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跋涉

    第一赤卫队的日子可真不好过:第一没有上级组织来领导,第二没有武器枪枝,第三没有行动任务,只有周炳晚上抽空到胡源家里来,给大家上上课,讲讲革命的道理。那农田的活路,大家倒是慢慢磨练出来,也有点惯熟了。只是谁都不明白,这所谓试验农场,到底在试验什么东西;所谓科学改良,又在改良什么玩意儿。公司没有跟大家明说,恐怕是牵涉到什么发明专利之类的问题。大家问庄稼汉出身的胡树、胡松兄弟,谁知他两兄弟也看不出个究竟。有时大家看见总技师李民天带着几个技师在田里转来转去,这里拔几棵,那里掐几片,就又躲在化验室里不出来,过一天、半天,便回广州去了。区细、区卓两兄弟是认得李民天,从小在一块儿玩的,后来各自长大,见面很少,就生疏了,在农场见着李民天也不跟他打招呼,李民天也认不得他们。倒是后来有一回,董事长陈文婕和总技师李民天一道来农场,请了周炳、区细、区卓、胡柳、胡树、胡松六个人过去说话儿,又和胡家几个人认了亲戚,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但是这试验农场到底搞的什么名堂,他们还是没有说。月过一月,天过一天,区细早已十分不耐烦了,就牢骚满腹地对大家说:“咱们这算什么赤卫队?我看耕田队倒是真!”丘照又提议道:“要不,咱们把那姓郭的抓出来,再好好揍那小狗爪子一顿,也消消这股闷气!”马有说:“要是这么着,咱们来给他们排个班儿:先揍那郭标,再揍周公学堂那华大维小子。他整天撵着胡柳叫‘黑牡丹’,十分下流,不惩戒不行!”队长陶华也是手痒痒地说:“要干的话,我倒想先干那公安稽查站的王八蛋梁森。一看见他那青鸡脸,我的眼睛就发红。可是不管干什么,咱们得先问问政治指导。周公不点头,咱们什么也不干!”王通也每天催促周炳道:“炳哥,你点头吧!你说先干谁,咱们就干谁。你说往东,咱们绝不朝西!”周炳自己,也正在心慌意乱,不知怎样才好。论胃口,他也是想干一干的。可是这两三年来,他经历了一些事情,又读了几本社会科学的书,就觉着那样干,仿佛不大对。不过到底怎样干才对呢,自己却又弄不清楚,因此,他就极力劝住大家道:“你们说我不想干么?我可想得很呢!可是,咱们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有一个组织。咱们虽然有了赤卫队,但是还没有跟上级组织接过头,这还是不行的。我给大家担保:咱们一定可以找到党。我十分相信。一点也不动摇,一点也不怀疑。大家再忍耐几个月吧!”大家听了他的话,都觉着惊奇:周炳只有鼓动人闹事,没有劝说人省事的,这样看来,周炳也是变了。不过不管怎样,大家还是依了他的话,耐着性子,捏着脖子过下去,一耐就耐了三个月,又到了那一年的秋天。
    那一天的绝早,刮着一阵凉风,下着几点小雨,果然有点秋天的模样。何福荫堂的管账、二叔公何不周撑着一把又粗大、又笨重的纸伞,迈开肥胖的步伐,上公安稽查站去找站长梁森。梁森还没起床,叫他吵醒了,浑身不自在地走了出来。何不周一面喘着气,一面擦着汗,一面告诉那站长:震南试验农场里最近出了一批共产党,附近的“良民百姓”都管他们叫“十大寇”,这些共产党如何“调戏”良家妇女,如何“打架闹事”,如何“恃势行凶”,一直说个没有完。梁森听得不耐烦极了,就用手势挡住他道:“你那些废话就留到清明拜山的时候再讲吧!你现在只要说清楚,你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就行了。”何不周冷笑道:“给你说,就是要你把他们抓起来,”又用肥厚的手指在脖子上锯着,比划着说:“杀他几个!你们不是专干这差事的么?”梁森申斥那胖子道:“你说的不管什么话,我根本就不相信。几时轮到你说谁是共产党、谁不是共产党?可是你也该记住:你是给何家办事的,他们是给陈家扛活的,你们两边的头顶上如今正对着亲家呢!万一伤了和气,你的东家护得住你,护不住你?”何不周寻思着说:“他那些工人是招募来的,他也不敢说那里头就一定没有共产党。”梁森向客人伸出一只手,手掌向上,手指向里勾动着,说:“那好吧,你一定要做,就给你做。你愿意出多少?你要知道,我是可以尽义务的,我的兄弟们可不能白白报效。”何不周郑重其事地出了五十块钱的数目,可是梁森不亢不卑地讨了个一万块钱的价钱。后来再三商议,一个加到二百,一个减到二千,僵持不下。在送客的时候,梁森对那胖子说:“一百几十的生意,你去帮衬乡公所吧!”何不周又好气、又好笑,说:“你不干,也只好问问他们看。难不成只有你会抓共产党,别人都不会?不过要他们干这桩事,有个百儿八十也就够了。你还替我省俭呢!”说罢,两人才分了手。
    也在那一天的绝早,周炳打着雨伞,挽着一个藤箧子,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震光小学,朝何勤家里走去。何勤、何龙氏、何娇都在家。两位堂客看见他那神色不定的样子,知道他将要出远门,站在一旁,不敢做声,只顾拿眼睛上下打量他。何勤咳嗽了半天,才抬起头问他道:“你就走么?”周炳爽朗地回答道:“对,我就走。你打听出什么新消息没有?”何勤知道他是问那个矮矮圆圆,满嘴胡须,一身黑衣服的姓谭的消息,就说:“有是有一点,不多。震北村有人知道,他除了经常在宝安、深圳一带走动之外,还经常跑香山、前山一带呢!”周炳只说一声“好,知道了”,就要起身。何勤拦住他道:“你只知道他姓谭,又不知道他叫谭什么,又没有个地址,怎么就走?”周炳说,“是倒是。可是不打紧。就是走遍天涯,我也会把他找出来!”说完,头也不回,迈开雄健的大步,向螺冲那边走去。何勤望着他的魁梧的身影,替这拗性的年轻人叹了一口气,又赞美地轻轻摇头。周炳到了胡家,只有胡柳一个人在家。周炳放下行李,和她打对面坐着,告诉她道:
    “我走了。我这回出去,一定要先找到姓谭的。然后从姓谭的那里,我就能够找到金端同志。”
    胡柳瞪圆眼睛望着他,觉着他这时候是一个老实、笨钝、固执非常而心地纯善的傻孩子。只有这样的孩子才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知艰难,也不顾危险。只有这样的孩子才会在干一件大事之前,表现出天真的无知,过分的严酷,不近人情的淡漠和毫无处世的能耐的样子来。她轻轻叹着气,越往下听,就越发忧愁。她想起他无亲无故地漂泊在外,不知道多长的日子,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那险诈凶恶的社会随时都会加害于他,不觉伤心掉泪。周炳又是另外一种心思。他想那个人既是姓谭的,配上那副相貌,就准是谭槟无疑。他想既然他不在震北村,就一定在宝安,要不就在香山,他也一定能在宝安,要不就在香山找到他,不会有什么疑问。他又想,既然只有这一条线索,一条门径,也就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只要一心朝前走,就能水落石出。他不明白一个人在走着一条笔直的道路,怎么别人会替他担心发愁。
    胡柳哽咽着,低声说道:“这岂不是大海捞针?”
    周炳比她更加低声说:“只要有针,我就能从大海里把它捞起来。”
    可以听得出来,周炳的声音里有的是坦白、快乐和单纯,跟他平时说话里面所包含的调子一模一样。他说这么勇敢豪迈的大言壮语,却没有使唤高亢铿锵的声调,也没有露出慷慨激昂的神色,倒象是一个懦弱、胆怯、迟钝、愚昧的孱子在那里喃喃絮语的一般。胡柳无可奈何,最后说了一句满不相干的闲话道:
    “学堂里不是开了学么?没人上课怎么办?”
    周炳心平气和地笑着,拿起雨伞和藤箧子,随口答道:“不要紧,我已经请了假。这学堂没有我,一样办得起来。”说完就走了。胡柳追出巷子外面,望着他的宽阔的背影出神。他去久了,胡柳又追到螺冲小桥边,躲在一棵香蕉树后面,拿眼睛送他,一直送到他隐没在蛇冈西面为止。
    谁知周炳走后的第七天,震南村里就闹出一件大事儿来。那天晚上,何娇约陶华在村东小帽冈前面的观音庙会面。这观音庙虽然淡中清还有些人去烧香磕头,但是没有庙祝,也没有其他闲杂人等,是个极其清静的去处。陶华跟马明、关杰、胡树三个人商量,觉得应该去走一遭。马明不放心,就叫马有陪他去。又吩咐马有只要在庙外等候,留心看着周围的动静,一面替他把风,一面也是保护他。陶华进得庙里,借着微明的月色,在观音大士的神象前面,看见了何娇。两个人并排坐在一个蒲团上面,细细地谈起心来。谈了约莫一个更鼓,越谈事儿越多,越谈头绪越乱。何娇看见陶华英伟健壮,醇厚热肠,如果这个人肯拉她一把,她就能脱离苦难,终身有托,谁也不敢再来欺负她;陶华看见何娇苗条细瘦,心地善良,就想如果这个可怜的女子能够抗住那些浮华子弟的糟蹋,跟自己一起过日子,他就不知道会多么幸福。正是两个心事,一样相同。后来何娇催促陶华道:“该是怎样,你得有个定着。郭标那鬼东西时常来罗嗦,我倒不怕他。我爹、娘也不喜欢他。可是二叔公何不周那肥猪就厉害了。咱家是他的长工,他说怎样就怎样。除非你不吃饭,你敢不依?这两天,他要咱全家大小都搬到江边的棚寮去,跟其他的长工住在一起。我跟你离得远了,见面难了。我还怕他这里面会有什么花招呢!”陶华用手轻拍她的脊背,安慰她道:“不要怕,小姑娘。他要你搬,你就拖着。实在拖不了,你就搬。同在一个村子,还怕他活活地把你吞下肚子去?至于说到正式办事,那就得钱。你使了他何不周的银纸,你不还债,他总是拿住你的把柄,说什么他也不会依的!”何娇将身子更靠紧陶华一些,撒娇地说:“我怕。我怕会出事情。……”陶华捏起拳头,把骨节捏得历历作响,说:“那除非咱俩一同逃走!可是——”他想说可是他还有一班兄弟,离开不得。不过他还没说出来,何娇倒抢着先说了。她说:“那怎么行?我爹、娘只得我一个。爹老了,娘又多病。我一走,他们准活不成!”陶华叹了一口气道:“这社会真是困死人!既然进退两难,那咱俩就支撑着再说吧!”他俩越谈越甜蜜,可是越谈越伤心。何娇躺在陶华的怀里,呜呜咽咽地哭着,那眼泪珠子穿过微明的月色,淅淅沥沥地落在那青年汉子的宽阔多毛的手背上。
    在胡源家里,马明、关杰、邵煜、丘照、王通、胡树、胡松、区细、区卓几个人静悄悄地坐着,等候陶华的消息。看来大家的心情都快活、平静。后来马明和关杰下棋,邵煜、丘照、王通围着看棋。胡树、胡松也挤在灯下补衣服。胡柳拿一把剪刀、几张黄纸在原来她兄弟睡的空板床上剪来剪去,区细、区卓也坐在床边看。大家都没有说话,胡柳忽然放下剪刀,推开面前的碎纸,叹口气道:
    “妈,也有这些天了,也不知道人到了什么地方了。”
    胡王氏还没来得及回答,邵煜早从棋盘里抬起头来,笑着插嘴道:“又有哪些天了?凑起来才不过六、七天。他到了什么地方,会有信来的。”大家听了他的话,都笑了。王通暗中扯扯他的衣服,意思叫他知趣些,别多管闲事。邵煜也觉着自己说话不得体,那斯文、灰白的小脸叫小煤油灯映照得通红。区细和胡源差不多同时开口,区细说,“吉人自有天相;”胡源说,“正所谓行人遇贵人!”就这样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到了三更时分。胡柳心细,忽然听见远处有人飞跑而来。大家正惊愕着,只见马有从门外撞了进来,嘴里连声嚷着:“坏了,坏了!”大家忙问什么事,马有说他正在庙门外把风,忽然有四个团丁来“捉奸”,他立刻通知陶华,叫陶华跟何娇往西边走,他自己往东边走。谁知那些团丁不来追他,却去追赶陶华,后来就把陶华、何娇两个带到乡公所去了。胡树听了,很不服气,就沉着脸责备马有道:“你们有两个人,他们也不过四个,打也打得过的,光顾得跑干什么!”邵煜也不满道:“你跑了,叫大哥一个人对付四个人。真脓包!”胡柳一听,就哭叫起来道:“天哪!可怜的人哪!”王通却不愿听这些,只一个劲儿催促马明道:“参谋长,下命令吧!如今该怎么办?”马明和关杰对望了一眼,跟着用手把棋盘一推,对大家说:
    “全体出动!冲进乡公所去!把陶华、何娇抢回来!”
    谁也没有多说话,一阵桌、椅、鞋、屐响动声,十条汉子一齐走出门外,向村西街市旁边的乡公所快步前进。到了乡公所,既不问讯,也不说话,由迫击炮丘照做开路先锋,一直冲了进去。
    这时候,东沙乡乡公所里也没有什么人,乡长何奀从来很少上乡公所来,乡文牍王先生早已回槐冲村、他自己的家里睡觉去了,只剩下七、八个团丁在这里上夜。这些团丁平时鱼肉乡民,倒绰绰有余,如今要他们对付这班生龙活虎的农场工人,却不是材料。当下这些人看见丘照他们来势汹汹,知道是为陶华跟何娇而来,也没人敢出头拦阻;只有一两个乖巧的,赶快去乡长何奀家里送信,其余的人就都站在天井里、大门外,嚷叫恫吓,凭着嗓子壮胆。那乡公所有多大地方,禁不起这十条大汉一阵翻桌、推椅、踢门、砸窗,早已弄得支离破碎,东倒西歪。马明带着胡树、胡松搜左边,关杰带着区细、区卓搜右边,丘照、王通、邵煜、马有一直闯到后进,见门就开,见房间就搜。最后,还是丘照这支人马,在厨房后面一个堆放破烂东西的小房间里,把陶华跟何娇起了出来。大家见人已救回,也不多留,便替他们松了捆绑,簇拥着走出乡公所,大模大样地回到何勤家里,又从那里浩浩荡荡地走回农场去。这一仗果然打得有声有色,虽然没有交手,没有伤人,却使得东沙乡的绅耆父老,大为震动。他们奔走呼号,一致主张严办。乡长何奀去向他的堂兄何不周报告,还哭了一鼻子,说要辞职不管。何不周再去找公安稽查站的站长梁森,梁森还是不理,说偷鸡摸狗的事情,他管不着。事情还是原封不动地搁着。
    又过了十多天,大家看见何福荫堂的账房和东沙乡的乡公所,一直都没有什么动静,便都笑那些老爷们、大哥们平日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如今也不过虎头蛇尾,银样蜡枪头,奈他们不何。加上周炳又从宝安县城寄了信来,说经过半个月查访,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准备从那里经过广州,再绕道下香山县去找。关夫子是印刷工人出身,文墨深些,就把那封信一个字、一个字地从头到尾给大家念了三遍。大家想念着周炳,纷纷揣测他旅途如何,身体怎样,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等等,把那乡公所发生的大事情都忘记掉了。其实这个时候,周炳已经离开宝安县,坐火车回到了广州。他是半前晌到的。两只脚一踩着广州的泥土,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姐姐、胡杏、何守礼这些人。但是第二个念头又想,应该先去芳村市头后面找他的干妈冼大妈。她是从前沙面洋务女工黄群的表舅母,又是赤卫队员、共产党员冼鉴的堂婶子,说不定能知道冼鉴、冯斗、谭槟这些人的消息。她又是靠收买酒楼茶馆的菜脚下栏度日的,去迟了怕她已经上街,又得耽搁一天工夫。于是他一面想念爹、妈,一面咬紧牙关,从东堤、长堤走到西堤,每经过前年拿枪跟敌人对打过的地方,就站下来悄悄凭吊一番,最后又从西堤坐渡船到了芳村。幸喜冼大妈在家,更可喜的是黄群也在那里。这一位干妈、一位大姐见了周炳,就象隔世相逢的亲骨肉似的,一边一个搂着他,亲亲切切地哭了一场。周炳知道黄群在顺德一间厂子里做缫丝女工,从前省港大罢工时在一起的女工章虾,如今也在那间厂子里干活,都还平安,觉着有些安慰。他也把这两年的经历,一桩桩、一件件地告诉了她俩,特别把自己和麦荣大叔的相见不相亲,把自己和金端同志的合而又离的情况,说得十分仔细。后来大家谈起大罢工时的朋友,那印刷工人古滔,洋务工人洪伟,都没有消息。至于冼鉴、冯斗、谭槟等人,就更加不知下落了。
    到了中午,冼大妈给他俩做了饭吃了,黄群就回顺德去,周炳把行李放下,单身回到河北,再进行打探。他先到西来初地何锦成家里去看他的老妈妈何老太。她都快七十岁了,人还麻利,精神奕奕的。何锦成剩下的孤儿何多多已经四岁,虽是瘦些,也长得满有志气。其余的六个孤儿也长得不错,有些都六、七岁大了,见了周炳,都拉着手叫叔叔。周炳拿了些钱给何老太,帮补他们的伙食,又问何老太,组织上有人来过没有。何老太说有倒有,只是都不留姓名地址,搁下一些伙食钱,抱抱孩子们,就走了。周炳写下自己的地址,叫何老太交给那些送钱来的人,就告辞出来。随后他又到第七甫志公巷黄群的妈妈黄五婶家里,留了自己的地址;最后又到莲花井程仁的家里去看他的老母亲程大妈,和程仁剩下的孤儿、跟何多多一般大小的程德玩了一会儿,同样留下了地址,才走出来。谁知道一只脚才跨出莲花井,还没走到惠爱路,他就十分地想念起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来。这里离他的家很近了,他只要转一个弯儿,再转一个弯儿,只要十分钟,他就可以挨着他的爸爸,靠着他的妈妈吃一个酥脆的杏仁饼,或许再加上一个甜甜的薏米饼。可是不成。那到香山去的轮渡快要开身了。他不能因为要见爹娘一面,却误了这一班船。他必须立刻到香山县石歧镇去。他必须立即把金端、冼鉴、冯斗、谭槟之中不论哪一个找出来。第一赤卫队的好弟兄们在等待着呢!
    他带着一颗隐隐作痛的心回到芳村,给周铁和周杨氏写了一封信,说目前还不能回家看他们,要他们一接到二哥周榕的消息,立刻告诉他。寄完信,他就挽着藤箧,夹着雨伞,告别了冼大妈,踉踉忙忙地搭上了香山轮渡,往石歧镇赶去。这石歧镇是香山县的县城所在,人烟稠密,生意兴隆,满街都是吃的、穿的、玩的、戴的,海产十分丰富,洋货也堆积如山。周炳进了客栈,就连忙四处打听。旅馆、酒店、客栈、“咕喱馆”、酒楼、茶室、粉面馆、熟食摊子、轮渡码头、长途车站、大板车行、转运过傤行,以及药局、钱庄、戏院、神庙,一切医、卜、星、相,人多聚脚的地方,也不管能问的、不能问的。该问的、不该问的,他都去打问过了。除了有一间住着无家可归的单身汉子的咕喱馆,说仿佛记得一个多月以前,曾经有个仿佛叫做谭槟的渔民在那里住过一宿,以后就不知去向以外,其他地方,竟是毫无踪影。这样子,在石歧、前山这些地方混了半个多月,周炳又带着一颗隐隐作痛的、抑郁烦闷的心,回到了第一赤卫队的驻地震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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