起义失败,许多英雄烈士轰轰烈烈地拼头颅,洒热血,最后是死的死,逃的逃,分离失散,大家就低头掩面,悲痛万分。那胡柳一时感情难忍,竟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后来听到周炳在上海碰到麦荣大叔,又遭到敌人的迫害,竟是可望不可即,可见不可亲,胡柳替周炳着急,又噢噢地哭了起来,一直到听到周炳在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干了一桩痛快的事儿,惩罚了那个包打听,救走了金端同志,这才转悲为喜,带着眼泪笑起来了。周炳讲完了,大家还在凝神深思,胡源忽然沙着嗓子开言道:
    “这才是些穿州过府,闯大事儿的英雄好汉!我们窝囊一辈子,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事儿呢!——可你们也别当是好要的,闹得不好,吃饭的家伙就没有了;你们刚才听见阿炳讲的那些话,听了就算了,千万不能泄漏一言半语!一不小心泄漏出去,可知道阿炳的性命就难保!咱们村西‘蛇冈’脚下,就有那么一间公安稽查站,他们专干的这种营生!阿炳既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我们也一定要保住他的平安。这一层,你们都想到了没有?”
    大家都说知道了。往后,又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胡王氏问陈文英后来怎样了,胡柳问陈文婷后来怎样了,胡松却追问李民天后来还革命不革命,到底是胡树心地深沉,他只要求周炳把张太雷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政纲,一条一条地解释给他听。这样,一直谈到四更天,鸡叫了三遍,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周炳一个人,心情酣畅地穿过寂静的、深蓝色的村庄,梯梯他他地走回学校,连沿途的狗吠声都没有听见。
    第二天早上,林开泰在校务室里碰见了周炳。他已经知道周炳昨天晚上到何五爷家的佃户胡源家里去,直到四更天过后才回来,只是摸不清他去干些什么事儿。他想问周炳,碍于早先已经有了“绅士协定”,又不好问得,只是眯起眼睛,耸起肩膀,不怀好意地对周炳奸笑。同事中有个叫做华大维的年轻人,今年二十二岁,英文原名“大维·华盛顿”,字“士玛”,号“摩登”的,走到周炳身边,做了一个美国西部的“牛仔”手势,说:“好天堂!你真是好运道!胡家的‘黑牡丹’,我敢赌我的头,是这荒村中‘爱’字第一号的天生尤物!”周炳脸颊微红,正色回答道:“华君,你、我都是为人师表,放尊重些来!”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做丁猷的,今年已经四十岁,是本校资格最老的一位教员,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当时听了他们的对话,就先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笑着说:“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说世风日下,就是世风日下!”谈笑已毕,各人散开,分头上课。周炳是新来的教员,要到第三天才分班上课,因此就走出校门,信步闲串。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之中,周炳是连一分钟也不愿多呆的。后来他虽然正式上了课,但一下课之后,他仍然在村里、村外,到处游逛。有时在村南的大帽冈上,时隐时现地盘桓一个早晨;有时在村东的小帽冈上,寻幽探奇地流连一个黄昏;有时整整一个前晌,他坐在村北的大堤围上,望着滚滚的东沙江出神;有时整整一个后晌,他在村西的犁冬田里穿来穿去地走着,跟所有他认识的耕家谈家常话。大家都以为他喜欢游山玩水,也不知道他心里还搁着多少事儿。这样,一过又过了两个多月,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天了。
    周炳对着那万物萌动的春天说:“春天哪春天,我一点没有盼望你,你却来了,可是我日夜盼望的共产党,怎么连一点踪影儿都没有呢!”
    震南村河冲纵横,清幽绝俗的风光虽然好,但是周炳觉得孤独,寂寞,意态萧条。他深深地叹息道:“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呵!我只道在自己的家乡,说不定更容易创造奇迹。但是奇迹在哪里呢?奇迹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呵!”他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广东跟广州正在发生什么事儿,甚至也不知道这震南村和那隔江相望的震北村正在发生什么事儿,——总之,他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和去了香港的哥哥周榕又很久不通音讯,这种隐居的生活,无聊无赖的生活使他觉着一种出不来气般的痛苦。本来为了避嫌,免得他的同事们说闲话,他开头是不大上胡源家去的,后来实在闷得发慌,就隔两三天去闲坐一阵;再后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了。大家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对他提出了数也数不清的问题,要他详细解答。只有胡柳总是冷冷静静地坐在一旁,歪着脑袋,仔细地听,有时浅浅一笑,也不向他提什么疑问。到了白天,胡树经常上学校去找周炳,要听他讲革命的道理。一去,就给周炳带去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袜子,遇着有破烂了的,都缝补整齐;有时在手帕角上,枕头套上,还用丝线绣上各种花鸟,玲珑鲜艳,十分可爱;有时送去过年糕饼,春节糖食,那上面总盖着一幅剪纸花儿,不是龙、凤、福、寿,就是榴、藕、荔、桃,又配衬了食物,又精妙无比。这种种安排,都出自胡柳之手,周炳不免十分感激,把她绣的花鸟,剪的纸花,都加意保存,极为珍重。只有一样,周炳觉着奇怪的,就是一提起卖到广州三家巷去的小妹妹胡杏,他们全家就闭口不谈。有一次,周炳在螺冲闸口旁边那眼大鱼塘前面,遇见挑着空桶的胡柳,问起胡杏的情况,胡柳一句话不说,只是瞪大眼睛,咬牙切齿,那眼泪珠子象乱箭似地从那又大又圆的眼睛里飞射出来,吓得周炳满腹狐疑,不敢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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