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崇焕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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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节文末的注释只是表示：文中的事实全部都有根据，并不是小说。对历史研究没有兴趣的读者们大可略过注释不读。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
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一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①。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②。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免税三年。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严厉惩办贪污。
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④，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
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
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⑽；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⑾？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⑿；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⒀；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⒁。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⒂。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注：应为“翀”字）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Heritage Press,New York.（注：原来全为全角英文字母：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答（注：就为“劄”字）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G.da Gruz,M.de Rade（注：Ｇ．Ｐｅｒｅｉｒａ，Ｇ．ｄａＧｒｕｚ，Ｍ．ｄｅＲａｄｅ）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ed.,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C.R.Boxer,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注：Ａ．Ｐ．Ｎｅｗｔｏｎ，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16ｔｈＧｅｎｔｕｒｙ）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L.J.Gallagher,S.J.t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注：Ｌ．Ｊ．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Ｓ．Ｊ．ｔ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④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p.249.（注：Ｗｏ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ｐ．249．）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注：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注：ｐ．199．）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⑧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⑽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⑾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⑿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党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⒀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瑾（注：应为“殣”字）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⒁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
⒂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以上⑧至⒂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二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
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路。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彩。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
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下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亮了自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絍都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刘絍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刀”。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絍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而胜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完全不懂军事。第二、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连带的军政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训练，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①。
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避免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②。军饷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不肯发饷③。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以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未必就拿来发军饷，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④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⑤，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于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⑥。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①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分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②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③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下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
④“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⑤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⑥大陆考古工作者发掘帝皇坟墓，偏偏拣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为博物馆，称为“地下宫殿”。
三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历史上称为熹宗，年号天启。
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留下的麻烦却极大，明末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众大臣分成两派，纷争不已。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论是对是错，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
熹宗接位时虚岁十六岁，其实不满十五岁，还是个小孩子，他对乳母客氏很依恋。这个客氏很喜欢弄权，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有点古怪的性关系。宫里太监和宫女很多，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大家私下恋爱，然而太监是阉割了性机能的阴阳人，所以这既不是异性恋爱，又不是同性恋，当时称为“对食”，意思说不能同床，只不过相对吃饭，互慰孤寂而已。魏忠贤做了客氏的对食，渐渐掌握了大权。
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锯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艺高明得很。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挥，说道：“别来打扰，你瞧着办去吧。”于是魏忠贤就去瞧着办了，越来越无法无天。
朝里自有一批谄谀无耻之徒去奉承他，到后来，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熹宗是“万岁”，有些官员见了魏忠贤叫“九千岁”，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点儿。到后来，个人崇拜更是大张旗鼓，搞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本来，人死了才入祠堂，可是他“九千岁”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起祠堂，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装身，派武官守祠，百官进祠要对他神像跪拜，那是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
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年轻时和人赌钱，大输特输，欠了赌帐还不出，给人侮辱追讨，实在吃不消了，愤而自己阉割，进宫做了太监。他不识字，但记性很好，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赌棍。当世第一大国的军政大权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
熊廷弼在辽东练兵守城，招抚难民，整肃军纪，修治器械，把局面稳定下来。他所接手的那个烂摊子，给他整顿得有些像样了。满清见对方有了准备，就不敢贸然来攻。但朝里敌对一派的大臣却来跟他过不去，不断上奏章攻击，说他胆小，不敢出战；说他无能，不能尽复失地。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职，听候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
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济灾民，大有功劳。他性格宽仁，办事勤勉，打仗却完全不会。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大喜过望，便领兵来攻。袁应泰率军应战，七万兵大溃。清兵占领沈阳，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再攻辽阳。明兵又大败，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
军事局势糟糕之极，朝廷束手无策，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算是给他平气。可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
王化贞向朝廷吹牛，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不可进攻。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一交锋全军溃没。清兵攻占坚城广宁。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张鹤鸣免职。
到这时为止，明清交锋，已打了三场大仗。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
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个大战役，总兵官都阵亡，副将、参将也大都阵亡。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武器更先进得多，有火器。三个大战役的失败，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缺乏训练，以及主帅战略不当，指挥错误。军务废弛，士气低落，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
以中国之大，为甚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由文官指挥战役。
这个制度的根源，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另有一样好处，太监没有儿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
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六部尚书所下的决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评，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总督”、“巡抚”，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总指挥。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进士不可。要中进士，必须读熟四书五经，书法漂亮，会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考进士，读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带兵、指挥大军，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
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唐伯虎一类身分），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他们三个是文官，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然而文官会带兵，那就是危险人物。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
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杨镐，万历八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
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下，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当然，更艰巨的，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埵大漠，南疆高原，的的确确是威行绝域，震慑四邻。
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分，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清朝的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苏联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啹喀兵，打败了蒙古兵，打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
至于当时和明帝国交战，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兴兵以来，迄此时为止，百战百胜，从未吃过一个败仗。
努尔哈赤幼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识得汉语汉文，喜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一部分当是从这两部小说中得来的。
努尔哈赤自己固然智勇双全，他还有一大批精明骁勇的子侄①，剽悍凶猛的将领，部勒严整的战士。
当时有一句谚语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因为女真人熟习弓马，强悍善战，汉人向来不是他们的敌手。这时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万之众了。
袁崇焕所面对的是这样了不起的大敌，而他却是个书生。他会做诗，字写得很好，文章有气势②，既然中了进士，八股文当然也做得不错，诗云子曰背得很熟。相信他不会射箭，宁远第二次大战时，他自称只是在城头大声呐喊③。
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之时，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绝顶的状态。
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居然把努尔哈赤打死了，打三场大战，胜了三场，袁崇焕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
①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个个是有名的勇将。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
②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盛称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
③《明史》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
四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生于哪一年无法查考。
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①。
他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②，喜欢旅行。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多次落第，每次上北京应试，总是乘机游历，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③。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④。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进士，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十五结束。三月初一廷试。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杨镐于该年二月誓师辽阳，三月间四路丧师。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心情一定很复杂。他那时在京城，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
他中进士后，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天启二年，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才子侯方域的父亲）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
明朝官制，兵部（国防部）尚书（部长）一人，左右侍郎（副部长）各一人，下面分设四个司：武选（武官人事）、职方（军政、军令）、车驾（警备、通讯、马匹）、武库（后勤、训练）。职方司等于现代的总参谋部，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主事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满朝惊惶失措。
清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四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直逼山海关。明军打一仗，败一仗，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谁都不敢说。山海关一失，清兵就长驱而到北京了。
于是北京宣布戒严，进入紧急状态。
可是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传到北京的说法多得很，局势越是不利，谣言越多，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谣言满天飞，谁也无法辨别真假。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大家十分惊讶，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胆识，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但狂气也是十足。若在平时，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罢他的官，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便升他为兵备佥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派他去助守山海关。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雄心勃勃的到国防前线去效力。
他的豪语一定使朝中大官们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从他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去⑤。当时守山海关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另有三千名广东水兵，在袁崇焕之后到达。袁崇焕认为广东步兵勇捷善战，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三千名，其中包括袁崇焕平生所结纳的死士谢尚政、洪安澜等人。他又认为广西狼兵雄于天下，冲锋陷阵，恬不畏死，申请于田州、泗城州、龙英州各调二千名，由他至戚慷慨知名、且善武艺的林翔凤带领。朝廷一一批准⑥。
他到山海关后，作为辽东经略（东北军区总司令）王在晋的下属，初时在关内办事。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很是倚重，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袁崇焕奉命之后，当夜出发，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时到达。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袁崇焕本是书生，这一来，兵将都服了他了。
王在晋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现在有了驻地，相当于宁远、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宁远在最前线，前屯卫稍后。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前屯卫，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没有防御工事，根本无城可守。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
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单是守御山海关，未免太过危险，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只要一仗打败，这个大要塞就失守，敌军便攻到北京。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
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根本不懂军事，眼光短浅，胆子又小，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关太远，逃不回来，那怎么得了？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外围阵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和王在晋争论，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袁崇焕去向首辅叶向高申请，叶也不理。
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意见不蒙采纳，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他做官的方式却大大不对了。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
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不加采纳。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只有六千人逃回。
满清这时在经济上实行奴隶制度，女真人当兵打仗，以抢劫财物为主要工作，认为男子汉耕田种地是耻辱，所以俘虏了汉人和朝鲜人来耕种。汉人、朝鲜人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当时价格是每个精壮汉人约为十八两银子，或换耕牛一头⑦。十三山的十多万汉人被俘虏了去，都成为奴隶，固然受苦不堪，同时更大大增加了满清的经济力量。
那时袁崇焕仍是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
不久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从那时起，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一个蒙古武将，一个广东统帅，都是十分刚硬、十分倔强的脾气。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死，两人仍是在争吵。但在两人的内心，却又一定是互相钦佩。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又知道在抗拒清兵大敌之时，非仰仗对方的力量不可。高明的组织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必要的，亲临前敌、殊死决战的刚勇也是必要的。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战略形势当然大有区别。
宁远现在叫作兴城，有铁路经过，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地滨连山湾，与葫芦岛相距甚近。我真盼望将来总有一日能到兴城去住几天，好好的看看这个地方。
天启三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
本来，孙承宗已派游击祖大寿在宁远筑城，但祖大寿料想明军一定守不住的，只筑了十分之一，敷衍了事。
袁崇焕到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立了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派祖大寿等督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若是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远近视为乐土，人口大增。宁远城一筑成，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
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吞没粮饷，蛮子脾气发作，当即将他杀了。但按照规定，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孙承宗大怒，骂他越权。袁崇焕叩头谢罪。孙承宗也就算了。他后来擅杀毛文龙，在这时可说已伏下了因子。
孙承宗也是个积极进取型的人物，这时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准备对清军发动进攻。孙承宗是教天启皇帝读书的老师，天启对老师很不错，立刻就批准了。但兵部尚书与工部尚书互相商议说：“军饷一足，此人就要妄动了。”所以决定不让他“饷足”，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办法，使孙承宗的战略无法进行。孙承宗于是进行屯田政策，由军士自耕自食，却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天启四年，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广宁即今北镇县，在锦州之北，离满清重镇沈阳已不远了。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但清兵没有应战。袁崇焕一军经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从海道还宁远。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
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偕诸将游海岛》，不说“率诸将”而说“偕诸将”，不说“巡海岛”而说“游海岛”，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不能自由，见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忧愁。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满腔忠愤，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云，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亲逝世，伤心得肠也要断了⑧。
短短三四年之间，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
孙承宗很赏识他，尽力加以提拔。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再升右参政。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委任甚专。
天启五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
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以便于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眼见他和孙承宗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他和手下将领满桂、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
可是好景不常，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无知、无耻、以及无法无天。
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百姓大愤，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
不久，魏忠贤又杀熊廷弼。
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蒙冤入狱，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辽东传》，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窜南逃。《辽东传》第四十八回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可说是当时的“新闻体小说”。
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又要讨好魏忠贤，于是买了一部《辽东传》放在衣袖里，见到熹宗后，把小说拿出来，诬告说：“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嘘自己的功劳，想要免罪。”熹宗信以为真，登时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于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那就叫做“传首九边”，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
文字狱也开始发展。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诽谤”罪名而处斩。
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越多越好。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这样办，魏忠贤自然不喜欢，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这战略之胡涂，真是不可理喻。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非败不可，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失了保障。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的。”高第不听，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
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
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只是下令将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撤退毫无秩序，军民死亡载道，哭声震野，百姓和将士都是气愤难当。
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按照规矩，儿子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下旨不许他回家，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这时袁崇焕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为了慰抚他，升他为按察使。但这样一来，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虽然升官，也决不会开心。
可以想象得到，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他妈”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他是进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愤？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否则被他饱以老拳、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
高第，字登之，万历十七年进士。他考试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军统帅，却是“要地弃之”。
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岘港，弃军四十万，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可以与之“媲美”。
①关于袁崇焕的事迹，如未注明出处，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焕传》所载。
②袁崇焕考举人时，有“秋闱赏月”诗，有句：“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③袁崇焕《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丘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车，强半在外，足迹几遍宇内。”《下第》诗有云：“遇主人宁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从东莞到北京，约八千里。
④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有《话别秦六郎》诗：“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剡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自怜作赋非王粲，戛玉鸣金有少游。”
⑤袁崇焕在《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宣称：“他日战之不力，即斩臣于行军之前，以为轻事者戒。”最后说：“如听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谋定而战，臣有微长也。”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谋定而战”的四字要诀，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臣有微长也。”
⑥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六千名广西兵，一共大约花了二十万两银子。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广东兵要安家、行粮、衣甲、器械等费，每人二十余两。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所以不发安家、兵甲费用，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
⑦详见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
⑧原诗是：“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片云孤月应肠断，桩树凋零又一秋。”
五
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于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兵十三万（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号称二十万。二十三日攻抵宁远。
大敌终于攻来了。
朝廷荒唐，主帅荒谬，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那怎么办？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守城罢，宁远一城孤军，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
在这紧急关头，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决意抗敌。
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写成文告，让将士传阅，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义。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决心死战。
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一概抓住斩首。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但这时还管他甚么上司不上司，职权不职权，“×他妈，顶硬上，几大就几大！”（淞沪之战时，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抗御日军侵略，当时“×他妈，顶硬上”的广东三字经，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因为大家都说：广东兵一骂“×他妈！”就挺枪冲锋，向日军杀去了。）
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①。
二十四日，清兵到达城下。袁崇焕初次见到“辫子兵”的威猛。
清兵都有辫子，在那时，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席卷而东，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李自成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辫子兵来了！”的惊呼，二十万大军就此全军大溃，一败涂地。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大顺”朝终于覆灭。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雄师”的代名词。
袁崇焕并不是比李自成更会打仗，他部下的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但他更加镇定，更加坚决，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真所谓“无欲则刚”，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
他是“×他妈，顶硬上”的英雄。
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其他各省的都有。只因为主帅有“顶硬上”的英锐之气，部属也都跟着他“顶硬上”了。
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而清兵有十三万。向来明清交战，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这次却众寡易势，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果然并不派兵来救。
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宁远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优待，封为大官。”袁崇焕回答说：“你突然领兵来攻，那是甚么道理？锦州与宁远两城，你本来已经占领，又再放弃。我修筑好了来住，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说有二十万兵，未免夸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②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
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刚到达宁远。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及报清兵攻到，袁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泰然自若，全无忧色。过了不久，忽听得一声大炮，声动天地。韩瑗大惊，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袁崇焕笑道：“贼兵来了！”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清兵蔽野而来。城中却声息全无。
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本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③。
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④。
清兵奋勇迫近，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声音轰隆轰隆，势道惊人，撞击了很久，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车里藏了兵士，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们不到。在这危急之时，守军想到了计策，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阶石十分沉重，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压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时候经历很久，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城破在即，满城百姓惊惶得很，都抱怨说：“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
大家正在跋徨无策之时，通判金启宗（注：应为“倧”字）（浙江人）临时想出了几件新式武器，将火药撒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纷纷投到城下去。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万人敌”。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清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城上将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万人敌”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清兵。另有一种“万人敌”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外面围以木框，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泥团不断旋转喷火，烧死敌兵。那位通判在赶制“万人敌”之时，火药碰到火星，不幸被烧死了⑤。
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甚么乐趣？”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人人奋勇，终于堵上了缺口⑥。
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即满洲人称为“牛录额真”的。清兵退去后，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缒到城下，拾到了十余万支箭。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这时点查火药库，火药也用尽了，局面真是危险得很。
敌军解围而去之后，百姓感到安全了，满城大哭，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为甚么要“满城大哭”？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
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对他说：“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已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所谓“约期再战”，只是掩饰面子的话。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
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据我猜想，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觉华岛现在叫做菊花岛，在宁远海外，当时是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寒冬之际，海面结了厚冰，变成了陆地，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结果全军覆没，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这几千名广东海军，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⑦。
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甚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心中十分恼怒。此后伤势一直未愈，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派人去召大福晋（正妃）来，同回沈阳，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叆鸡堡逝世，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⑧。
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打了胜仗之后，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颇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的气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乘舆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韦睿身子瘦弱，但战无不胜，敌军畏之如虎，称为“韦虎”。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只得以“蛮子”姿态来死拚。
①见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
②《清太祖实录》卷十。
③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
④据《胪天颂笔》。
⑤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⑥据梁启超《袁崇焕传》。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与其他资料不符，今不取。
⑦袁崇焕《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航而金复归，再航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借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部·祠庙考》中，记载东莞县有一座敕建忠愍祠，“天启七年，奉敕建，为辽将死事阵策，在教场尾。”陈策不知怎样在辽西牺牲，相信他是袁崇焕从故乡带去的子弟兵之一。天启七年的冬天，袁崇焕已回东莞，这座忠愍祠很可能是他向朝廷申请，由皇帝下敕建造，以纪念他在关外殉国的旧部。
⑧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六
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百官惊惶之极。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人人束手无策，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后来得到捷报，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谢天谢地。
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以王之臣代。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复设辽东巡抚，由袁崇焕升任。但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开始对他提防，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特务干预军事，后果一定极差，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但抗议无效，特务太监非来不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的头衔，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
在这时候，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
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但性格很不同①。满桂是蒙古人，非常的戆直，简直有些傻里傻气。赵率教却十分的机灵精乖，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焕，个个都很喜欢他（在《碧血剑》小说里，当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
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备带兵来援。当时大敌压境，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满桂大大不高兴，不许援兵进城，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等到宁远解围，赵率教想分功。满桂不许，又骂他为甚么自己不来救援，太没有义气。两人为此大吵。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
冲突转移到了袁、满二人之间，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②。
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便依从了。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不接受。朝廷无法，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国防机构办事。
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冲动起来，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坏了大事，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经略的官比巡抚大，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
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之后，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朝廷当然批准，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赐尚方剑。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等于现在的政委；满桂是武将，是部队司令。武将受文官指挥。
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否则二次宁远大战，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
在这时候，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最担心的事，是立了功劳之后，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③。
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野战不利，只有用己之长，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作为主帅，自然深感棘手。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无可奈何的；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更是无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
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有时也有他机灵的一面。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当年冬天，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所以魏忠贤和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刘、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后来宁锦大战，刘应坤在宁远上城督战，纪用在锦州上城督战，都勇敢得很。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也变得忠勇起来。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
①《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明史·赵率教传》：“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②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
③《明史·袁崇焕传》引述他的奏章：“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自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
七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接位。
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①。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这个老将终于死了，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皇太极接位之时，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行的是集体领导制，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生产力相当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②。如向关内侵略，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
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在外交上，朝鲜采取的是“事大（对明）交邻（对日本、满清）”政策。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巩固权位。
明朝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
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时间。
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山海关外四城，纵深约二百里，广约四十里，屯兵六万余人，粮饷全靠关内支给。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主持下，恢复锦州、中屯、大凌河诸城，国防前线向北推展，屯田数千顷，兵士足食。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尽弃锦州诸城，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
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
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明方那时的人口，官方的纪录是六千多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③。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④。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满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一部份，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明方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
清方的长处，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败”，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清方的长处就发挥不出了。持久的缠斗下去，满清势必难以支持。
袁崇焕宁远大捷，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经此一役之后，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宁远城头的大炮，轰碎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⑤。
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给满清所打垮。
满清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⑥。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二十年后，这个三十六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清方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满意足了。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
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以决定对之征讨呢，还是招安⑦。这种夸大的说法，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
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他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书信中将金国（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后来才改为“大清”。⑧）与中国平头并列。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钉子，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格式不合，碍难入奏，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又再退回。皇太极第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
第二年正月（在金国是天聪元年），皇太极再遣前使，致书袁崇焕求和，信中说：“两国所以构兵，在于以前明朝派到辽东的官员认为中国皇帝是在天上，自高自大，欺压弱小部族，我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下面照例列举七大恨，然后提议讲和。讲和要送礼，要求最初缔结和约时中国送给金国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缎百万匹、布千万匹。缔约后两国每年交换礼物，金国送礼：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中国送礼：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两国缔结和约后，就对天发誓，永远信守。
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可见当时满清深感财政困难，对布匹的需要尤其殷切。
大概袁崇焕要奏报朝廷，等候批复，所以隔了两个月金国使者才回去，随同明方使者，带去袁崇焕及李喇嘛的书信各一；猜想朝廷对金方的要求全部拒绝，所以袁崇焕无法作出任何让步，他的回信内容雄辩，文采焕发，说道：过去的纠纷，都是因双方边境小民口舌争竞而起，这些人都已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再要追究是非，也已无法到阴世地府去细查，只盼双方都忘记了吧。你十年苦战，既然为的只是这七件事，现在你的仇敌叶赫等等都早给你灭了。为了你们用兵，辽河两岸死者岂止十人？仳离改嫁的哪里只有老女一人？辽沈界内人民的性命都不能自保，还说甚么财物？你的仇怨早都雪了，早已志得意满。只不过这些极惨极痛之事，我们明朝难以忍受罢了。今后若要修好，那么请问：你如何退出已占去的城池地方？如何送还俘虏去的男女百姓？只有盼你仁明慈惠、敬天爱人而作出决定了。你所要求的财物，以中国物资的丰富，本来不会小气，只是过去没有成例，多取也不合天意，还是请你重行斟酌罢。和谈正在进行，你为甚么又对朝鲜用兵？我们文武官属不免怀疑你言不由衷了。希望你撤兵，以证明你的盛德。
李喇嘛的信中说：袁巡抚是活佛出世，对于是非道理，心下十分分明，这样的好人是不容易遇到的，愿汗与各王子一切都放开了吧，佛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皇太极回信给袁崇焕说：过去的怨仇，当然是算了，否则又何必议和修好？你们的土地人民归我之后，都已安定，这是天意，如果重行归还，那既违反天意，又对不起人民。金国所以要出兵朝鲜，完全是由于朝鲜不对，现在已讲和了。说到“言不由衷”，为甚么你一面说要修好，一面又派哨卒来我方侦察，收纳我方逃亡，部队逼近我边界，修筑城堡？其实是你才“言不由衷”，我国将帅对你也大有怀疑。至于所要求的“初和之礼”，金银等可以减半，缎布只要原来要求的半成。我方也以东珠、人参、狐皮、貂皮等物还赠，表示双方完全公平。既和之后，双方互赠仍如前议。如果同意，希望办得越快越好。
关于来往书信的格式，皇太极提议：“天”字最高，明朝皇帝低“天”一字，金国汗低明朝皇帝一字，明朝诸臣低金国汗一字。
他答复李喇嘛的信中，抱怨明朝皇帝对他的书信从来不加理睬；又说：你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话很对，但为甚么只劝我而不去劝明朝皇帝？如果双方都回头修好，岂不甚善？
后来皇太极又致书袁崇焕，抗议他修筑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防御工事，认为是缺乏和平诚意，并提议划定疆界。
平心而论，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金国也难免气愤。金国的经济要求，虽说是双方互赠，实质上当然是金方大占便宜。金方答应赠送的东珠、人参、貂皮等物，大概最多只能抵过绸缎布匹的价值，明方付出的每年一万两黄金、十万两银子，等于是无偿赠与。那时一两黄金约等于十两银子（明初等于四两，后来金贵银贱），明朝每年以二十万两银子买得一年和平，代价低廉之至。熊廷弼守辽之时，单是他一军每个月的饷银就需十多万两银子。如果有了十年和平，大加整编军队，再出兵挑战，主动与被动的形势就转过来了。
皇太极对于缎布的要求一下子就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五，而且又建议以适当礼物还报，希望和议尽快办理，可见对于缔结和平的确具有极大诚意。他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⑨。此后每发生一次战争，便提一次和平要求。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是在明朝的文官。
明朝的大臣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立刻想到的就是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大家抱着同样的心理：赞成和金人议和，就是大汉奸秦桧。这是当时读书人心中的“条件反射”。
袁崇焕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议和，朝臣都不附和。辽东经略王之臣更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说这种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
其实，明朝当时与宋朝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南宋时，金兵已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全部，议和等于是放弃收复失地。但在明朝天启年间，金人只占领了辽东，辽西的南部在明人手中，暂时议和，影响甚小。
南宋之时，岳飞、韩世忠、刘鑉、张俊、吴璘、吴玠等大将，都是兵精能战，金人后方不稳，形势上利于北伐，议和是失却了恢复的良机。明末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兵，惟一可以依赖的只有西洋大炮。但当时的大炮十分笨重，不易搬动，只能用于守城，不能用于运动战。
对于明朝最重要的是，宋金议和，宋方绝对屈辱，每年片面进贡金帛，并非双方互赠。宋朝皇帝对金称臣⑽。然而皇太极却甘愿低于明朝皇帝一级，只要求比明朝的诸臣高一级。皇太极一再表示，金国不敢与中国并列，只希望地位比察哈尔蒙古人高一等就满足了⑾。他和袁崇焕书信来往，态度上是很明显的谦恭⑿。
可见宋金议和与明金议和两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皇太极明白明人的想法，所以后来索性改了国号，不称金国，而称“大清”，以免引起汉人心理上敌对性的连锁反应⒀。
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但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谈判全无结果。
当时主张和金人议和，非但冒举国之大不韪，而且是冒历史上之大不韪。中国过去受到外族的军事压力而议和，通常总是屈辱性的，汉人对这件事具有先天性的反感，非常方便的就将“议和”、“投降”、“汉奸”三件事联系在一起。
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出名的英主都曾做过。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培养国力，到汉武帝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与突厥议和（那时是他父亲李渊做皇帝，但和议实际上是李世民所决定），等到整顿好军队后才派李靖北伐，大破突厥。不过这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观念的主流。主流思想是：“与侵略本国的外敌议和是投降，是汉奸。”
其实，同是议和，却有性质上的不同，决不能一概而论。基本关键在于：议和是永久性的投降？还是暂时妥协、积极准备而终于大举反攻、得到最后胜利？议和停战只是策略，决不等于投降。然而明末当国的君臣都是庸才，对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大局发展的前途都是茫无所知，既无决战的刚勇，也无等待的韧力。袁崇焕精明正确的战略见解，朝廷中下意识的认为是“汉奸思想”。
袁崇焕当然知道如此力排众议，对于自身非常不利，然而他已将自身安危全然置之度外，只是以大局为重⒁。以他如此刚烈之人，对声名自然非常爱惜，给人骂“汉奸”，那是最痛苦的事。比较起来，死守宁远、抗拒大敌，在他并不算是难事，最多打不过，一死殉国便是，那是心安理得的。但要负担“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名教罪人”的责任，可艰巨得多了。越是不自私的人，越是刚强的人，越是不重视性命而不肯忍受耻辱。越是儒家的书读得多，心中历史感极其深厚的人，越是宝贵自己的名节。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那些慷慨激烈的事迹，如张巡睢阳死守，颜杲卿常山骂贼，袁崇焕做起来并不困难。对于性格柔和的人，当然是委曲求全易而慷慨就义难，在袁崇焕这样的伟烈之士，却是守宁远易而主和议难。主张议和，他必须违反历史传统、违反举国舆论、违反朝廷决策、更违反自己的性格。上下古今，一切都反，连自己都反。
他是个冲动的热情的豪杰，是“宁为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的刚士，是行事不顾一切、“几大就几大”的蛮子，可是他终于决定：“忍辱负重”。
在他那个时代，绝无尊重少数人意见的习惯与风度。连袁崇焕自己在内，都相信“国人皆曰可杀”多半便是“可杀”。那是一个非此即彼、决不容忍异见的时代，是正人君子纷纷牺牲生命而提出正义见解的时代。卑鄙的奸党越是在朝中作威作福，士林中对风骨和节操越是看重。东汉和明末，是中国历史上读书人道德价值最受重视的两个时期。岁寒坚节，冰雪清操，在当时的道德观念中，与“忠”、“孝”具有相同的第一等地位。他很爱交朋友，知交中有不少是清流派的人。如果他终于因主和而为天下士论所不齿，对他将是多么严重的事。
他对金人的和谈并不是公开进行的，因此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抨击，但他当然预料到将来终于要公开，清议和知友的谴责不可避免的会落到头上。
在袁崇焕死后十三年的崇祯十五年，明朝局势已糜烂不可收拾。洪承畴于所统大军全军覆没后投降满清。松山、锦州失守。崇祯便想和满清议和，以便专心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等民军。兵部尚书陈新甲更明白无力两线作战，暗中与皇帝筹划对满清讲和。崇祯和陈新甲不断商议，朝中其他大臣听到了风声，便纷纷上奏，反对和议。崇祯矢口不认，说根本没有议和的事，你们反对甚么？崇祯每次亲笔写手诏给陈新甲，总是郑重警诫：这是天大机密，千万不可泄漏而让群臣知道了。
该年八月，崇祯派亲信又送一道亲笔诏书去给陈新甲，催他尽快设法和满清议和。陈新甲出外办事去了，不在家，那人便将皇帝的密诏留在他书房中的几上而去。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普通的《塘报》（各省派员在京所抄录的一般性上谕与奏章，称为《塘报》），拿出去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这样一来，皇帝暗中在主持和议的事就公开了出来，群臣拿到了证据，登时哗然，立刻上奏章反对。
皇帝再也无法抵赖，恼怒之极，下诏要陈新甲解释，责问他为甚么主张议和，罪大恶极之至。陈新甲的声辩书中引述了不少皇帝手诏中的句子，证明这是出于皇上的圣意。崇祯更失面子，老羞成怒，下旨：陈新甲着即斩决。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亲藩，兵部尚书应负全责。
那时距明朝之亡已不过一年半，局面的恶劣可想而知，但群臣还是坚决反对议和，连皇帝也不得不偷偷和国防部长暗中商量，表面上坚决不肯承认，最后消息泄漏，便杀了国防部长以卸自己责任。从这件事中，可以见到当时对“议和”是如何的忌讳，舆论压力是如何沉重。连崇祯这样狠辣的皇帝，也不敢对群臣承认有议和之意。
袁崇焕却胆敢进行议和。那正是出于曾子所说“只要深信自己的道理对，虽有千万人反对，我还是干了”那种浩然之气⒂。
诸葛亮出师北伐，天下皆称其忠。岳飞苦战抗敌，天下皆知其勇。袁崇焕的功业或许比不上诸葛亮和岳飞，虽然，那也是很难真正比较的，然而他身处嫌疑之地而行举世嫌疑之事，这种精神上的痛苦负担，诸葛亮和岳飞却幸而不必经受。
袁崇焕有一句诗：“心苦后人知”。当真是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他明知不能得到当时的谅解，只盼望自己这番苦心孤诣能为后人所知。当我写到这一段文字时，想到他的耿耿之怀，悠悠之心，忍不住又感到了剧烈的心酸，感到了他英雄性格中巨大的悲壮美，深刻的凄怆意。
正确的战略决策无法执行，朝政越来越腐败，在魏忠贤笼罩一切的邪恶势力下做官，天天都可以送掉了性命。关外酷寒的天气，生长于亚热带的广东人实在感到很难抵受。在这期间，袁崇焕从广东招募来的人员中有人要回故乡去了，临别时问他：你留在这里继续担当艰危呢，还是回乡以求平安？他写了一首诗回答：我和你曾同生共死，我的内心你还不明白吗？又何必问安危去留？我在这里奋不顾身，本来不是为了富贵。故乡的亲友们如果问起，请你转告：边界还没有平靖，我只有感到惭愧，当然要继续干下去⒃。
袁崇焕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大哥崇灿当他在关外时在故乡逝世。三弟崇煜随着他在军中办事，后来也告辞回乡。袁崇焕从宁远送他到山海关而分手，写了两首诗给他，说：边疆需要人守御，升平还没有得到，我早已决心报国，安危去留的问题不必提了⒄。
①皇太极在西方人的书中写作Abahai（注：Ａｂａｈａｉ），法国学者格奥赛（René Grousset）（注：ＲｅｎéＧｒｏｕｓｓｅｔ）在《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辉煌》一书中有“一六四四年的大变”一章，其中说：“皇太极是蛮人中的一个天才，他把本族人民的军事才能，和对文明生活的天生理解相结合起来。”
②清《太宗实录卷三》：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于是诸臣入奏曰：盗贼若不按律严惩，恐不能止息。上恻然，谕曰：今岁国中因年饥乏食，致民不得已而为盗耳。缉获者，鞭而释之可也。遂下令，是岁谳狱，姑从宽典。仍大发帑金，散赈饥民。”他宽待因饥饿而为盗的百姓，与崇祯督促部将“限期破贼、杀贼立功”的政策恰正相反。
③何柄棣：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注：ＴｈｅＬａｄｄｅｒ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1368—1911）一书中，认为明初人口六千五百万，到明末时已涨了一倍以上。
④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一文中，根据朝鲜《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的资料，认为一六二一年时，努尔哈赤的兵数二十万，再加上妇女老少，“全人数当在四、五十万左右。”
⑤《天聪实录稿》元年三月初二日，“秀才岳起鸾曰：我国宜与明朝讲和。若不讲和，则我国人民死散殆尽。”《明清史料》甲编，天聪二年八月“事局未定”奏疏：“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东华录》载天聪三年八月戊辰，“大臣同谋倡逃”。《明清史料》乙编载，崇祯二年二月二十一，袁崇焕塘报：“一日之内，降者竟前后接踵而至。”
⑥“七大恨”：一、明朝杀害金人的二祖；二、袒护金人的仇敌哈达；三、越界出兵，助金人的世仇叶赫抗金；四、明人越界，金人根据誓约杀了，明朝勒索金方交出十人来杀死，以资报复；五、明朝造成老女改嫁；六、移置界碑，抢夺金国的人参、貂皮；七、听信叶赫，写信来辱骂侮慢。
⑦“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见《两朝从信录》。
⑧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史书上称为“后金”，以与宋朝时的“金”有所分别。到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才改为“大清”。所以本文中的满清，其实都应称“金”。“满洲”的名称，也要到改了“大清”的国号之后才出现，以前称“建州”或“女真”。多数学者认为，“满洲”是文殊菩萨的“文殊、曼殊”的音转。为了便于读者，本文中不将“金、清”“建洲、满洲”等称呼根据历史年代而作分别。
⑨《太宗实录稿》：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责骂主张出兵南攻之人：“天予我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⑽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杀岳飞。十二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赵构向金国上表称臣，表中说：“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日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⑾《太宗实录》卷十二，天聪六年六月，皇太极致书大同守将求和，信中说：“和事既成，自当逊尔大国，尔等亦视我居察哈尔之上可也。”
⑿皇太极来信的开头是（根据原信）：“汗致书袁老先生大人”。（后来乾隆时修订《太宗实录》觉得语气太卑，才改为《皇帝致书袁巡抚》，但当时皇太极未称帝，决不可能有“皇帝”的称呼。）袁崇焕书信的开头是：“辽东提督部院，致书于汗帐下：再辱书教，知汗渐欲恭顺天朝，息兵戈以休养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鉴之，将来所以佑汗而昌大之者，尚无量也。”
⒀后来皇太极在写给祖大寿的信中（那时袁崇焕已死），曾说：“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然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此一时，天时人心，各有不同。尔大国岂无智慧之时流，何不能因时制宜乎？”其实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一直自认是金的子孙，他为了求和，连祖宗也不认了。
⒁他后来在写给崇祯的奏章中说：“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所以他的知己程本直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唯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唯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怕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所谓“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就是与金人议和。
⒂《孟子·公孙丑》：“昔者曾子谓子襄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⒃袁崇焕《边中送别》：“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⒄袁崇焕《山海关送季弟南还》：“公车犹记昔年情，万里从我塞上征。牧圉此时犹捍御，驰驱何日慰升平？由来友爱钟吾辈，肯把须眉负此生？去住安危俱莫问，燕然曾勒古人名。”“弟兄于汝倍关情，此日临歧感慨生。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才堪逐电三驱捷，身上飞鹏一羽轻。行矣乡邦重努力，莫耽疏懒堕时名。”其中“磊落丈夫谁好剑？牢骚男子尔能兵”两句，写出了他两兄弟豪迈的性格，就诗而论，也是豪迈的好诗。
八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有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是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③。
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诸同年中，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复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④。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⑥，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
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②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③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决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
④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祇承。该部知道。”
⑤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⑥袁崇焕《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
九
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他初做皇帝时，爱和小太监捉迷藏），做了几年木工（不是做皇帝），天启七年八月，在二十三岁上死了。
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怀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所以没有儿子。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后逼得他自杀。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逆党”，或杀头，或充军，或免职，人心大快，在“宁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天启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再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辖的军区，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河北）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成为抗清总司令。不过蓟州、天津、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
明末军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以木学士兼任，宰相出外带兵，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抚；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不是大学士，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
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
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和袁同科中进士，陈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陈两人同乡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寻常。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
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画家赵蔼夫画了一幅画，图中一帆远行，岸上有妇女三人、小孩一人相送。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肤公雅奏”，“肤公”即“肤功”，祝贺他“克奏肤功”的意思。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这幅画本来有上款，后来袁崇焕被处死，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转，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图目前是在香港。
“肤公雅奏图”上的题诗，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燕然勒石，麟阁题名等等。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谈锋”、“高谈”、“笑谈”①。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
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有几个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素书的典故，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随即退隐，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中，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功成身退”，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②。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③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官左安门④。
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暂退少憩。
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道：“我这样说，是想要宽慰皇上。”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明白皇帝的个性，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许誉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岂可随便奏对？到五年期满，那时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袁崇焕一听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
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恢复全辽，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就随口安慰。
过了一会，皇帝又出来。袁崇焕于是又奏道：“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日夜忧心，臣又怎敢说难？这五年之中，必须事事应手，首先是钱粮。”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必须着力措办，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
袁崇焕又请器械，说：“建州准备充分，器械犀利，马匹壮健，久经训练。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也须精利。”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办。”
袁崇焕又奏：“五年之中，变化很大。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不应当任用的，不可随便派下来。”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
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有余的，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
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⑤：“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长期熏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为攻。但他担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可不行。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是罕见。但不幸得很，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一句句无不料中，终于被处极刑。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书中言辞亲切无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其间的分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更令后人深深叹息。
①陈子壮：“曾闻缓带高谈日，黄石兵筹在握奇。”梁国栋：“笑倚戎车克壮猷，关前氛祲仗谁收？忻看化日回春日，再上邢州护锦州。”傅于亮：“天山自昔凭三箭，辽左而今仗一夫。秉钺纷纷论制胜，笑谈尊俎似君无？”邓桢：“冠加荐角峨应甚，赐有龙文许自专（指尚方剑）。借箸独当天下计，折冲随运掌中权。”邝瑞露：“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帐夜悬南海月，谈锋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怜天下士，高歌谁是眼中人？”邝瑞露即邝湛若，广东名士，南海人，后助守广州，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
②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游仙黄石空余愿”。自注：“袁再起督师，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赤松为言，疑有所讽，惜袁不悟。”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袁崇焕根本没有机会“功成”，自然谈不上“身退”。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即使是功成了，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势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③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④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根据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癗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
⑤《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十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甚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
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高兴。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吝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
“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①，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
“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哪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是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②。
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
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④。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⑤。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⑥。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⑦。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⑧。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经济、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议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
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形，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和“英主”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
①《明史·钱龙锡传》：“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钱龙锡这话也是胡说八道，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
②《烈皇小识》：“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
③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④《明清史料》丙编，皇太极谕诸将士：“尔诸将士临阵，各自奋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纵得些破坏衣物，尚不能资一年之用。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非与我国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⑤《天聪实录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贵国断市，不过以我国无衣，因欲困我。我与贵国未市之前，岂曾赤身裸体耶？即飞禽走兽，亦自各有羽毛……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素。”
⑥《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
⑦崇祯五年，宣府巡抚沈棨和清军立约互不侵犯，崇祯便把兵部尚书熊明遇革职查办，沈棨下狱。此后他更下旨给守边的官员，任何人不得与満清有片纸只字的交通。
⑧《明史·食货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
十一
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从“请发内帑事件”开始。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憎恨，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憎恨之外还会恐惧。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和皇太极谈和。这“不敢”两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来和你算帐”的心理因素。
该年闰四月，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那是从一品，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到了下个月，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那是己巳年。早了一百八十年（一四四九），同样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蒙古人掳去，于谦击退外敌，安定了国家。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于做总督，袁做督师，地位相等①。两人后来都被皇帝处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杭铁头”之称，然而那是与性格柔和的苏州人“苏空头”相对而言，很少去当兵打仗的。戚继光率领来平定倭寇、守御北边，后来在戚死后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东义乌一带的人。
毛文龙所以投军，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毛文龙喜欢下围棋，常通宵下棋，爱说：“杀得北斗归南。”捧他场的人，说他的棋友中有一个道人，从围棋中传授了他兵法。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毛文龙的棋力一定相当低，因为他的兵法实在并不高明。又有一个传说：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于庙（于谦的庙，在杭州与岳庙并称）里祈梦，梦到于谦写了十六个字给他：“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好个田横，无人作伴。”这十六个字后来果然“应验”了：韩信二十七岁为大将，毛文龙为大将时五十二岁；田横在岛上自杀时，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龙在岛上被杀，死的只他一人。这当然是好事之徒事后捏造出来的。于谦见识何等超卓，又怎会将他这个无聊同乡去和韩信、田横相比？
毛文龙到北京后，得他舅舅推荐，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后来在袁应泰、王化贞两人手下，升到了大约相当于团长的职位。他的功绩主要是造火药超额完成任务和练兵，可见此人是一个能干的后勤人员。辽东失陷后，他带了一批部队，在沿海各岛和辽东、朝鲜边区混来混去，打打游击。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鲜，招纳辽东溃散下来的中国败兵和难民，势力渐渐扩充，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带领了九十八人，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②，俘虏了清军守将。这是明军打败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贞大为高兴，极力推荐，升他的官，驻在镇江城。但不久清兵大军反攻，镇江城就失去了。毛文龙将根据地迁到朝鲜的皮岛，自己仍在辽东朝鲜边区打游击。
皮岛在鸭绿江口，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③。当时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喧宾夺主，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皮岛横约八十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渐盛。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
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只有毛文龙一军，所以他名气相当大。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努尔哈赤可擒，辽地可复。他这道奏章，当然只有书法上的价值，但由此也可见到一般朝臣对毛文龙的观感。毛文龙不断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毛帅”，不叫名字。
天启四年五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攻入满清东部，被守将击败，全军覆没；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两次都丧师败归。毛文龙打仗是不行的，可是连年袭击满清腹地，不失为有牵制作用。那时候明军一见清兵就望风而遁，毛文龙胆敢主动出击，应当说勇气可嘉。
天启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鲜，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毛文龙大败，逃上了皮岛。
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虽然屡战屡败，却也能屡败屡战。上了皮岛之后，有了大海的阻隔，清军没有水师，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纪，很快就腐化起来④。
他开始发挥后勤才能，在皮岛大做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税，那便是海上买路钱，派人去辽东和朝鲜挖人参。一方面向朝廷要粮要饷，又向朝鲜要粮食，理由是帮朝鲜抵抗清兵，要收保护费。朝鲜也只得时时运粮给他。他升官发财之后，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战马三千余匹，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作为皮岛的外围，宁锦大战之时，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击清兵后方作牵制。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但因管他不着，无可奈何。
天启年间，毛文龙不断以大量贿赂送给魏忠贤和其他太监、大臣，对朝中当权派的公共关系做得极好。天启五年，御史麦之令弹劾毛文龙，认为他无用，辽东军务不能依靠他。魏忠贤极力袒毛，说麦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将他杀了。这样一来，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东林党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龙。
崇祯接位后，毛文龙作风不改。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要派人去核数查帐。毛文龙多方推托，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
袁崇焕的新任命，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朝中于是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全部调去宁远。这些主张，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
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要杀毛文龙。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袁在北京时，也曾和钱龙锡商议过杀毛的事，当时袁对钱龙锡说，要恢复辽东，必须从整肃东江镇的军纪开始。
袁崇焕决心要解决这件事。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离宁远，去和毛文龙会谈，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相会，这小岛叫做岛山⑤。从宁远经渤海到旅顺，和从皮岛经黄海到旅顺，海程大致相等，所以旅顺是一个中间地点，也可说是中立地带。那时毛文龙对袁崇焕已心存疑忌，如邀他到宁远相会，他是不肯来的。袁崇焕如去皮岛，却又是身入险地。
袁崇焕除座船外，带船三十八艘，出发前先试放西洋大炮，射程远的五六里，近的三四里。二十六日到双岛，登州的军官带了兵船四十八艘来会。二十七日到岛山停泊，旅顺的军官前来参见。袁崇焕带众将上山，到龙王庙去拜龙王，对众将训话：“本朝开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诸君起初在鄱阳湖、采石矶大战，后来一直打到漠北，水战固然胜，马步战也胜，才能驱逐胡元，统一中国。现在你们的水师只能以红船在水上自守，满清鞑子不下海，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他的抱负是要将水师训练成为海军陆战队。
六月初一，毛文龙率领将士到达岛山，与袁互相交拜。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在船中吃过，袁崇焕和他谈话，说道：“辽东海外，只有我和贵镇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能成功。我历险来此，旨在商议进取。军国大事，在此一举。我有一个良方，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初二袁崇焕上岛，犒赏毛的部属，和毛又密谈到三更。初三日又再谈，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连谈三日三夜，毛文龙始终不同意，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劝他辞职回乡。毛文龙说：“辞职回乡这件事，我一直是在盼望的。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解决了满洲之后，可顺势袭取朝鲜了。”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更是不满⑥。酒散后，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五更方毕。通宵部署，要杀毛文龙了。
初四日，袁崇焕犒赏毛部兵将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军官每名三五两不等，兵每名数钱，又将带来的饷银十万两交卸。同时和毛划分职权，此后旅顺以东由毛指挥，旅顺以西由袁指挥。毛文龙收到大笔银子，对指挥权的区划又十分满意，减少了提防警惕。
初五日，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相见后，袁崇焕说：“我明天要回宁远了。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请受我一拜。”说着下拜，毛文龙跪下还礼。大家上山后，袁的亲信参将谢尚政指挥各营士兵布成一个大围。毛文龙和随从官员百余名在围内，将毛部兵丁都隔在围外。
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居然大多数姓毛。袁崇焕觉得奇怪。毛文龙说：“他们都是我的义孙。”⑦袁崇焕笑了起来，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你们在海外辛苦，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想起来令人痛心。请大家受我一拜，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以后大家不必担心没有粮饷。”当即下拜。众将磕头答礼，甚是感动。
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不客气了，斥责道：“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说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岸，也还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你目中没有本部院，那也罢了。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命人除下他衣冠，绑了起来。毛文龙的态度仍是十分倔强，自称无罪有功。
袁崇焕厉声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瞧我不起。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人。你说没有罪么？你犯了十二大罪，我数给你听：“一、明朝的制度，大将在外，必由文臣监督，你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肯受核。二、杀戮降人难民，谎报冒功，说杀的是清兵。三、宣称如果南下，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四、每岁饷银数十万，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侵盗军粮。五、在皮岛开马市，擅自与外国贸易。六、部将数千名都冒称姓毛，擅自封官。七、败退时剽掠商船。八、你自己强抢良家妇女，部下效尤。九、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不肯去的就不发粮食，让他们大批在岛上饿死。十、将大量金银送去京师贿赂，拜魏忠贤为义父，在岛上替魏忠贤塑像。十一、铁山一仗，大败丧师，却报称有功。十二、设立军区已达八年，不能恢复寸土，观望养敌。”
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毛文龙魂不附体，只有叩头求饶。
袁崇焕问毛的部将：“毛文龙该斩么？”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有人说毛文龙这些年来虽无功劳，但也辛苦出力。袁崇焕叱道：“毛文龙本来只不过是个寻常百姓，现今官居极品，满门封荫，已足够酬答他的辛劳了，为甚么他还这样悖逆？”
于是向着北京叩头，宣称：“臣今天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诸将中若有行为如毛文龙的，也一概处决。臣如不能成功，请皇上也像诛毛文龙一样的处决臣！”请出尚方剑来，命旗牌官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向毛文龙部属谕示：“只诛毛文龙一人，其余各人一概无罪。”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次日开吊拜奠，说：“昨日斩你，是为了朝廷大法。今日祭你，是为了僚友私情。”
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派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副将陈继盛等四人分领，犒赏军士，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回宁远后上奏禀报，最后说：毛文龙是大将，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臣犯了死罪，谨候皇上惩处。
崇祯得讯，大吃一惊，非常不以为然。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安袁崇焕之心。
袁崇焕担心毛文龙的部下生变，奏请增加饷银。但查核部队实数，兵员比毛文龙虚报时少得多了。崇祯见兵员少了，饷银反增，颇为怀疑，但都一一批准。以崇祯这样刚强的性格，这时迫于形势而不敢得罪袁崇焕，实已深深伏下了杀机。
毛文龙在皮岛，俨然是独立为王的模样，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滥杀难民冒功、侵吞军粮、军纪不肃，的确有罪。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明朝赐尚方剑给主帅，用意是给主帅以绝对权威，部将如不听指挥，立即可以诛杀。然而毛文龙的罪行都非紧急，也不是反叛作乱。何况毛文龙也是受赐尚方剑的。
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
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不能恢复寸土，只能说他无能，却非有罪，要打败清兵，恢复失地，谈何容易？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更难以加他罪名。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
毛文龙死后，部将心中不服，颇有逐渐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投降满清，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后来都封王。清初四大降王，除吴三桂外，其余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⑧。
对于“杀毛事件”，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
我也觉得袁崇焕这件事做得不对，过分的横蛮。将毛文龙逮捕，押解北京，交由皇帝去处置，才是合理的方式。当时小说盛行，有人做了小说来称誉毛文龙。一部是四十回的《辽海丹忠录》，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大捧向乡毛帅。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铁冠图》（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以毛文龙为主角。
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杀毛事件”抨击甚烈。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明季北略》甚至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却又是过分的批评了。
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其次，文人带兵，一定熟读孙子兵法，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对于“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军法观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如不整饬军纪，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还是忍不住要杀毛，推想起来，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最后，毛文龙接近魏忠贤，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其中也难免有些党派成见。
①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晗：《明代的军兵》。
②即今辽宁省安东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③皮岛在朝鲜写作椴岛。这个“椴”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Ｐｉ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
④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
⑤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天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
⑥《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⑦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⑧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梱（注：原字实在是打不 出来，应该在“困”字部首下加一走之儿，俗称走之底。原处处理为空）为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十二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循环①。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②。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③。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征战本非所长④，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众寡不敌，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⑤。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
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
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⑥。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
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
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冲突而西，从城上望下来，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但炮术奇差，炮弹打入满桂军中，杀伤了不少士卒。
主战场是在广渠门。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⑧。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
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门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奋勇抗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坚。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因为碰运气而打胜，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即使败了一仗，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和清兵决战。
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主张立刻攻城。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不肯攻城，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
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明军胜少败多。在京城外决战，在明方是太过冒险，万一（其实不是万一，而是极有可能）袁军溃败，甚至全军覆没，北京立刻失陷，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作为赌注。但多过得一天，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焚烧清兵粮草，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简单说来，就是“坚壁清野”。
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在京城抗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
时间一久，清军身在险地，军心必然动摇，困在北京郊外，进是进不得，退又退不了，变成了瓮中之鳖。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只待援军云集，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两军交战，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但眼见必胜，兵将都想立功，自然不会一触即溃。三个月、四个月的打下来，清兵非覆没不可。
在这其间，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沈阳。清兵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虚。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取得辽沈后，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清兵哪里还有斗志？
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立刻就会全军急退，冲出长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军尚未合围，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但西路沿途追击，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
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我以逸待劳；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应当持重不战，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便乘机进击⑨。这些求之不得的良机，突然之间都出现了。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以他的大才，当然能善于利用，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一面扼守坚城，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经此役后，德军就此一蹶不振。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基本原则也不过是“守坚城，抄后路，聚歼之”九字而已。
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毫无韧力的青年，那时还没满十九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和敌兵十余万决战，难求必胜。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甚么居心？想篡位么？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甚么密谋？你为甚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敌军兵临城下，又惊又怕之际，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
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另有侯世禄部一军，两路部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如派去和清兵交锋，一战即溃，反而扰乱全军军心，影响京师城防。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如果给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以作蓟州的后应，目的是牵制清军，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京营”，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精锐之极，可是这时久未训练，早已无用⑽，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
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更加忧虑重重。总之，他见清兵来攻，已吓得魂飞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军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所发生的作用，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听信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实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合群的动物（如老鼠）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甚、达海等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得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不见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⑾。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⑿。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
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
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祯当敌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寿骑在马上，等他过来。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了信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
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⒀。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当时北京人私下说，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被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是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①《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奏：“今各边兵饷，历过未给二百余万。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共哗，一番发给，一番逮治。哗则饷，不哗则不得饷。去年之宁远，今年之遵化，谓哗不由饷乎？近各镇多以哗矣。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
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C.P.Fitzgerald:China,A Short Cultural History（注：Ｃ．Ｐ．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Ｃｈｉｎａ，ＡＳｈｏ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中国文化简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见P.463-464（注：Ｐ．463－464）。
③Arnold Toynbee:A Study of History（注：ＡｒｎｏｌｄＴｏｙｎｂｅ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历史研究）的引论中说：“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时间过去，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
④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注：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ａ）（中国问题）：“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
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⑥《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猗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⑧《清史稿·阿巴泰传》。
⑨《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⑽《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书张风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⑾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
⑿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
⒀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十三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
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①。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②。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
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
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
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③。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 （打不出来，左右结构，左边“火”，右边“广”）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
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注：上下结构，上面一个“范”，下面一个“土”）等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
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
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④。
“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
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⑤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⑥。
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
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⑦。
程本直、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焕的死法，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失却了理性之后，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在他周围，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邪恶的火焰、狂暴的火焰。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都是猛烈地闪亮的。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副将何可纲不降，被杀。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但一到锦州，立即就守城，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锦州、攻宁远，都无功而退。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大军再围锦州，整整围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祖大寿粮尽援绝，又再投降。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大概是学了《三国演义》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宗旨，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比之满桂、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等人，祖大寿有所不如，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满清开始自行铸炮。辽东将士都说：“袁督师这样忠勇，还不能免，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⑧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⑨。
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⑽。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⑾。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①钱家修《白冤疏》：“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其中又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祯批答：“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②袁崇焕下狱后，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请求赐讠盒抚恤。崇祯不准，说毛之死是“罪有应得”，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见程本直：《漩声》。
③程本直《白冤疏》中说：“总之，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听闻，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最后说：“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④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⑤见《明季北略》。
⑥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说：“遂磔崇焕于市……天下冤之。”朝鲜《仁祖实录》八年二月丁丑载：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耳语”，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这样的国家机密，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故意让他听到？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此必行间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后，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见朝鲜《英宗实录》六年十一月辛未，即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
⑦民国五年，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他佩服袁崇焕，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孙，叫做余淇。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
⑧杨士聪《五堂荟记》卷二：“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⑨《明清史料》丙编，辽将自称“在此立功何用”，故“北去胡”而投降满清，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南朝主昏臣奸，陷害忠良。”
⑽程本直《漩声》：“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
⑾程本直《漩声》中引袁崇焕的话说：“子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十四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朝来①。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
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
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
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②。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
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③。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
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跋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皇帝是不能辞职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④。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
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⑤。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
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
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杀机就已经伏下了。以后他请内帑、主和议、杀毛文龙，悲剧一步步的展开，杀机一层层的加深，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在这悲剧的高潮中，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袁部苦战得胜，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是第二个波浪；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终于，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至于后来的凌迟，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⑥了。
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用别的借口来杀了他的。
我们想象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⑦……
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骑在马上的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女的分给兵将淫乐⑧……
在陕西，灾荒正在大流行。树皮草根都吃完了，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呼叫：“爸爸，妈妈！”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到第二天，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但如带回家去，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⑨……
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只有怪天。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这时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下油锅也不管了，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有气无力的咒骂，终于倒在地下，再也起不来⑽……
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①见余大成《剖肝录》。
②《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崇祯死后，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有毅宗、庄烈帝、怀帝、愍帝、思宗等谥。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谥，《逸周书》的谥法解中说：“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即“眚”，灾害的意思）兆民曰思，追悔前过曰思，外内思索曰思。”
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所说的悼乱伤时，疾世哀岁，逢尤遭厄，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祯写这《九思》二字时，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九思》。
③崇祯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这道遗诏，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
④“君非甚閛（注：就为“闇”，外框是“门”字头），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⑤梁启超在《袁崇焕传》的题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词，传中说：广东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倡明唯心论，成为王阳明的先驱，而“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只有袁崇焕一人。（其实，他即使不提到孙中山先生，也应当提洪秀全。）又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他认为白起、韩信、斛律光、岳飞四人被谗而死，虽令人感叹，但于国家存亡无关，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
李济深《重修明督师袁崇焕词墓碑》：“论明清间事者，佥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史笔只今重论定，好申正气息群纷。”注云：“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证明袁如不死，满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关之重，有同岳飞于宋。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
⑥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anti-climax）（注：ａｎｔｉ－ｃｌｉｍａｘ），通常译作“反高潮”，似不甚贴切。
⑦《清史列传》卷三：“岳托（满清大将，代善之子，皇太极的侄儿）曰：辽东以久不降，故诛之。杀永平人，乃贝勒阿敏所为……六年正月，（岳托）奏言：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复屠永平、滦州汉人。”
⑧满清每次出兵，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碧血剑》中提到的那一次）“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太宗实录》卷六：“上因问达海（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等：‘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对曰：‘此行俘获人口，较前甚多！’上曰：‘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
⑨《陕西通志》，崇祯二年马懋才《备陈灾变疏》：“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
⑽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祯间有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非人民痛苦至极者，宁忍出此？”
清远附言：本文内容太长（近八万字），如果不是真的想了解更多故事背景的话是不大会看的，而看也可能多数仅会大致了解一下。您所看到的这个是来自《碧血剑》中的电子版本，我只跳着快速过了一遍，做了校正其中少数乱码、与原文不符的段落编排方式、漏掉的大段落间的空行，以及一些有的连ＧＢＫ字库中都没有的字等。能如此做，主要是得宜于原始版本的质量挺好（就我所了解的。而若是要从头到尾甚至还对着书来过一遍，则太耗时费力了），我也可以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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